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
进入大学，才知道大学既是上的，更是读的。也就是说，大学虽然上课，但主要功夫在课外攻读。当然，上课必不可少，好课更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当年上大学，读大学，与今天的环境和条件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文革”结束后社会政治百废待兴，那么正规化的大学教育也在逐步恢复，有待完善之处比比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条件虽然不尽完备，师资水平也参差不齐，但课程内容以及授课时间相对较少，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多自主空间。我记得，成绩单上大学四年总共修了二十来门课，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那时候也没有学分之说，平均一学年四五门课。大一上午下午都有课，大二只有上午有课，大三则不一定天天上午有课，大四则没有什么课了。所以，每当看到如今大学生一年四季、一天到晚，都在疲于奔命地上课，既可怜又不解。我们的必修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英语、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现代文学、形式逻辑等。另外，还有新闻方向的若干课程。
虽然新三届入学时，教学水平总体上不如人意，但各校都有一批正心诚意教书育人的名家宿儒和青年才俊，构成一个时代的突出现象。他们水平精深，教学认真，事实上，在我开始执教的八十年代，大学都还以教学为主，所谓科研只是少数人的副业而非主业。当年郑州大学文科也有一批大家。历史系的秦珮珩老先生，是同俞平伯、朱自清等相识的一代人，我曾慕名旁听过他的一次课。课堂座无虚席，秦先生虽已年过花甲，但课堂上声若洪钟，神采飞扬，板书又好看又大气。还记得讲到什么地方，是不是古代的亭时，引了李白的“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并写在黑板上。只可惜，我听不大懂专业内容，又不知珍惜如此良机，听了一次就打退堂鼓了。
我们中文系当年不了解，后来才知道也是藏龙卧虎。比如，八十年代“面向未来丛书”的主编金观涛曾在这里。这套丛书包罗广泛，充满新知，连续出版百十本，犹如法国大革命年代的百科丛书，金观涛也与李泽厚一起成为新启蒙思潮的“精神领袖”。不过，“文革”一结束，他就从郑州大学调到北京了。另一位“谪居”郑大的蓝翎教授，真名杨建中，也是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五十年代与李希凡一起写了一篇影响全国的学术文章，批判胡适、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受到毛泽东的褒奖，称他们是“小人物”。当时他们在山东大学或就读，或刚刚毕业，确实是小人物。但两位小人物却对俞平伯及其导师胡适等大人物的唯心主义思想进行了有力批判，由此展开的一场运动成为新中国新文化的一个里程碑。不过，两人命运不同，后来也分道扬镳，甚至闹到水火不容。蓝翎不知为什么划成右派，直到“文革”后才平反，调入《人民日报》。物不平则鸣，故一生似乎都没有从个人际遇和一腔怨愤中摆脱出来，他的回忆录《龙卷风》与《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格调迥异。中国文人自古看重家国情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如果有利于天下苍生，即使自己受苦受难，也心甘情愿而无怨无悔。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也因此成为“诗神”，在年年岁岁的端午习俗中得到天下礼赞，“诗圣”杜甫一生潦倒而心系苍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千年之下依然令人动容！相反，一味汲汲于一己之悲欢，虽然值得同情，但也不免让人可怜。我们“七七级”有一堂课请来蓝翎，没有讲什么学术问题，只记得谈了谈文坛闲话。
中文系有位资深的赵姓老先生，他的女公子在八十年代享誉学界，与刘再复等齐名。赵老先生解放前是地下党，做过县委书记，后来脱党。我们入学时，他已经不上课了。与他资历相当的一位老先生倒是给我们讲过几节《尚书》，《尚书》本来已经佶屈聱牙，古奥难懂，而老先生又有严重口音，故基本听不懂。系主任张静教授倒是正当盛年，在语言学研究上崭露头角，颇负盛名。当时，北大张志功与复旦胡裕树，是汉语语法方面的南北两大家，而张静老师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语法理论。专业问题我不懂，不过由于慕名而读了《郑州大学学报》上一篇张老师的大作，这也是我第一次读学术文章，看学术杂志。这篇文章我读得津津有味，深为条分缕析的逻辑所折服，说不定也就此埋下后来治学的种子。不过，张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却让大家有点失望。当时听说大名鼎鼎的系主任、语言学家要上课，大家蜂拥而至，充满期待，阶梯教室坐得满当当的。可惜，张老师没有讲出多少精彩内容，反而在举例说明什么问题时，用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中的一句“她那美丽的小脸好像红太阳”，说比喻不恰当，人的脸怎么能像红太阳呢，等等。下课后，一些同学就发表不同意见，说这是爱情的表达、艺术的表达，不能用语法规范衡量。张老师后来从系主任又出任一所大学校长。八十年代中期，我作为新闻系青年教师，在广州进修期间还见过一面。
