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学
作为“文革”十年后的首批高考录取的大学生，“七七级”以及“七八级”和部分“七九级”与之前的工农兵大学生相比，显然有比较良好齐整的文化基础，与之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相比，又具有工农兵大学生的社会阅历与实践经验。也就是说，兼有二者之长而避免二者之短。于是，新三届无论上大学，还是读大学，都表现出空前绝后的学习热情，大都懂得为何学习，也知道如何学习，并不断探索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因此，新三届几乎在每个领域都集中涌现了一批卓有建树的人才。
我们班以及全年级也是如此。大家你追我赶，争先恐后。虽然也留意考试成绩，但更看重真才实学而非虚名，更注重兴趣爱好而非攀比。当年读书学习也非常单纯，既没有什么功名利禄的考虑，故“成名成家”的想法才令人惊异，也没有什么利益驱动，如评奖学金，读研究生，更不必考虑未来的工作。大家一方面都爱学习、爱读书，一方面又没有得失算计的干扰，只需一门心思求学问道。许多同学常常在课后围着老师，没完没了探究学问，回到宿舍也时常激烈讨论。我是小字辈，性格又拘谨，通常不敢凑课上热闹，只在宿舍参与一些讨论。只记得一次课间，忍不住找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国殇》“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一句的“忽”字，到底怎么解。
许多同学都有自己的学习计划和时间安排，各自也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最神奇也最令人不解的，是那位县豫剧团带薪上学的老友。在校期间，我与这位仁兄交往最多，关系也最密切，毕业时我送他一句玩笑话，化用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他可谓四年一觉大学梦，大学四年真是睡过来的。晚上他同大家一起上床，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上课，他继续睡懒觉，中午下课回来打饭，他才起床跟我们一起去食堂，午休时他又同我们一道睡午觉，我们起来上课或自习，他还在背床板。草堂春睡足，牖外日迟迟。到课外活动时，他才起来打打球，然后又跟我们一起，拿着碗筷去食堂打饭。晚饭后散散步，大家去自习，他窝在床上读读书，等我们回来又一起熄灯睡觉。天天如此，岁岁亦然。不仅如此，有限的清醒时间，他还参加学校乐团的排练，参与宿舍的各种讨论。然而，神奇莫测之处在于，他考试既不挂科，读书又很广博，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好像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特别令我自愧弗如的一点是，读书不仅多，而且快。我那时觉得读书太少，奋发图强，尽量利用一切时间，拼命读书。但不管我怎样拼命，在他面前都如龟兔赛跑。同样的书，我用几天时间才能读完，而没见他怎么读，就轻轻松松拿下了。以为他浮光掠影，谁知道谈起来头头是道，有的细节我吭哧半天，都未必留意。《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战争风云》等大部头，对他也像是小菜一碟，我真是心服口服，一点没脾气。他还写着一笔好字，远宗赵孟頫，近师周慧珺，潇洒漂亮，神采飞扬。于是，我也跟着练练赵孟頫，还请他写一些钢笔字帖，让我模仿练习，如昆明大观楼的天下第一长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喜茫茫空阔无边……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叹滚滚英雄谁在……”
有一次，赵浩生来郑州，他是信阳息县人，我的这位老同学虽是汝南人，但在信阳光山豫剧团工作有年，毕业后又当过光山文化局局长。那天，他拉上我去友谊宾馆拜访赵浩生。当时，这位耶鲁大学教授名满天下，还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接见。我们在宾馆等了大半晌，终于等到他。他一身华侨打扮，上下通白，还有两条裤子吊带，就像《红色娘子军》里洪常青的那身乔装。改革开放初，赵浩生在北京新闻界的演讲《漫话美国新闻事业》（1980），风行一时，影响广泛，我也曾一读再读。一方面是对隔绝多年的西方新闻业充满新奇好奇，一方面也是对赵浩生这位民国老记者的文笔佩服不已。
刚入学时，全国上下还在“抓纲治国”，“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依然延续，思想文化领域的“冤假错案”也没有平反。所以，图书馆里借不到什么书，就连“青山保林”与“三红一创”都在“禁书”之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与《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随着一系列天翻地覆的拨乱反正与思想浪潮的冲击，一个个禁区很快突破，出版社、图书馆的可读之书越来越多，一大批中外经典名著也纷纷问世或再生。第一轮冲击波除了伤痕文艺，当属《重放的鲜花》，一批“右派”作品的重生，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等。不记得大几时，每人拿到一册教育部发下的薄薄书目，开列着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我就按照这个书目，去啃去读，不少也是囫囵吞枣，贪多嚼不烂，欲速则不达。现在看来，指望大学读多少书不太现实，一来精力有限，毕竟有许多必修课业；二来理解有限，吞进去不消化也是问题，像钱锺书那样本科阶段就立誓横扫清华图书馆的人终究是凤毛麟角，如我这般中材之人，需要循序渐进，难以揠苗助长，尤需兼顾精读与泛读。
