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在南京的传教活动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四、利玛窦在南京的传教活动

毋庸讳言,利玛窦来华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教。因此将其传教活动单辟一节专门论述。南京是他在中国开辟的第四个传教点;南京期间,利玛窦第一次与佛教的高僧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他撰写了一部宣扬天主教道德的中文著作《二十五言》;南京时期,也是他借以传播天主教的“文化适应策略”和“科学传教策略”日趋成熟的时期。

1.建立传教点,传教取得进展。从南昌开始,利玛窦就不主张建造正式的教堂,也不采取聚众布道的方法。他曾经说过,“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修建一座正式的教堂,而是代之以一间做讨论问题之用的房间。另一个厅则当作用来做私人弥撒的场所或做接待室。因为在这里,通过私下的谈话传播福音要比正式的布道效果更好,成果更显著。”“在初始阶段我们还不打算建教堂或祈祷厅,而是有一个谈话室。”利玛窦布道主要是通过会客,通过与朋友的谈话在潜移默化中进行。利玛窦曾记道:“在那时代,南京的学者们也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道德问题,及修身养性的事情,达官显贵也常参加这类聚会。”[23]同时,他向客人讲述天主教在欧洲的情况,使客人对天主教抱有好感。

“神父就把欧洲基督世界的各种风俗和宗教习惯一一向他们做了介绍。他向他们解说了医院、孤儿院、济贫所、照料无依无靠的寡妇和囚犯的慈善团体等等的宗旨和管理情况。……一年中有某些日子规定为圣日,献给上帝,专门用于崇拜与祈祷,从而使基督徒不至于放松其信仰的实践。他着重指出了基督教仁爱的美德和实行美德的种种方法,诸如布施钱财以救济穷人。”[24]利玛窦特别向来访人们强调天主教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并倡导永恒的夫妻关系,即使国王也不例外。对于这点,听众都“大加赞赏”,尽管“没人愿意照着去做”。也许他们是出于礼貌才赞成利玛窦的观点。当利玛窦指出在欧洲,儿童的婚姻被禁止时,来客们都十分认可。利玛窦还向他们讲述了教会的组织系统,客人们得知“教宗的尊严比天主教国家的所有的国王还要高”之后,都十分惊奇。利氏在他绘制的世界地图上特别标出了教宗所在地的位置。

“培养对基督教世界的友好态度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神父们所写的一切东西上都习惯地加上一些简短的道德箴言……中国人喜欢这个习惯,往往收集这些警句,写在自己的扇子上或抄在纸上,从而可以贴在墙上阅读。”[25]

利玛窦这种有别于其他海外传教士的独特的传教方法,在南京取得了谨慎的、缓慢的,但同样也是可喜的收获。他的第一位皈依者,是一名70多岁的姓秦的官员,取了“保禄”的教名。他的儿子在武举考试中得到解元头衔,在南京任都指挥使,不久也入了教,取了“马丁”的教名。后来他们全家男女老幼都加入了天主教,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

利玛窦对在南京的工作进展十分满意,他说:“今年南京会院做了不少事,南京正处在帝国中部,为南直隶,所以也十分高贵富丽。我们在这里也深得朝野人士的好感,且可说今年获得双倍的收获。”[26]

2.与“三淮”的辩论。刚一进入中国的时候,为了使自己区别于中国人十分厌恶的葡萄牙人的形象,曾身着佛教和尚的服装。在韶州期间,利玛窦的住所离南华寺很近,这使他得以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和尚,他发现和尚在社会上并不很受尊重,名声也不是很好;同时随着他“合儒排佛”方针的逐渐清晰,产生了要与他们区别开来的想法,于是就有了在江西换上儒生服装的举动。南京相对他以前居住的地方来说,佛教的影响更大一些,很多官员和文人也都不同程度地信仰佛教。可以说,利神父第一次与佛教的辩论发生在南京,以及后来南京发生的由沈潅发起的教案,都不是偶然的。