除了张静老师，中文系还有一位副主任，也是语言学或者说语法学家，而且也姓张，我们只听过一次他的试讲，讲得很精彩，下面坐着一排听课老师。后来听说是在考察，八十年代果然出任主管文科的副校长。由于系主任、副系主任都是语言学家，语言又是中文系的三个专业方向之一，这方面的师资、课程自然不少。因此，我们在语言方面颇有收获，受益良多。我对语言学理论以及语法、修辞、音标等，也曾下过一番功夫。如今所剩的一点朗读吟诵常识，像“啊”字什么情况下读成啊、呀、哪，而不能一律都读啊，也是拜此所赐。
同语音、语法、修辞等相提并论的，还有一门形式逻辑课程。也许形式逻辑不涉及意识形态，图书馆里有不少这方面的老旧书籍，可以随便借阅，我也囫囵吞枣研读了几本，包括苏联学者的著述。同时认真钻研了形式逻辑的一些主要命题，如同演算数学题。从八十年代以来，形式逻辑在高校教学中好像一步步退居边缘，乃至销声匿迹。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基础学科划分时，曾把逻辑学排在第二位，仅次于数学。如今，社会上、网络中、学术界，屡见不鲜的逻辑混乱状况，是否与此相关呢？世纪之交，有一场影响广泛的“大讨论”，其声势和影响堪比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这场世纪大讨论的双方据说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且不论讨论的内容，仅从形式逻辑看，这个说法就莫名其妙。因为，正如甘阳当时指出的，与“新左派”相对的应该叫“新右派”，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逻辑，深究起来就像不想开车的厨子不是好医生之类调侃。
大学四年，印象最深的老师还是讲课好的老师，而讲课好的老师往往都是中青年老师。这好像是个普遍现象，今天依然如此，讲课好的往往是青年老师，而水平精湛的学术大家却未必得到学生青睐。联系自己的经历，也不无同感。二十来岁，刚上讲台，授课内容现备现讲，讲得学生两眼放光，而当我自以为有些学术造诣和积累，有些独立思考和思想时，学生反而一脸麻木。我想，这种现象可能在于年轻老师与青年学子相差无几，还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与文化背景，比如喜欢同样的歌手同样的歌，自然容易沟通，同时年轻人生动活泼，也愿意追求生动活泼，而有一定涵养、积淀、学问的老教师则志不在此，只想尽可能提供有深度、有新意的内容，不怎么在乎学生是否能够接受或者愿意接受。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不可一概而论。事实上，我的导师方汉奇先生一辈子学问精深，讲课也好。同样，年轻老师也不乏教学科研都突出的才俊。
给我们上古代文学史的俞绍初老师年富力强，教学系主任介绍他时，说他专攻魏晋文学。2019年，我在一家书店看到一套中华书局的古典文学丛书，其中有俞老师整理校注的《建安七子集》，当即买下并认真拜读，同时怀念他对我们的教诲。俞老师是南方江浙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大学，一辈子在此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算来也该八十多岁了。俞老师讲课精神饱满，虽然带点南方口音，但口齿伶俐、条理清晰。我们的中国文学史开了两个学年，每学年结束时都有一次考试，第一次考试，俞老师居然给我年级最高分，让我喜出望外，也受宠若惊。其中有道大题，是分析王昌龄的《闺怨》，我感觉答得顺风顺水。后来在人大做博士论文时，选来选去最后确定的题目是《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想来也同俞老师当年的鼓励有关。2011年12月12日，为了纪念“七七级”毕业三十年，《郑州日报》做了一期专刊，其中有一篇对俞绍初教授的采访：
“我们这一批教师现在回忆起来，这么多年，‘七七级’的学生无疑是最优秀的！”51年前，浙江人俞绍初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分配至郑州大学中文系任教，说起当年的学生，俞绍初很是自豪。
俞绍初说，“七七级”学生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时至今日他最难忘的就是与“七七级”学生之间在课堂上的共鸣。“七七级”的学生基础好，这表现在他们兴趣浓厚，读书范围广，理解能力强，求知欲更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课堂上，你说一点，他们经常会举一反三地问你，和你交流，力求得到最满意的答案。