中文系分管教学的系主任王碧岑先生，生于辛亥革命第二年，2017年以105岁的高龄辞世，当之无愧仁者寿。他在青岛山东大学就读时，曾用一个暑假从头到尾对《史记》作了句读。他说，句读之后，再读古书，便如履平地。这样的笨功夫，如今即使一流名校文史专业的博士生恐怕也难有几人做得到了。郑州大学新闻系老主任项德生教授，力主学生要过两个语言关，一是外语，一是文言，从而打开古今中西的文化大门。可惜，两个语言关我在大学都过得不好。为了攻文言关，我曾死啃王力的四册《古代汉语》。这部惠及几代人的经典教材，除了精选精讲历朝历代的各类名篇，还有两大特点，一是文言常用词解释，一是古代文化常识介绍，如天文历法、典章制度、衣食住行，前者解决字面问题，后者解决背景问题。像学外语背单词一样，我每天也背几个文言常用词及其字义，并记在小卡片上，犹如背英语单词。我们班一位同学毕业时留校任教，讲古代汉语，他下的笨功夫更令人钦佩，居然把一部借来的古代汉语语法书，工工整整全部抄录下来，好像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编写的，大概二三十万字。
古代汉语与古典文学课程，都要求背诵，我背的最长诗文，一是屈原的《离骚》，一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背的脑门儿疼，如今只记得片段了：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当时上市一套古典文学小丛书，如《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等，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本，封面均为周慧珺题写，令人爱不释手。我利用三个暑假，分别背了一百首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宋诗。宋诗难与唐诗宋词相比，更无《古诗源》的蓬勃元气，但别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理趣。为此，各种宋诗选本中一向数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最受推崇，原因或许也在于钱锺书颇有理趣吧！后来看到范敬宜对古代诗文的推重，听到梁衡谈下乡采访行囊中都带着古诗词，便感到大学时代吾道不孤也。范敬宜还常以杨万里的《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即“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宋诗里，我最爱陆游、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铁马冰河入梦来”少年时耳熟能详，年过花甲则愈发体味文天祥《过金陵驿》的万般心曲：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除了上课、读书、讨论，还常去阅览室，浏览各种报纸、杂志。文科楼的文科阅览室归校图书馆，有不少报纸期刊，往往人满为患。当时，复刊的《北京晚报》、《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等，尤其受欢迎，甚至每天都有翘首以待的期盼。不久，电视开始出现。观看时，全年级一百六十多人挤在阶梯教室，前面讲台处临时摆放一台黑白电视机，大小同如今最大的电脑屏幕差不多，观看效果不言而喻。即使如此，每逢周末放电视，大家还是很兴奋，最受青睐的节目当属电视剧。当年电视剧都是单集，同看电影一样，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是美国的《加里森敢死队》，新人耳目，火爆异常，不久停播，难免泄气。大学毕业时，电视才进入家庭，当年洛杉矶奥运会以及女排连连夺冠，也可谓举国趋之，如饮狂泉。(https://www.daowen.com)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代潮流，被文艺界、知识界、理论界最先感知，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一问世便洛阳纸贵，奔走相告。《文汇报》整版刊登的《伤痕》，还贴在我们班的教室墙上，大家争相阅读，作者是复旦中文系“七七级”大学生。如今，人们以为《伤痕》是伤痕文学的先声，其实那是美国媒体的冠名。事实上，之前与同时还有一批作品，包括刘心武的《班主任》、陶铸女儿《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遇罗克妹妹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等，都曾一纸风行，天下耸动，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当时，文科楼阅览室的文学期刊，特别是复刊或创刊的大型刊物，如《收获》、《当代》、《十月》、《花城》等，接连刊发了一系列伤痕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剧本、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具体篇名、作者、刊物等记不清了，但不少作品相信过来人都印象深刻：《大墙下的白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天云山传奇》……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更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而八十年代徐迟决然离去，又像是为这个时代留下一曲“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悲歌（见张守仁《揭开诗人徐迟跳楼之谜》）。