这次聚会是由李本固召集的。李本固本人是一名佛教徒,他“坦然地承认佛教如同烂了一半的苹果,虽然如此,在挖掉烂的一半的同时,也要保留住好的那一半”[27]。关于利玛窦与三淮辩论的详情,主要来自《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记载,作为辩论当事的一方,不能期望他做完全公正和客观真实的记录。不过我们从中了解到他们讨论的内容。

利玛窦记道:对手三淮“同那些由于懒散无知而声名狼藉的一般寺僧大不相同,他是一位热情的学者、哲学家、演说家和诗人”。他们讨论了有关“天主存在”、“认识论”和“人性的善和恶”等问题。利玛窦不仅在此场合宣传了他的宗教,在辩论中也运用了西方的逻辑学原理。他认为,在座的人对自己的论点十分满意,他自认为是取胜了。虽然佛教高僧三淮并没有认输,当然更不可能放弃他的信仰。但是利玛窦借此机会扩大了影响,得到了很大的收获。他们的话题也引起在座客人的广泛兴趣,“以致后来在他们的集会上,他们又对这些问题讨论了好几个月。”更重要的是,这使中国文人们“终于得出结论:他们原以为是蛮夷之道的,实际上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么野蛮。”[28]

3.撰写《二十五言》。在南京期间,利玛窦撰写了宣扬天主教道德的《二十五言》一书。这是他继《天主实录》《交友论》《西国记法》之后以中文撰写的第四本著作。《二十五言》一书在徐宗泽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被列入“格言类”。据考,其主要内容取材于古罗马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卒于公元135年)的遗说简编《手册》一书。其主旨在于劝说世人“顺命而行”、“安静其心”。

所谓“顺命而行”。他比喻说,就像自己去天主那里做客,主人以食物招待你。轮到你了,你可以“徐徐寡取之”;没轮到你,“毋迎之”,错过了你,“毋援之”。他又说,“人生世间,如俳优在戏场上”,戏台上虽有帝王、公卿、大夫、士庶、奴隶、后妃、妇婢之别,演出结束就都是一样的了。“故俳优不以分位高卑长短为忧喜也。”[29]

所谓“安静其心”。他说:“心之安静贵耶?天下贵耶?心之安静贵,无疑矣。”欲要心安,须舍俗虑。不要追求财、爵、名、寿这些属于“不在我者”的身外之物,而应“不阿顺,不苟誉,存直蓄忠于己”。

利玛窦在文中运用了“仁、义、礼、智、信”这些中国传统的道德词汇,并赋予天主教道德的新含意。关于“仁”,他说:“夫仁之大端,在于恭爱上帝”,“如以外物得失为祸福,以外至荣辱为吉凶,或遭所不欲得,或不遭所欲得,因而不顺命,甚且怨命,是皆失仁之大端也”。关于“智”,他说:“知顺命而行,斯之谓智”[30]。这些都体现了利玛窦为使天主教“中国化”,以及“合儒补儒”所作的探索与尝试。

《二十五言》于1599年在南京杀青,先在文人中流传,后于1604年由冯应京在北京刻印,冯氏撰写了序言,徐光启写了跋。该书为利公赢得了良好声望。他在1605年2月写的一封书信中谈到:“在此小册子中我只谈修德养性”,“不攻击任何宗教,当然呈现天主教伦理的色彩。所以所有的宗教人士皆喜欢读它。其他会院都来函告诉我这本小册子已传遍四方。不少人劝我多写几本书,这样为传扬圣教大有裨益。”“凡拜访的人无不认为书籍与我们的科学的介绍,对教会会产生丰硕的成果。”[31]在同年5月的一封信中,他又提及此书,说:“此书并不攻击其它宗教,只谈人内心修养,颇呈现希腊斯多噶派学人的意味,但我以适合于我们的伦理为限。此小册子人人喜爱,人人赞扬。”[32]他还说,人们希望他们关于教义要理的书籍也采取这样的风格。