同俞老师一样，来自南方的曾志海老师讲课也很出彩，当年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楚辞专家，给我们上选修课楚辞研究，他的课不仅内容丰富、脉络清晰，而且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语言干净、文辞优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而且嗓音动听，富有感染力。他讲到“暾将出兮东方”时那种引人入胜的音容，深深刻在我的脑海。曾老师仪表堂堂，颇有风度，八十年代出任中文系系主任。他的夫人听说也很美，可谓一对才子佳人。唯一遗憾的是，曾老师述而不作，没有留下传世成果，把一肚子华章也带走了。后来才懂得，教学与科研常常矛盾，具体到个人身上，教学科研都好的总是凤毛麟角，更多情况往往是要么教学突出，要么科研突出。(https://www.daowen.com)
研究生毕业的郭双成老师虽然只给我们上了一次课，应该是临时替代哪位老师的课，但印象深刻，至今难忘。郭老师是当年中文系仅见的研究生，专攻《史记》。他的课纵横挥洒，内容饱满，天上人间，信手拈来。说到自己的名字，随口引了《长恨歌》的“转教小玉报双成”。2018年，继《范敬宜文集》后，我又为清华大学出版社策划了《南振中文集》，珠联璧合，相映成辉。当时，南老师让我为其中一部代表作《我怎样学习当记者》的新版写序，并寄来早已脱销的旧版。认真拜读之际，发现原来南振中在郑州大学中文系读书时，郭双成老师还是他的辅导员，而且影响至今。我在拙序中写道：
1964年夏天，郑州大学中文系辅导员郭双成老师为分配到山东分社的年轻大学生南振中题写了两句临别赠言，一副出自吴昌硕的篆书联：“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原句出自白居易的两首诗）半个世纪后的2015年新学年开学之际，已是母校新闻学院院长的南振中又把这两句话送给大一新生并解释说：“欢喜”是佛家语，指心灵的宁静和愉悦，与世俗的“快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快活”更多侧重感官的享乐。一个人心中别有向往、别有追求、别有期许，就会放弃许多世俗的“快活”，心甘情愿吃苦受累，不断进取，从而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如同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精神追求。本书开篇《新闻记者——令人羡慕的“苦差事”》结尾，就借这两句话表达了他对记者之道的理解：“‘心中别有欢喜事，向上应无快活人’，我万万没有想到，辅导老师的这两句题词那么快就应验了。在新闻工作岗位上，我很快就尝到了它的艰辛。一些蒙在‘新闻记者’这块牌子上的浪漫色彩渐渐褪去，我越来越意识到，我将毕生从事的职业，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苦差事’。”
大学四年，课业最重，收获最大的当属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开一年半，古代文学开两年，由此打下我们比较深厚坚实的文史基础。与此同时，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还有非常权威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如王力主编的四本《古代汉语》，如古代文学的两部同名教材《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的北大版和余冠英主编的社科院版。余冠英是清华校友，年轻时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向往光明，追求进步，与恽代英还有交往。后来成为西南联大教授，与闻一多、朱自清等一起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如今讴歌的所谓“民国范儿”。建国后，撰写了一大批古典文学著述，包括主编《中国文学史》。2020年寒假期间，我细读了两部名家的唐宋诗选，即金性尧的《宋诗三百首》和余冠英的《唐诗选》（六百余首），再读《唐诗选》时，深为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识和境界所折服。《唐诗选》完成于“文革”前，出版于“文革”后。看他写的前言落款时间1977年10月，正是我紧张备考之际。令人怅然的是一批这样的大家渐行渐远，如今几成绝响。乃至2021年，一对文艺界父女的丑陋问题披露出来，触目惊心，舆论哗然，而一批北大、北师大教授、诗人、院长、评论家居然急赤白脸，忙着洗地，令人大跌眼镜，大失人望！
