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春风文化潮
随着真理标准讨论以及一系列拨乱反正，思想文化领域的“禁区”也一个个突破，令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好听的歌，好读的书，好看的电影，好玩的事情，纷至沓来，落英缤纷。
大概在入学第二学期，某天我们去文科楼的中文系办公室，秘书看到我们便随手送了几张电影票，他也说不清什么片子，只说系里组织什么研讨会，给专家学者包了一场电影，还富余一些票。于是，晚饭后，我们几个男生，便兴高采烈奔电影院而去，一路上说说笑笑。然而，散场后，回来时，大家一路沉默不语，没想到看的是一部如此美丽动人的影片《阿诗玛》。不同于众多苍白矫情的谈情说爱之作，如贾母所言“一个富贵心，两只势利眼”，这部赞美人民、赞美劳动、赞美山河、赞美纯真至美与生死不渝之情的影片，也寄托了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渴望的自由、平等、尊严以及真情实感的生活理想。影片插曲优美动听，一代歌唱家胡松华与邓丽华的深情演唱更是锦上添花，《长湖水清又凉》、《一朵鲜花鲜又鲜》、《马铃响来玉鸟唱》等，无不回味悠长，余音绕梁。看似巧合的是，一批同样内涵与水平的音乐舞蹈精品，也诞生于《阿诗玛》前后十年间：《梁山伯与祝英台》、《嘎达梅林》、《江姐》、《洪湖赤卫队》、《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长征组歌》、《红旗颂》……这是值得关注与研究的文化现象。2011年，我在一部小书《清谭杂俎》中，还写下一段文字：
《阿诗玛》及其音乐是新中国最值得骄傲的艺术成就之一，体现了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前进方向，即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作为民间传说，阿诗玛的故事已在撒尼人中流传多年，美丽的阿诗玛与英勇的阿黑哥既是撒尼人的骄傲，也是古往今来一切人民生活及其艺术追寻向往的人生境界，诸如西北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陕北的《三十里铺》、江西的《十送红军》等数不胜数的歌声舞姿，无不蕴含着这种美丽动人而痛彻心扉的情愫。五六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感召下，许多艺术家深入生活，深入民间，发掘、创作了大量富有生活气息和生命元气的作品，留下至今熠熠发光的经典。比如，上海音乐学院何占豪、陈钢根据江浙民间素材，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来自沪上而深入草原的辛沪光，根据蒙古曲调谱写了交响诗《嘎达梅林》（她的儿子三宝为同名影片谱曲），湖北歌剧舞剧院的《洪湖赤卫队》以一曲“洪湖水，浪打浪”风靡至今。《阿诗玛》、《刘三姐》等歌舞片，就诞生于这种时代背景和精神氛围。
随着文化领域逐渐解禁与开放，一批外国影片也日渐其多，如印度影片《流浪者》、日本电影《追捕》、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等。与此同时，开始陆续接触一批欧美经典影片，大多是黑白片，如《孤星血泪》、《红艳菱》，孙道临配音的《王子复仇记》更受关注，毕竟原著是《哈姆雷特》，主演是奥利弗·劳伦斯。那时候，电影少，影院少，为看一场电影往往颇费周折。文科楼北门临着一条主干道，道路对面是解放军测绘学院，每到周末都放电影，我们就想方设法混进去。有时候回来晚了，回校时不得不翻墙、翻门。
八十年代以来外国电影日见其多。最早最有名的当属日本的影视片，诸如《望乡》、《追捕》、《血疑》等风靡一时，片中演员栗原小卷、中野良子、高仓健更成为大众偶像。在《士之德操》一文中，张艺谋记述了几段高仓健的故事，同样展现了一种深沉高贵的精神气质，为人处世同其银幕形象完全吻合：
拍《千里走单骑》时，我让民工小徐给高仓健打伞，他说不要，我说不是照顾他，是怕他被紫外线晒了，跟戏不搭。小徐打了三天伞，老爷子把手表摘下来给了小徐。值钱就不说了，是好几万的表，值钱都是次要的，他就是觉得他不知道要怎样感谢这样一位为他打伞的民工。他说：“你辛苦了。”那表小徐现在还珍藏着，舍不得戴。(https://www.daowen.com)
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谓“士为知己者亡”，我们在文学上描写的士的情怀全在他身上有体现。
八十年代，中央电视台与默多克集团签约，每逢周日，播放一部好莱坞的黑白老片。当时觉得不要钱，看电影，很沾光，殊不知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如今想来一边佩服默多克的商业头脑与政治远见，一边反思我们如何“被人卖了，替人点钱”。这些老片除个别可当历史或文献研究，大多都如过期食品或变质食品，不仅没有营养，而且含有危及健康的毒素。特别是，连续多年播放这些好莱坞老片，潜移默化培育了国人的文化口味以及社会政治意识，如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也为九十年代以来好莱坞以及西方文化进家庭、进生活、进头脑，铺平道路。如果说八零后的国人养成了汉堡、可乐等口味，那么好莱坞“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不亚于此。如今，影视领域乱象丛生，也在于好莱坞的文化政治口味已经根深蒂固。