从利玛窦以上几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出,南京时期是他借以传播天主教的“文化适应策略”和“科学传教策略”日趋成熟的时期。经过近20年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研究,利玛窦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因而也就探索出更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教方法。

现存的利玛窦书信中,只有一封写于南京,即1599年8月14日一封给他在罗马的朋友高斯塔神父的信。在这封信中,他着重谈了中国传教的特殊性问题。

他说:“也许有人会问我,什么时候才会有大批的中国人皈依?……假使拿我们这一点儿成果和其他传教区所有的相比,他们所有的成果似乎非常辉煌。而我们在中国这个时候,不但不是收获季节,而且连播种的时期也不是,而是筚路蓝缕、胼手胝足、驱逐猛兽、拔除毒草的开荒的工人而已,以备未来的传教士来播种、收获。”这是因为“中国就是中国,和他国不一样”,“中国人不喜欢外国人,百姓怕洋人,皇帝更畏惧外国人……假如我们聚集许多教友在一起祈祷开会,将会引起朝廷或官吏的猜忌。因此为安全计,应慢慢来,逐渐同中国社会交往,消除他们对我们的疑心,而后再说大批归化之事。”[33]

他认为,借以同中国社会交往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文化交流。他说,“任何可能认为伦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在教会工作中并不重要的人,都是不知道中国人的口味的。他们缓慢地服用有益的精神药物,除非它有知识的佐料增添口味。”[34]

总之,利玛窦在南京居住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斐然的成绩。然而,他并不就此止步,他的最终目标是到首都北京去,向皇帝进贡,争取得到能在中国自由传教的许可。1600年年初,前面谈及的郭居静神父与另一名新来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从澳门来到南京,带来了新的贡品。利玛窦决定将南京的教务交由郭居静负责,自己与庞迪我再次北上进京。5月18日,利玛窦一行告别了南京的朋友们,搭乘一支进京的船队,沿运河北上。从此他的生命又翻开了新的篇章。

编后语 :此文系为2003中国明史学会第十届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发表在《明代文化研究 南京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上)。2012年南京日报记者向我约稿,此文经删节后刊登在2012年11月15日《南京日报》。文中提到的“石星”应为“佘立”。

另,1999年我曾到南京考察利玛窦遗址。考察结果写入了《利玛窦中国遗址考察初记》一文,发表在《国际汉学》第五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有关章节附录于下:

主人公在记述其在南京的生活时,较详细谈到的有以下几处地方—承恩寺、钦天监、瞻园、大祀殿和利玛窦所建造的南京最早的教堂,是此次考察的重点。我们先是走访了南京市地名办公室80岁的老专家汪尔驹先生,向他请教了若干问题,并查阅了未曾刊印的《南京地名志》和《江苏省南京市地名录》,然后对上述地点的遗址进行了考察。

第一,承恩寺。

这是利玛窦到达南京后的临时住所。《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到:“他们住的地方叫承恩寺,是一个宽敞的庙宇,挤满了客人。他们愿意住在这里是因为它位于城市的中心。”利玛窦在这里展示了代表西方文化的“自鸣钟”、“八音琴”和“圣像”等,引起很多中国人的兴趣。“老朋友们到寺院的住处来看他们”。

在1947年由国民党政府南京市长叶楚伧主编的《首都志》中,对承恩寺有如下记载:“《南都察院志》:景泰二年内官王瑾住宅,奏改为寺,赐额‘恩承’。《客座赘语》:承恩寺踞旧内之右最为嚣华之地,游客服贾蜂屯蚁聚,而佛教之木叉刹宇荡然尽也。”说明在当时这里是一处非常繁华的地方。1984年编纂的《江苏省南京市地名录》收录了叫作“承恩里”的地名,称:“承恩里,位于建康路西段北侧,南起裱画廊,北至李家苑,以古承恩寺得名。”“明朝该地有一承恩寺。承恩里小学即为当年寺庙大殿旧地。有古井一口,老槐一株。”

