入学初
郑州大学是五十年代新中国新建的第一所综合大学，校名是郭沫若的字，不知是题的，还是集的。我平生先后受惠于三所大学，一是郑州大学，二是暨南大学，三是人民大学，三校都是哺育我、栽培我的地方，高山流水，终身难忘。
我们上学时，郑大在现在的老校区，东距火车站不远，主校门坐西朝东，教学区与生活区加起来同人民大学差不多。当时全校只有十来个教学科研单位，文科是中文系、历史系、政治系、外语系，理科是数学系、物理学、化学系，另有面向全校的体育教研室、思政教研室。文科除外语系均在文科楼一带，理科以及外语系、公共教研室在东门一带的理科区，包括办公楼。金水河穿过校园，蜿蜒的河道把文科区隔成一个独立单元。我们入学时，文科区只有一座灰色四层的文科楼，楼前楼后迹近原生态，土路、土坡、土堆，杂草、野草、荒草。文科楼西南有文科食堂，背面是学校北门，门很小，仅过人和自行车。文科楼前有一片小树林，据说还埋着武斗时死亡的红卫兵。文科楼有办公室、教研室、资料室、阅览室等。前三年，我们也在文科楼生活、上课、自习，直到文科楼前新起两座学生宿舍楼，东边男生，西边女生，我们才从文科楼搬出来，住进去。
中文系“七七级”约一百六十多人，分为四个班，每班四十来人。当年各班都有自己的教室，上课、自习、班里活动都在自己的教室。入学时，我们班三十来个男生住在文科楼上一间大教室，晚上十点来钟熄灯，有人回来晚了，不小心就会影响大家。偏巧有位同学，每晚都到十二点回来，把脸盆、牙缸等弄得叮咣乱响，还旁若无人高声讲话，大家也都忍着。过了一学期，男生又从楼上“单间”搬到一楼，分住南北两间门对门的宿舍。大四搬进新起的宿舍楼，每间宿舍四个上下铺，可住八人，一般只住七人，留一个空位放大家的物品。如果没有记错，文科楼是办公楼，只有卫生间，没有专门的洗漱空间，刷牙洗脸、饭后洗碗、平时洗衣服等，都用厕所的水池。住进新楼后，条件改善，今非昔比。
在文科楼时，临近班级的宿舍非常活跃，高谈阔论，激烈争辩。毕业时，全年级有四位同学考上研究生，他们班就占三个，一个在北京广播学院，后来还成为甘惜分的博士生（退休前是广电部一个协会的秘书长），于是我们又成为人民大学的博士同学。一个考上华中师范学院即现在华中师范大学，成为语言学家邢福义的弟子，毕业后留校，一步步做到文学院院长、副校长、教育部司长、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等。第三个在中山大学，毕业留校，成为古典文学专家。我们班有一位女生考入华南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后去美国读博士，在大洋彼岸安家落户。当年考研同今天完全不可比。一方面，本科生已是千磨万击，百里挑一，本领也足够适应各方对人才的需要，我们几位同学毕业不久都成为省委书记一把手的秘书。所以，如果不是对治学有浓厚兴趣，很少有人还想继续攻读。说实话，毕业时我甚至都不知道研究生是干什么的。另一方面，第一批研究生导师都是各学科的泰山北斗，如新闻学的甘惜分、方汉奇、王中，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三五年间考上的那批研究生，八十年代大多成为各学科的风云人物，后来更是后继学人的代表人物，如新闻学的童兵、刘建明、郑保卫、李良荣、郭镇之、尹韵公、孙旭培、陈力丹，等等。
无论是否继续深造，“七七级”同学藏龙卧虎，都无愧十年积攒的人才。我们班的潘知常八十年代就已在学界“扬名立万”，耿占春更在诗歌与诗学领域独领风骚。2011年12月12日，为了纪念“七七级”毕业三十年，《郑州日报》做了一期专刊，其中有一篇采访了我们年级的政治辅导员王映海老师：
“‘七七级’毕业生是特殊的一代大学生，是我教学生涯中遇到的学习最刻苦、钻研业务最精心、自我约束力最强的一代人。”提起“七七级”，原郑州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党支部书记、政治辅导员王映海异常感慨。
“这批学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我至今都记得这一批特殊的学生，在他们身上，有着时代的烙印。”回忆当年，王映海的记忆依然清晰，“当年同批进入郑大中文系的学生有161名，而他们中，只有五六个人是十七八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剩下的都是30来岁的年轻人，他们中，有知青、有解放军、有在职干部，也有工厂职工。当时，学校的教学条件和生活环境都非常艰苦，破旧的教学楼冬冷夏热，大宿舍一间屋子30个人挤着住，可对此学生从来没有一句埋怨，因为他们的心思，都牢牢地放在学习上。”
入学初，有一次全年级开会，老师说马上还要进行一次作文考试，不及格将退回，把我们弄得七上八下。后来听说只是为了摸底，以便于写作课的教学。不过，我们班有位女生倒真被退回了，原因不在于摸底考试而在于违反规定，“走后门”，被查出。入学后军训，她是军人，还被推举为副班长，人很漂亮，光彩照人，穿着令人艳羡的军装，还是四个兜，更显神采奕奕，听说是某部首长的儿媳妇儿。一个学期后，开学时没有见到她，大家窃窃私语，才知怎么回事儿。
