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聚京师,联手翻译《几何原本》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汇聚京师,联手翻译《几何原本》

利玛窦在南京住了一年之后,与刚刚从澳门来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一道,于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18日,再次向北京进发。这回他特意又让人从澳门带来一座大的自鸣钟和一幅绘制精美的圣母像,以便使他向皇帝贡献的礼物更为引人注目。

1601年1月24日,在中国纪年表上称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利玛窦一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北京。他所携带的30多件贡品送进宫中,利玛窦还呈上一本由中国朋友修改润色并誊清的、措词极为恭谦诚恳的奏疏。

利玛窦在疏中自称为臣,并称:一向仰慕天朝的“声教文物”,愿终身为天朝一子民,所以“航海而来,历时三年,路经八万余里”。在广东肇庆、韶州二府居住15年,学习语言文字,诵记中国古代圣人之学。后由江西至南京,又居住了5年。知“天朝招徕四夷”,便携本国方物,陈献御前。他称:臣于“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能“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9],表示了自己愿意将所学之天文、数学等知识贡献于中国皇帝面前,又以婉转的口吻,表达了想在北京留居的愿望。

奏章也许并没有引起皇帝的注意,但一大一小的两架自鸣钟却使皇帝爱不释手。万历皇帝从没见过如此精巧的玩艺儿,喜不自禁。过了8天钟突然不走了,皇帝以为坏了,急命太监召神父进宫。利玛窦仅仅旋紧了发条,自鸣钟又行走如初。皇帝因此感到这位西洋人的价值,于是力排众议,破例准许利玛窦在北京购房定居,还给他们发了俸禄。利神父成了御用的钟表修理师。这也就是的中国钟表业将大胡子利玛窦奉为行业神的历史缘由。

利玛窦的贡品中还有圣母像和西洋琴,这也是西洋美术和音乐进入中国的开端。

利玛窦在中国朋友的帮助下,在宣武门内购得一处房产,将其改建成自己的住所和北京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即现在的“南堂”的前身。

就在利公定居北京后不久,1604年徐光启再次入京赴会试,一举得中,并点了翰林,任翰林院庶吉士。于是,徐光启也举家迁居京师。他就在利公住所的附近租了房子,常常身着便服,走进教堂,与利玛窦朝夕聚谈,切磋道德学问。徐光启称:“四方人士无不知有利先生者。诸博雅名流亦无不延颈愿望见焉,稍闻其绪言余论(即科学知识),即又无不心悦志满,以为得所未有。”而他自己“亦以间从游请益,或闻大旨也。”1605年,徐光启在为利玛窦《二十五言》一书撰写的《跋》中说,自己“生平善疑”,但是听了利玛窦的议论,就像是拨云见日,“了无可疑”。在与利氏交谈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盖不可得。”他甚至认为,“余向所叹服者,是乃糟粕煨烬,又是糟粕煨烬之万分之一耳!”[10]自己几十年所追求的学问与利玛窦的西学相比,简直一钱不值。

从1604年到1607年这三年,是二位中外伟人携手共创中西文化交流大业的黄金岁月,而其中最为彪炳史书的成就,就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

利玛窦早就有将一些西洋科学书籍、特别是欧几里得几何学介绍给中国的想法。利玛窦在早年罗马求学时,曾师从克拉维奥教授研习欧几里得几何学,深得其秘。来中国后,他在与中国学者切磋学问时了解到,中国学者对此道并非完全不知,但“未睹有原本之论”,“既阙根基,遂难创造”,“不能推明所以然之故”[11]。因此,利玛窦萌生了翻译介绍作为西方科学基础的欧氏几何学的念头,也想以此作为酬谢中国朋友善待他的好意。

他先后尝试了几次,第一次是在韶州与瞿汝夔合作,第二次在南京与张养默合作,到了北京后,利玛窦又与一位被称为“保禄的朋友”的举人合作尝试着翻译几何学,但都没有成功。因为“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缺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所以难度极大。以致此项翻译“三进三止”[12]。利玛窦认为:除非有突出的天分,没有人能承担这项任务并坚持到底。利公在与徐光启探讨学问时,常常提及此书翻译之事,他还说,“此书未译,他书俱不可论。”[13]

一次,利玛窦再次提到几何学,谈及“此书之精,且陈翻译之难,及向来中辍状”。常以“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为座右铭的徐光启决定亲自动手,与利公合译此书。他说:“既遇此书,又遇子不骄不吝,欲相指授,岂可畏劳玩日,当吾世而失之?” 他更进一步说,“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消微。必成之。”[14]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关于《几何原本》的翻译缘起和过程是这样写的:(https://www.daowen.com)