看来,当年的承恩寺已经不存了,我们一路打问,找到了承恩里小学,在该校校长的引导下,看到了那口古井的石制井口,旁边还立着一块文物保护的石牌,但被油漆涂抹,字迹已经模糊了,只有“古井”二字清晰可辨,这里早就成了一处被人遗忘的角落。附近一棵高大的老槐树矗立在教室楼前。小学校长告诉我们,这一带马上就要拆迁了。届时连这个古井井口恐怕也要进历史博物馆了。

第二,钦天监。

人们都知道位于北京建国门大街一侧的“古观象台”。那曾是明清两代王朝的钦天监。在明代,在作为陪都的南京也设有钦天监。《利玛窦中国札记》曾提道:“城内一侧有一座高山,它的一边有一块开阔的平地,非常适于观察星象。这个区域附近有一群宏丽的房屋,就是该院人员的住宅。”“他们在这里安装了金属铸就的天文仪器或器械,其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超过曾在欧洲曾看到的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这些仪器虽经受了近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无损它原有的光彩。”利玛窦还特别详细地依次介绍了其中“四件最大的仪器”:浑天仪、浑天象、量天尺和简仪。

汪尔驹先生告诉我们,鸡鸣山(又称鸡笼山)旁边的北极阁曾是明代钦天监。裴化行在《利玛窦评传》中写道:“利玛窦名望与日俱增,数学仪器在全城广泛传播,北极阁小山上的观象官员对此深为不安。利玛窦说:‘那是一所学堂,值得敬重,与其说是由于天文科学,不如说是由于建筑!他们满足于依据古老规律预报节日、推算每年星象,万一事实否定了他们的预言,他们就说原该如其预计,但上天给予这一突变,是向大地发出警告;为此,他们任意捏造出种种解释。’这些不学无术的官儿为自己的‘饭碗’提心吊胆,就偷偷来找神父的弟子,承他们告知,这样卓越的一位夫子到中国来,不是为了夺走他那种卑微而报酬极低的官职!双方拱手言欢而别,甚至互相拜会。就是利用这种机会,利玛窦得以观赏元代郭守敬制作的、已经没有人懂得的绝妙天文仪器的。”

关于北极阁原明代观象台遗址,在中国史书和地方志中也有记载。据《元史·天文志》载,当金兵攻破北宋都城开封后将宋王朝的天文仪器运到北京(当时称燕京),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称大都),开始时,袭用宋代旧仪器,但感到不足。于是太史郭守敬创制简仪、仰仪等仪器,“皆臻于精妙”。而且下令将每种仪器,造十三件,分置在当时的十三个行省。《首都志》所收《南京天文台记》指出:“南京天文台之建筑,盖即规划于是时。”又曰:“南京天文台之建筑动议,虽在于一二八O年世祖之朝,然实施则在一三八一年(即洪武十四年)也。”书中引《万历上元志》的记载:“明于山巅置仪表,以测玄纬,名观象台,更名钦天山。”鸡鸣山天文台作为当时国家的天文台比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要早300年。《首都志》中还刊登了一幅题为《明鸡鸣寺观象台》的图。据裴化行所提供的线索,我推断此图原出于1627年版的《金陵梵刹志》。

《南京天文台记》曰:“台之遗址在山巅之平原。地形长方,广约廿五米至三十米,长稍过之。其间有平房一所,门南向,为占星者居室。又有稍高之台,形四方,则所以陈列仪器。其器皆置于露天之台上。”接着便明确记载了利玛窦的活动:“仪器凡四事,利玛窦及其弟子辈尝考察此四仪器,有所传述,颇足为后人所利赖。”“第一仪器为一铜制球……第二仪器为浑天仪……第三仪器为日规……第四仪器……据利氏所述,此种仪器制作皆极精妙,所用材料皆甚耐久。利氏见此器时在一六OO年,距制作之时已二百五十年,二其器犹焕然若新。其作工之巧,可以想见。惟在科学上之价值殊逊。其所分三百六十五度又若干分,无论于天象不相干,即所分亦殊不平均。是足见当日天文家知识之陋矣。”