另外，复旦大学中文系泰斗朱东润主编的一套《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也让我们受惠良多。多年后读到《朱东润自传》，对其道德文章更是高山仰止。先生建国后长期担任复旦中文系系主任，他的自传结束在“文革”落幕的1976年。读他的自传，除了解20世纪的风风雨雨以及学界的是是非非，更钦佩其中的一脉正气和大气，与古仁人志士一脉相通。比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发妻死于非命，先生痛心不已，从此再无眼泪，但他将个人悲剧置于国家民族的兴亡之中，没有丝毫怨怼之气，自传最后一段写道：“中国的前途是远大的，人类的生命是永恒的，我已经活了八十年，但是还要活下去，还要努力，我的愿望是无休无止地为祖国、为自己选择的工作而努力。”1979年更以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朱东润与徐志摩是同乡，书里有一段写到徐志摩，读来令人捧腹：
“听听清泉，听听它滴的是什么调子。”这里玩的是“听它滴调”四个双声字，新在哪里？有什么意义？实际上是远远落在白居易的诗具六义的主张之后。徐志摩到欧洲去镀过金后，回来生搬硬套，把西洋诗的形式套到中国诗的脑袋上，什么十四行诗，什么“商籁体”，真是泰兴人（朱先生是江苏泰兴人）的俗话“异样骡子学马叫”。十四行还有数可稽。为什么一定要十四行，多一行少一行不行吗？这些规矩有什么意义？“商籁体”更别致，不知道是中文、是外文。作为中文，谁也不懂什么商籁。算是外文，那么“上来”、“伤癞”都一样，为什么要“商籁”呢？一句话，这是文人的病态。徐志摩中等个儿，雪白的脸庞，走起路来，先把左脚沿地面平拖半步，再把右脚拖过来，并齐了，然后再向前拖。这样的走法平时很难看到，可能是一种革新。
我们的现代文学课，也颇受学生喜欢。不过，我学得不太好，原因在于一系列历史问题还在“雪藏”之中，如四条汉子、两个口号等，又没有一部可供参考的权威教科书。相对而言，文学理论有两部著名教材，一是以群主编的《文艺理论》，一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的《文艺学新论》，我更偏爱后者，觉得生动活泼。不过，年轻的卢菁光老师讲现代文学，还是给大家留下良好印象。卢老师是华侨，八十年代调到暨南大学，后来出任副校长。我在暨南大学进修时，还去他府上登门拜望。
由于师资水平参差不齐，教学环节有待完善，我们的课程也不乏平淡或平庸之属，如外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学到多少东西。
不过，如同郭双成老师的一堂《史记》课令人难忘，侯焕闳教授的一堂外国文学课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侯老师1932年生于上海，算来如今将近九十了，他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退休前为郑大外语学院教授。他在翻译方面卓有建树和影响，八十年代在三联书店付梓的茨威格作品《一个政治家的肖像》一直广受好评。不过，他给我们上课时，我们并不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只是觉得这个老师很有水平，讲课纵横捭阖，摇曳生姿，信手拈来都能铺排一番高论，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他谈到为什么漂亮女生往往学习一般，而学习刻苦的女生一般又不太漂亮时，提到一种心理补偿机制。他说，漂亮女生已经由于外貌出众而获得荣耀尊崇，心理得到满足，而相貌平平的女生唯有刻苦学习，成绩突出，才能赢得相应的地位和补偿。
奇怪的是，不管出彩的课，还是平淡的课，我一到课堂上，听一会儿就控制不住自己，趴在桌上梦周公了，并睡得忘乎所以，涎水四溢。更可笑的是，我还固定坐在阶梯教室的前排，正对着讲台，我自己都觉得成心捣乱似的。如今，我在课堂上就明确宣布，谁想睡觉就睡觉，不必遮遮掩掩难为情。
当年学术报告很少，每有报告都颇受关注。我聆听过钱谷融先生的报告，讲座内容记不起来了。我在清华结识格非教授，知道他是钱谷融的博士高足，还同他谈起这段往事。如今还有印象的讲座，一是姚雪垠，一是谢晋。谢晋谈到镜头语言时，举了岑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峰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说这就是一个绝妙的电影镜头。姚雪垠由于《李自成》而广受关注，记得他一头银发，讲他如何实地考察当年的战场，如何记卡片，好像积累了上万张之多。我亲身接触到记卡片如此之多的人有两位，一是姚雪垠，一是方汉奇。当时现代派初兴，成为文化时尚。一次，请来一位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谈到当时一个说法“新奇怪，现代派”，让人印象深刻。当时汪曾祺也指出类似问题，只不过多年后我才知道：
随着一些“新思想”、“新手法”的作品出现，出现了一些很怪的语言……他们追求的就是这样的“现代”味儿。我觉得现在很多青年作家的现代派小说和“朦胧诗”给语言带来了很大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