如今，貌似很少有人还看电影剧本了，而在七八十年代，电影剧本的吸引力不亚于电影，一些电影剧本在拍成电影之前已经广为流传了。比如，高仓健、倍赏千惠子主演的《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等，我就是先看电影剧本而几年后才看电影的。当时有几部电影剧本或剧本，发表之后，轰动一时，如白桦的《苦恋》、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以及专门刊登电影剧本的《电影创作》1979年刊发的《在社会的档案里》与《女贼》等。由于《在社会的档案里》引发轰动，那一期的《电影创作》印了十万份。围绕《苦恋》及其政治倾向，还触发了一场文坛论争，直至邓小平看了影片发话，才尘埃落定：
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邓小平年谱》）
坦率说，《苦恋》以及类似一批作品及其作者，充其量只是“反思”社会主义，即邓小平提出的命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远远说不上“丑化”社会主义。如今，赤裸裸丑化社会主义的作品倒是铺天盖地，还得这个奖，那个奖，媒体包括一些主流媒体也是一片赞誉。这些作品无论什么体裁与题材，说到底正是邓小平说的“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不好”。如近年的《归来》、《无问西东》。上大学的第一年即1978年暑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篇《多出好影片》，认为好影片首先得有好剧本，“首先要抓好电影剧本的创作”。同年，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还提出“三个一千部”的创作目标：“古代一千部，近代一千部，现代一千部。”如此一来，“以往在文学格局中处于边缘位置的电影文学，在1979年下半年迎来爆发，展现出罕见的锋芒”（黄平）。
文科阅览室的管理员是一位南洋华侨，好像是马来西亚人，应该在五十岁上下，大概八十年代中期前后退休。这位“老太太”给我们每个同学都留下鲜明印象。首先，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还自立了若干阅览规矩，我们必须严格遵循，谁若违反，她会毫不客气假以辞令，还不惜下逐客令。这些规矩虽然不无烦琐细苛，但都是为学生着想。所以，尽管觉得受束缚，大家还是钦佩华侨老师的良苦用心。其次，说是“老太太”，猛一看却像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种状况现在不足为奇，无非美容三要诀：穿着打扮、化妆修饰、精神状态。八十年代之前，服装还很单调，样式单调、色彩单调、种类单调，因此，看到她花枝招展的打扮，自然印象鲜明。从她身上，我第一次看到了一种不同于“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的雷锋。
多年前读郑也夫的文章，有个观点甚为服膺：大学期间，求学问道，有三个缺一不可、相得益彰的环节，一是听课，二是读书，三是交流，特别是同学之间的交流。听课是师傅领进门，读书是修行在个人，这些一般都不成问题，问题在于交流。上大学、读大学，同学间的交流都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不亚于听课和读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老师交流固然也很必要，但一来不可能随时随地交流，二来交流的内容多是正襟危坐的话题，三来年龄身份的距离不可能畅所欲言。而与同学交流就不一样了。首先，这是一批经历相仿、背景相同、兴趣相似的同龄人，有许多共同话题。其次，头脑撞击，思想激荡，自不同于一颗大脑的苦思冥想。最后，交流话题非常广泛，而这些包罗万象的交流既可以调节大脑，活跃思维，也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并有助于消化和吸收课堂内容和书本知识。我自己就从这些自由而活跃的交流中获益良多，从本科到博士，一言难尽。
当年，我们的交流可以说无时无处不在进行。一日三餐，围在一起，三五成群，七八成伙，或窃窃私语，或高谈阔论。宿舍卧谈更是每日必备，从十几人的大宿舍，到七八人的小宿舍，这种卧谈都是必不可少的额外精神食粮。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听卧谈不明。我第一次读《西行漫记》，还是受同宿舍老大哥的影响，当时既不清楚斯诺何许人，也不了解此书的历史地位，只是由于老大哥推崇而借来读的。我还记得，每天午饭后、午休前，大家聚精会神聆听广播小说《东方》的情景。这是魏巍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抗美援朝的故事，入选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从本科到博士，还有一个交流环节，是每天傍晚的散步，届时但见三三两两、七七八八的同学，伴着夕阳，围着校园，一边漫步，一边漫谈。各种不经意的精神火花，倏忽闪现的思想灵感，困扰自己而一点就通的专业启发，就这样源源不断的“一闪一闪亮晶晶”。如今，大学校园里很少看到这种从容悠然的画面了，取而代之的是步履匆匆、行色匆匆的景象。据北京大学渠敬东教授说，有的本科生一个学期选十来门课程，也怨不得成天奔命一般。