1668年康熙皇帝下令将此处的所有仪器运往北京。后来他南巡至此时登临此山,随后兴建了北极阁等建筑。鼎盛时期,在此观景曾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曰:“鸡笼云树”。1853年北极阁毁于战火,后来重建,规模逊于往日。《首都志》载:“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大学院于山上重建气象台,台旁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又有陆军无线电台。有驰道通汽车。山前为中央大学,山之东麓有鸡鸣寺。”书中附有气象台和气象研究所的照片。这里现为江苏省气象台和南京市气象台所在地。

12月4日,我们一行3人爬上了的北极阁。现存建筑为民国时期所建。房屋是仿古琉璃瓦大屋顶,像天坛的祈年殿一样,瓦色深蓝。另有一六角形高台,上置天线。南京市政府将此处定名为“北极阁气象台旧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刻有标志石牌。院中青松郁郁,芳草萋萋,环境宜人。一尊石碑矗立,但字迹漶漫难辨。查方志始知,此碑为康熙二十八年百姓感戴朝廷免税而立,与天文历法无关。至于原存此地的天文仪器,如明代仿郭守敬原物制造的简仪等,业已移至紫金山国家天文台。

第三,瞻园。

《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曾谈到,利公在一处“全城最华贵的花园里受到接待”:“他(指利玛窦)参观花园中许多赏心悦目的事物,看到了一座色彩斑斓未经雕琢的大理石假山。假山里面开凿了一座奇异的山洞,内有接待室、大厅、台阶、鱼池、树木和许多别的胜景。”“洞穴设计得像一座迷宫,更加增添了它的魅力;它并不太大,尽管全部参观一遍需要好几个小时,然后从一个隐蔽的出口走出。”据本书的中文译者考证,这处花园是明代开国元勋魏国公徐达府第的西花园,叫作“瞻园”。它当时的主人是魏国公徐弘基。

清代时,魏国公府成为布政使藩台衙门。乾隆皇帝南巡时,曾驻跸此地,御笔所题“瞻园”二字,现嵌刻在青砖洞门之上。据说乾隆极爱此园,回京后命人以瞻园为蓝本,在西郊长春园中建一“茹园”。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这里先后为东王杨秀清和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的王府。天京失陷后,王府及花园都遭到破坏。现在位于“瞻园路”畔的“瞻园”是由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教授主持恢复建成的。原王府旧址现辟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瞻园虽然已看不到利玛窦在其札记中谈到的设有接待室、大厅、鱼池等设施的“大理石假山”和“奇异的山洞”,但仍以山石著称,全园0.6公顷,假山约占一半,沿水池分为南、北、西三部分。其中北假山据称是明代遗物,格外享誉海内外。

瞻园现在是南京重要的旅游景点。公园入口大门上方悬有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匾额—“金陵第一园”。

第四,利玛窦住所,即南京最早的教堂。

利玛窦得到定居南京的许可后不久,就买到一处房子。这本是刚刚竣工不久的新房,因为房主认为常常闹鬼,不敢住,不得不低价售出。利玛窦认为:他有耶稣基督的保佑,魔鬼必定退避三舍,便乐于买下。这处房产“座落在城里最高的地段,不怕河水浸淹,并且位于南京的大街上,此处街道约有一投石的宽度。从瞭望楼四周,可以看到皇宫和各部衙门”。据研究利玛窦的专家德礼贤考证,这所房产位于“正阳门西营崇礼街”。

然而在现在的南京地图上,已经找不到“正阳门”。我们请教汪尔驹先生,他说明代的“正阳门”后来称为“光华门”,50年代已拆毁;而“崇礼街”如今改叫“尚书巷”。《南京地名志》载:“尚书巷,明朝原名崇礼街。”“万历二十六年,意大利传教士来南京时,住在崇礼街西营三铺。”