当时，由于中苏关系改善，一批苏联影片也出现在荧屏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两个人的车站》、《办公室的故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等，至今堪称经典。苏联文艺秉承现实主义传统，一方面体现着社会主义的精神价值，一方面在反映现实生活与世道人心方面达到很高水平，远非好莱坞梦工厂所能比。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垒，既是硬实力的较量，也是软实力的竞争，苏联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在科技、文化、教育、体育、艺术等方面，都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两大阵营对垒的意义还在于，“当‘自由’遇见了‘公平’，当‘普世价值’遇见了‘人类解放’时，才是美国人最恐惧的时刻”（小约翰《美国的恐惧！》）。虽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已经解体，不复存在，但正如格瓦拉曾经说过的：“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2019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社发起征文，谈谈自己七十年来的故事。看到征文，有所触动，草拟一篇小文，讲述自己的三段往事。其中第二段在1979春节，讲了我与《祝酒歌》的故事（见本书前言）。以《祝酒歌》为先声，一批抒情风的新歌开始取代革命风的“劲歌”，如《军港之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绒花》、《妹妹找哥泪花流》、《太阳岛上》、《乡恋》等，风靡全国，激荡人心。《乡恋》风波也是八十年代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报刊上一度激烈辩论李谷一的“轻声”、“气声”唱法，也成为一个社会文化变迁的风向标。后来，《光明日报》整版刊发《李谷一与〈乡恋〉》，作者是报告文学家理由，陶斯亮的丈夫。理由的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写中国女子花剑运动员栾菊杰获第29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亚军的故事，也是八十年代的名篇。扬眉剑出鞘的标题，出自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的著名诗抄：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我由于喜欢《李谷一与〈乡恋〉》一文，乃至能够大段背诵。
1980年中秋节，由《北京晚报》发起组织，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一场轰动全国的“新星音乐会”，朱明瑛、苏小明、郑绪岚等八位青年歌唱演员，登台演唱了一批新歌。这场音乐会的反响堪称空前绝后，空前自不用说，而后来数不胜数的歌星演唱会也无法企及。因为，歌星再火也只是针对特定群体，而新星音乐会却是面向全国，抒发的也是一个时代春风荡漾、鸟语花香的理想之歌——“路上春光正好，天上太阳正红”。新星音乐会不久，中国人民广播电台发起评选听众最喜爱的十五首歌，我也积极参与，结果揭晓后，我推举的作品中了十四首。当时，我还订了一份音乐杂志，看来年轻时貌似也是“追星一族”。
在文化松动、思想活跃的时代氛围中，新的生活方式也如草草绿色，春水绿波。如大学舞会，在校园内外搅动层层涟漪与波澜。由于舞会曾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连在一起，举办舞会开始也被视为一种不良动向。有天晚上，听说文科楼有人偷偷举办舞会，我们跑去看热闹。为此，还惊动了系党总支书记，来舞会现场看了看。书记属于那种忠诚而刻板的领导，数十年的政治运动更形成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对党忠诚不打折扣，同时又不免让人觉得不近人情。如今，这样的干部差不多绝迹了，许多领导倒是通情达理、文质彬彬，但是否对党忠诚不打折扣，则恐怕难说了。当年热衷舞会的同学，往往都是领风气之先的弄潮儿，也不无邓小平指出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当然，对此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需看到时代的变迁与个人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