对新三届来说，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时代背景，从七十年代末入学到八十年代初毕业，也正是社会政治天翻地䨱、思想文化风起云涌的一个特殊年代。后人把这一时期以及整个八十年代称为新启蒙，如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波。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五四时期与后“文革”时期确实都是狂飙突进的年代，五四对旧文化的冲击与1980年前后对前三十年的质疑，都曾发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至今余波未平。其中，一方面思想解放，在日渐僵化的体系中催生一种新思维，开辟一种新局面；一方面又免不了一种狷急、躁动与偏颇，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由于新启蒙的特定背景，我们在校期间不断受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思想冲击，同学间的探讨交流也格外活跃。现在想来，这种情形未尝不是1975年宪法确认而1980年宪法取消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若非如此，则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全国知识界包括新三届广泛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无法声势浩大而影响广泛的展开。就此而言，历史的进程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也不能也不宜简单切割。事实上，1963年11月，毛泽东在审改中苏论战九评之第五评时，就曾加了一句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围绕着真理标准以及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文科楼一直热闹非凡，楼前不时贴出小字报。小字报与大字报的内容相同，都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区别在于小字报用稿纸和钢笔书写。我们班老大哥就写了一篇小字报，题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提倡解放思想，突破僵化思维。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反思，当年我们的知识储备、理论水平、文化基础都严重不足，因此也限制了大家的认识视野和思考深度，难免泛泛而论。更重要的是，如同五四新青年，我们也是热情有余而思想孱弱，精神可嘉而理论不足，而且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缺乏辩证思维。如果说真理通过实践检验，那么实践又通过什么检验？通过实践本身吗？那岂不成循环论证。因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犹如唯物与唯心、存在与意识等关系，需要辩证统一的理解和把握，正如毛泽东读哲学的八字心得——实事求是，对立统一。与此相似，后来潘晓引发的人生观讨论也存在类似偏颇，《中国青年》编辑马笑冬加进“潘晓来信”的一段话，固然契合了当时个性解放与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而今看来不过是亚当·斯密经济逻辑的翻版，同时也暴露了认识论的偏颇：
任何人，无论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此类话语当年感到新奇刺激，其实不过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新时期的回潮与滥觞，与伤痕文学的“人啊人”之类如出一辙，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距不啻以道理记。然而，当时我们都在热情拥抱这套自由主义话语，自觉不自觉地远离或背离马克思主义。今天反思，这方面我们还不及一些西方思想家的见识，如法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就曾说过，“世界上没有所谓的人。在我的一生中，我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等等；我甚至了解一个人可以是波斯人，这要感谢孟德斯鸠。但至于人，我可以宣布我一生从未见过他”。显然，梅斯特与马克思所说的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无相似，与八十年代伤痕文学新启蒙则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