我们在原光华门西侧的旧城区中,找到了尚书巷。这里早已没有了当年教堂的任何遗迹,连住了60多年的老住户,也闻所未闻。(https://www.daowen.com)

的确,从利玛窦定居南京之日至今,已经整整400年了。400年中南京这座古都历经岁月沧桑。在利玛窦死后不久,就爆发了“南京教案”,以南京礼部尚书沈图示为首的保守派官员对天主教进行的大规模的攻击,导致曾经破例允许利玛窦居住在北京,并赐予他墓地的万历皇帝下令将外国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境。清代的顺治、康熙两帝曾一度开放教禁,汤若望、南怀仁等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一方面为朝廷服务,一方面传布天主教。但在康熙末年,禁教之议又起,而且越来越严,北京的几所教堂虽然有幸得以保留,但包括南京在内的各地教堂概被没收,作为他用。

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压迫下,中国政府不得不解除禁教之令,天主教、基督教重新进入中国。我们走访的一处天主教教堂建于1870年;而另一处基督教教堂则建于20世纪30年代,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还在教堂的墙壁上留下了墨迹。

第五,大祀殿。

大祀殿,也就是南京的天坛。利玛窦在《札记》中描写道:“它不论从规模来说,还是从建筑的宏伟来说,都是真正的皇家气派。它位于京城的一端,在一片丛林或者说一片松树林中,环以围墙,周长12意大利里。庙宇的墙壁是青砖砌成的,其余的都是木结构。它分为5个区或殿,都为两排木柱所围绕。两个人伸出手臂都很难抱住一根木柱,木柱的高度和围长成比例。屋顶盛饰以浮雕,全部涂金。这座庙宇大约是在两百年以前建造的,由于皇帝不再住在南京,现在已经不再供皇帝祭典之用;尽管如此,它却丝毫没有颓损,气象不减当年。”

可惜,大祀殿连同全部的明代皇宫明末时已相当破败,清兵南下时又经历了第二次劫难,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就仅存一派悲凉景象了。现在,在原皇宫的废墟上建立了“明故宫遗址公园”。人们只能通过一座座宫殿的石柱础和一些残存石刻,去领略它昔日的辉煌。


[1]《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6页。

[2]《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第286—287页。

[3](美)邓恩(George H.Dunne)著Generation of Giant-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of the Ming Dynasty,美国印第安纳州Notre Dame 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9页。

[4]《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第322页。

[5]《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35页。

[6]同上书,,第340页。

[7](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评传》,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54页。

[8]《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75页。

[9]《利玛窦中国札记》,第54页。

[10]《利玛窦书信集》,第259页。

[11]《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316页。

[12]李贽《续焚书》卷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1—93页。

[13]转引自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14]《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53页。

[15]同上书,第352页。

[16](法)裴化行《利玛窦对中国科学的贡献》,《新北辰》1935年10月第10期,第58页。

[17]转引自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页。

[18]《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55页。

[19]参见林东阳《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及其对明末士人社会的影响》,载于1983年台北出版的《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第316—317页。

[20]《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台北利氏学社1986年版,第300页。

[21]同上。

[22]《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61页。

[23]利玛窦、金尼阁著《中国传教史》,台北光启书社,1986年版,第312页。

[24]《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80页。引文中“基督徒”、“基督教”等词汇严格来说不够准确。目前约定俗成的译法应为“天主教”、“天主教徒”,而“基督教”、“基督徒”特指新教。但中译本原文是这样的,特此说明。

[25]同上书,第382页。

[26]《利玛窦书信集》,台北光启书社1986年版,第257页。

[27](美)邓恩(George H.Dunne)著Generation of Giant-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of the Ming Dynasty,第61页。

[28]《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69页。

[29]《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128—134页。

[30]《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128—134页。原文在仁、义、礼、智、信几个字上都加了圆圈,以示强调。

[31]《利玛窦书信集》,第268页。

[32]同上书,第276页。

[33]《利玛窦书信集》,第256—257页。

[34]《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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