“徐保禄博士有这样一个想法,既然已经印刷了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书籍,现在他们就应该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引导人们作进一步的研究”。“经过日复一日的勤奋学习和长时间听利玛窦神父讲述,徐保禄进步很大,他已用优美的中国文字写出来他所学到的一切东西。”[15]

就这样,自1606年秋天开始,徐光启每日下午到利氏居所工作3至4个小时。利氏口传,徐光启笔授。二人“反复辗转”,“重复订正”,“凡三易稿”,历时一年,终于完成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有史料说,在翻译过程中,杨廷筠、李之藻、叶向高、冯应京、曹于忭、赵可怀等都曾参与过“质疑辩难”[16],熊三拔、庞迪我也参与过意见,再加上之前瞿汝夔、张养默等人的虽然不曾完成且又不算成熟、但不乏参考价值的文稿,可以说《几何原本》也包含了其他中外人士的智慧与辛劳。

《几何原本》前六卷于1608年在京刻印出版。卷首刊登了徐光启写的序言和署名为利玛窦而其实也是徐光启代笔的引言。

在序言中,徐光启强调了几何学作为基础学科的重要性,称:“《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以当百家之用”。不仅如此,还能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将以习人之灵才,令细而确也”[17]。

引言中,作者介绍了几何学的方法,即“题论之首,先标界说;次设公论,题论所据;次乃具题,题有本解、有作法、有推论。先之所征,必后之所恃。”[18]随后作者详细地列举了几何学在测地、量天、制器、造屋,甚至军事方面的广泛用途。

《几何原本》的翻译与出版引起了当时学者文人的高度重视。后来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反驳一些官员以“从无此例”来杯葛在北京赐予利玛窦墓地时说:自古来华的洋人,“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19]

利玛窦对《几何原本》的出版也非常得意。他将两册《几何原本》寄给了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并在信中说:“这类书在中国还是破天荒,它的证明方法及其清楚分析,引起中国士大夫的惊异。中国人从每页的图形可以明了其中的含意。”[20]他在另一封寄往罗马的信中也谈到此事,称“此举不但把科学介绍给大明帝国,提供中国人一种有用的工具,而且也因此使中国人更敬重我们的宗教。去年已译完六卷,分六册,立即付梓,文辞十分高雅完美。”“在《几何原本》中介绍了许多中国人前所未闻的知识。”[21]

尽管中文译本《几何原本》只是原书的前六卷,但它对中国数学发展史的贡献还是划时代的。梁启超曾评价它为:“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的著作。”他们确定的用中文词汇表达的几何学概念,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相似、外切等等,以及几何学一词本身一直使用到今天。该书引入了西方数学的公理化、证明等方法,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数学界,使得一大批学者诚心倾服。其影响力不仅限于中国,而且惠及朝鲜和日本。徐光启进一步试图用《几何原本》的演绎方法解释中国传统的数学。他所著的《测量异同》与《勾股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几何原本》一书出版后,利玛窦曾对其进行了若干校正。1607年徐光启南下为父亲守制,利氏将此校正本寄给徐光启,希望有愿再版此书者参照修订。徐光启于1610年再度进京时,利玛窦已经过世。在他的遗书中,有一本经他亲手校订的《几何原本》。庞迪我、熊三拔就将这本利氏遗书赠予徐光启。1611年徐光启略有闲暇,便与庞、熊二人合作,在利玛窦校订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订、整理,出版了《几何原本再校本》,使之比第一版更加严谨,“差无遗憾矣”[22]。

徐光启还写了《几何原本杂议》一文。在此文中,他说《几何原本》有“四不必”即“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四不可得”,即“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三至三能”,即“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易易他物之至难”。该书不是告诉人们现成的结论,而是教人们掌握一种一通百通的思维方法,他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23],对《几何原本》一书给予了高度赞扬。

《几何原本》前六卷的成功翻译是利玛窦和徐光启两位伟人精诚合作的硕果。一方必须是精通此义,又乐于此道的外国传教士,其舍利玛窦而无他;另一方必须是立此志向,又有此能力的中国学者,又非徐光启而莫属。而利、徐二公同在北京又仅有短短的3年时间(即从1604年徐光启中进士到1607年他为父亲守制而离京)。这期间还必须有国际、国内宽松的外部环境。诸多条件缺一不可。这部经典著作出版问世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15卷完全本的《几何原本》要等到250年后,才由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作在1856年翻译出版。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