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奇人利玛窦
16世纪是欧洲风云激荡、社会骤变、英雄辈出的时代,文艺复兴运动刺激了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大航海极大地了扩展人们的视野,促进了商品的交流、市场的开拓,宗教改革则推动了中世纪主导欧洲人精神王国的天主教的蜕变。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1534年一个全新的天主教修会——耶稣会诞生了。
耶稣会一方面反对新教,维护教皇权威;另一方面则促使天主教自我更新和与时俱进。它的两个显著的特点是重视科学教育和致力于东方的传教事业。为此,耶稣会在欧洲各地兴办学校,除了神学之外,也研究和讲授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与此同时,耶稣会成为向新大陆传播天主教的一支生力军。
与天主教其他修会有明显不同的是,耶稣会在海外传教时所强调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现代美国耶稣会学者邓恩曾论道:“这个修会是由教宗保禄三世(Paul III)于1540年9月27日正式批准的年轻的修会。宗教的修会,就像一个人一样,通常在它的年轻时期比较能够显示出它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耶稣会的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St.Ignatius of Loyola)不惧怕开辟新路。他制定的修会规则,对他的追随者的传教方式不做狭隘严格的限定。相反,他决定对耶稣会的成员采取与众不同的做法。”1542年,当保禄三世派遣耶稣会士博爱特(Broet)和萨摩荣(Salmeron)到爱尔兰去的时候,“依纳爵命令他们要适应爱尔兰人的风俗习惯。”当另一名耶稣会士巴雷托(Barreto)被阿比西尼亚提名为族长的时候,依纳爵给他下了指示,让他表现出广泛的“适应精神”,并且警告他,“不要贸然轻率地改变那些可能潜入礼拜仪式的陋习,而是要慢慢地改变,这样才不会不适当地触动根深蒂固的偏见。”[2]
作为修会创始人之一的方济各·沙勿略亲赴东方传教。他的足迹遍及印度、斯里兰卡、马来亚、新加坡、日本等地,由于遵循了“适应精神”,他在亚洲的传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后他立志进入中国,但是却被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大明王朝拒之门外,不幸于1552年病死在一个名叫上川的小岛上。弥留之际,他面向中国大陆感叹道:“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
就在这一年,一个名叫马特奥·利奇(Matteo Ricci)的男孩在意大利东部的马切拉塔城诞生了。冥冥之中上帝将沙勿略未竟的事业交付给了他。
少年时的利奇身体强健,性格活泼,聪明过人,记忆力强。幼年的他常常跟着笃信天主教的母亲进教堂,诵圣经,作弥撒,其就学的小学和初中,也是天主教耶稣会开办的。这一切对他的思想启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父亲若翰·利奇是名药剂师,也作过教皇国的市长和省长。父亲希望儿子将来也能做一名官员,于是当儿子刚刚16岁的时候,就被他送到罗马去学法律。
但是利奇却对那位到远东传教的耶稣会先贤的传奇经历十分感兴趣。沙勿略的探险经历和献身精神,深深地感动了这位年轻人。他于1571年8月某日敲开了耶稣会总会长办公室的门,请求作一名耶稣会士,从此,他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抛弃了诱人的前程,为自己选择了一条铺满荆棘的道路。
立志献身天主的利奇,改而进入耶稣会创办的罗马学院攻读哲学与神学。该校的哲学课程也包括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这期间,对利奇奥影响最大的是克拉委奥教授(Christoph Clavius)。克拉委奥是耶稣会中造诣很高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是著名科学家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好友。(https://www.daowen.com)