“七七级”年龄符合正态分布，即两头小，中间大。中间的大头，处于现在大学毕业至硕士毕业的年纪，约二十二岁至二十五岁。“低龄”一头在二十岁以下，最小的一位十六岁，河南大学教授的千金，毕业后进入光明日报社。我们年级有两位同学入职《光明日报》，最后都做到中层领导，而同为“七七级”的重点大学同学往往成为社领导，这也是重点大学与一般大学的差距。我们班三个小字辈都是十八九岁，有一阵儿，三人心血来潮一起剃了光头。2019年我给本科授课，学期中间一位女生也剃了光头，让我不由想起这段往事。全年级的“大龄”一头多为“文革”初的老三届，约三十二三岁，我们班有两位这样的老大哥，都是郑州人。还有一位老大哥来自农村，三十大几，毕业不久就当了省委书记的秘书。三位老同学当年风华正茂，而今均已年逾古稀。其中一位是河南数一数二的企业家，十来年前移民洛杉矶。省委书记秘书的女儿在美读博，然后工作，故这位老同学也常居洛杉矶。
入学不久，我们开班会，让大家各抒己见，畅想未来。我卑之无甚高论，只是煞有介事地谈了谈一专多能。现在想来仿佛一语成谶，数十年来无甚建树，倒是确有一专即新闻，同时涉猎广泛而不求甚解，也算多能的一种浅表状况吧。此次班会上，有位仁兄上去就说，自己的志向是“成名成家”，把大家一下子镇住了。因为，历次政治运动早把知识分子的成名成家思想批得体无完肤，视之为资产阶级的精神余毒（事实也是如此），大家避之犹恐不及，而他居然坦陈“私心杂念”。“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播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学长后来果然成名成家了。如今，为了出名，从艺人到文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处心积虑，为所欲为，直至突破古往今来一切人伦底线，就如2020年武汉战疫期间惊世骇俗的情形。令人费解的是，名的虚荣何以让人如此疯魔，赶超资本追逐利润的疯狂，化用《资本论》一则注释的表述：有百分之二十的名声，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名声，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名声，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名声，就敢犯天地间任何罪行。国民党元老、辛亥元勋于右任，曾经提点蒋经国“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这里的万世名自然是万世英名而非万世骂名。《三国志》董卓传，题为“董二传”，董卓排行老二，史家连其名都不提，觉得脏污史传。将来良史书写丹青，如今一些名满天下的脏污文人也可入“贰臣传”、“二人传”了。(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入学前基本上都是工农兵。军人和工人占少数，大多数为农民，包括知青。我们的班长就是军人。第一年暑假回家，宝鸡天水段的铁路出现塌方，陇海线中断——当年经常发生这种情况。我不得不绕道北京，经内蒙古回家。正好我们军人班长去北京走亲戚，我们便同路到北京，他还邀请我一起住在亲戚家。当时，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在偌大的北京人地两生，还要转车，若非班长及其亲戚的盛情款待，不知怎么麻烦呢？也是这一次北京之行，第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这一次北方之行，第一次看到内蒙古大草原，与想象中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完全不同。我原先还以为草深齐腰，故风吹草低，没想到大草原一望无际，都是浅草才能没马蹄的情形。
我们年级还有一位公安刑警。当年公安部门准军事化，早年更有公安部队公安军，故着装如同部队，与海军服相近，冬装一身蓝，夏装一身白，还有领章帽徽，只不过公安的帽徽是国徽而不是五角星。即使八九十年代，公安制服与军装还大同小异，而且公安人员不少也是退伍军人。2019年播出的电视剧《因法之名》中，由李幼斌、张丰毅、陈悦主演的三位公安干警，就是从部队转业的老战友。我的公安同学一表人才，又穿一身制服，戴上领章帽徽，愈发神气，令人眼红。更眼红的是，他还带薪上学。新三届带薪上学并不罕见，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来自光山县豫剧团，带着五六十块的月薪，属于班上的“大户”。