当年轻的利奇正在潜心攻读神学和哲学的时候,葡萄牙在印度的代理人来到了罗马学院,挑选几名年轻的传教士东来。利奇等4人应召而往,并得以觐见教皇。1578年的3月24日,一行14名年轻的传教士登上了“圣路易”号。他们在海上颠簸了半年,历尽艰难困苦,总算于同年的9月安全地抵达果阿。
1573年,一位才智非凡的神父——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被任命为耶稣会远东教务巡察使,翌年来到澳门。他细心观察了澳门的风土人情,总结了天主教在澳门发展极为缓慢的原因。秉承了耶稣会特有的“适应精神”,他对过去的传教方法做了重大修改。他要求到中国的传教士首先要精通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他甚至允许传教士们脱下教服而身着佛教的僧衣。在他看来,既然中国人能容忍来自西域印度的和尚,或许也能容忍他们这些碧眼金发的来自远西的洋僧。为了推行这种全新的传教方针,利奇被范礼安派往中国的澳门,
1582年8月,刚满“而立”之年的马特奥·利奇踏上了这片伴随他后半生并最终永世长眠于斯的神奇国土。从此他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利玛窦。他先在澳门学习了一年中文,于翌年9月,突然得到了一个机会而进入了当时两广总督的驻跸地——肇庆。在知府王泮的批准下,利神父在肇庆城东的西江岸边买了一块地皮,建造了一幢两层的欧式建筑。王泮亲笔为他们题写了两块牌匾:一块悬挂在院门门眉,曰“仙花寺”;一块悬挂在客厅上方,曰“西来净土”。
利玛窦在“仙花寺”住了6年。这期间他刻苦学习汉语及重要的中国典籍。利玛窦在1585年10月20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说,他“目前已可不用翻译,直接和任何中国人交谈了”[3],并且能够非常熟练地阅读中文书籍。他还和同伴罗明坚编纂了一部葡汉词典。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外语言的辞典。这期间,他广泛地接触中国的官员和学者,请他们前来参观从欧洲带来的新奇物品——印刷精美的圣经、魔术般变幻光线的棱镜以及自鸣钟等。当时的文人对这些从未见过的西方物品称赞不已,而给中国士人心灵极大震憾的,还是那幅题为《山海舆地图》的世界地图。
关于《山海舆地图》的来历是这样的:“当时在利氏寓所中挂着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地图。中国学者见到它都颇感新奇,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一幅用中文标注的同样的图’。特别是肇庆知府王泮本来就是地图爱好者,他见到利玛窦挂出的世界地图后很感兴趣,恳请利氏把它译成汉文。利玛窦清楚地知道,绘制出一幅中国人所重视和欢迎的地图,不仅可以使他的个人赢得声望,而且可以为传教活动创造良好条件。于是他立即着手工作,编绘出了一份汉文地图。”[4]为了尊重中国人的自尊心,利玛窦将地图的子午线东移,使中国的版图位于地图的中央。
1589年,新任的两广总督刘继文提出希望利玛窦等离开肇庆的要求,并建议他们到广东北部城市韶州定居。利玛窦爽快地同意了。韶州地处粤北山区,自然不如肇庆富庶,但它是进入湖南、江西,甚至进一步向明王朝的两个都城——南京和北京进发的门户,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在那里居住6年之后,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4月,利神父果断地抓住了一个机会,随同重新被召用的兵部侍郎佘立及家人北上,进入江西,而命另一名耶稣会士郭居静留守韶州。此行利公进入了被称为“陪都”的南京城。但是由于中日在朝鲜的战事,他未能在那里落脚,而是返回了南昌购屋定居。
从1595年到1598年,利玛窦在江西的首府南昌定居了3年。这期间利玛窦换上了儒生的服装,以他对“中国礼仪”的宽容态度,以及娴熟的中文和渊博的知识赢得了众多文人与官员们的好感。他将原本极易被天主教排斥的、中国传统的“祭祖”和“祭孔”礼仪,解释为可被接受的“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和“感谢老师的教育之恩”,从而化解了阻隔两大文明和谐相处、平等交流的坚冰。他用中文撰写的两本小册子——论述友谊的《交友论》和关于记忆的《西国记法》,并编绘了新版的世界地图——《舆地山海图》,再加上他屡试不爽的天文气象预测和超人的数学技能。这一切使他得以融入中国社会,并且在文人学者圈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赢得了崇高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