除带薪上学，大多数同学都靠助学金过活。当年评定助学金，先由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出自认为符合实际的等级。助学金分三等，最高一等十八块，其次十二块，最低一等八块。前面提到，我在农村工作队的月薪是十八块零五毛，故享受最高等级助学金就可衣食无忧，有的同学省吃俭用还可补贴家用。虽然是自己提出助学金等级，但没有谁偷奸耍滑，想多吃多占，当年自私自利占小便宜是被人不齿的，何况还是读书人。我评的是三等，家里每月电汇二十块，高年级时又增加五块，也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次，学校组织大家去省博物馆参观，回来路上七八位同学结伴而行，赶上饭点，就在二七塔下一家有名的包子铺，吃了灌汤包和馄饨，这在当年算是大餐了。由于没有经验，我点的有点多，最后实在吃不下了，只好猜拳，谁输谁吃，结果人人撑得扶墙。七八个如狼似虎的小伙子，如此吃下来才花了五块钱。后来，市场逐渐活跃，文科楼北门外开了一家饭店，早餐供应油条豆浆，又粗又大的油条六分钱一根，豆浆一碗两分钱，我们一般吃三根油条，加一碗豆浆，正好两毛钱。
我们班好几位同学颇有才艺，班上或年级的文艺晚会少不了他们的节目。有位同学拉小提琴，来自驻马店地区，也算老乡。小提琴属于高雅的洋玩意儿，后来他把名字改为“雅”，我们好长时间不习惯，老名新名混着叫。我也是这个时候，把“斌”改为“彬”。当年改名很简单，也不用报告派出所，我的名字我做主。不过，从未听说私改年龄的事情。一来，那时候年龄就像岁月，人人视同自然，不以为意，更不会像今天时尚人士一听年龄就要命似的。二来，年龄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提干晋升也没有什么年龄限制，故多一岁，少一年，没人在意。
县豫剧团的同学好友吹长号，进了学校乐团，下午课外活动时，常在金水河畔练习。他还爱唱歌，总唱吕远作曲的《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先是一段气息悠长的“宣叙调”，再是欢快跳跃的“咏叹调”，让人仿佛看到江山如画，热潮奔涌。另一位王屋山来的农家子弟，擅长一曲颇受欢迎的地方小调，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妙趣横生，活灵活现。从内容判断应是解放初的作品，说的是一位引浆卖车之流的剃头匠，翻身解放做主人，“还上了省长的办公楼”。如今，一个平头百姓已经不大可能随便出入省府的办公楼了。
有一位同学正在谈恋爱，对象是开封师范学院即现在河南大学音乐系的女生，既活泼漂亮又能歌善舞，有一次过来看他，还在我们班上拉着手风琴，放歌一曲。我们还同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搞过联欢，一对恋人翩翩起舞，毕业后又双双留校。我们的工农兵学员中，出过一位省委书记，最后成为副国级。“七七级”文科同学中，也出了一位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那时，早上还统一出操，天还没亮，吹哨集合，大家迷迷糊糊爬起来，以班为单位整队跑步，回来洗漱，上早自习，然后吃早饭，八点上课。
入学后半年，“七八级”入学，文科楼顿时热闹起来。他们比我们活跃，我们有点夹着尾巴做人的样子，他们更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架势，大概心理上确实不无“全国统考”的优越感吧！1979年“七九级”入学后，更是人声鼎沸，人气大增。“七九级”一多半高中应届生，活泼开朗，与我们判若两代。其中不乏年轻美丽、多才多艺的小女生，花枝招展，香气四溢，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校园气氛为之一变。有位“七九级”女生是名作家的千金，名如其人，亭亭玉立。我们的诗人同学为之倾倒，神魂颠倒，诗情喷涌，佳作联翩。没想到，多年后，再见时，不仅不写诗了，而且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浪漫故事也往事如烟，浑然不觉。更没想到，后来我与他的女神成为同事，还一同提为副系主任，在一间办公室桌对桌。我1995年考上人民大学博士生，她1996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毕业后参军入伍还入党，退休时已是大校军衔，离将军仅一步之遥。
我们入学先军训，即学军。麦收时节，又去学校农场学农。农场在外地，京广线漯河一带，属于“文革”期间的“五七干校”。我们在农场半个月或一个月，劳动生活的情景记不清了，只记得一条小水渠或小水沟，干了一天活儿，出了一身汗，就到那里洗洗澡，降降温。去农场时，每个人还带着自己的被褥。从农场回来时，也把一种寄生虫带了回来，起初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到夜里浑身发痒，难以安枕。后来才知道是臭虫，弄死几只，继续繁衍，愈演愈烈，一度蚊帐里四处乱爬，看着吓人。直到暑假期间，学校统一消毒，才算根除。
郑州的地理位置不南不北，可是冬天比北方许多地方冷，夏天又比南方许多地方热，好生奇怪。我到内地第一个夏天，在寒冻公社处于夏眠状态。上大学的第一个夏天，赶上期末复习考试，晚上钻在蚊帐里，汗流不止，不停地扇扇子，困了停下来，马上又热醒，于是接着扇。就这样，竟至通宵不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