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伟人的初识
下面出场的是本文的第二位主人公——徐光启。
徐光启比利玛窦年轻10岁,生于1562年(明嘉靖四十一年)的上海。当时的上海只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小村庄。他的祖父和父亲世代以农商为业。就在徐光启出生前不久,他的家乡遭受到横行于东南沿海的倭寇的大肆劫掠,以致原来还算殷实的徐家家道中落。徐光启的童年生活就是与下层民众一道在贫寒中度过的。父、母亲身体力行的教诲,使他一生都关注国计民生,特别是与老百姓生命攸关的农业、水利、军事防卫等被当时人们称为“经世致用”的学问。
在那个时代,青年学子的唯一出路是通过科举考试,谋取一官半职。徐光启自然也不例外,父母亲希望他能以此为进身之阶,从而做一名为民造福的正直官吏。1581年,20岁的徐光启考中了秀才。之后他在家乡设馆教学,当了一名私塾先生。但他所向往的是“世可无虑不足,民可无道殣”,即人民得以丰衣足食地生活的人生理想,为此他特别注重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学问。这虽然遭到时人的嗤笑,但他“独持迂论”,“固陋之心终不能移”[5]。也正因为如此,在之后的15年数次为求中举的乡试考试中,徐光启一次又一次名落孙山。他只好到一个名叫赵凤宇的家塾中任教,并随雇主一同到了广东的韶州。
这时的他,心中极度苦闷。正值壮年气盛,空有救国救民的志向和经国济世的才能,但无用武之地。自己的出路在哪里?国家的出路在哪里?一天,在韶州城护城河边百无聊赖地散步时,徐光启看到一幢据说是来自遥远“泰西”的外国人的住宅。他没料想到,他推开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扇门,也推开了为中国的思想界、科学界带来光明的一扇门。
开门接待他的是身材高大魁梧、满脸络腮胡子,取了个中国名字——郭居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已经掌握了流利汉语的郭居静非常友善地接待了他,并引导他参观了他们的住所。徐光启看到了完全陌生、又感到新奇的天主画像及其他西洋物品,但最使他震撼的是一幅从未见过的《山海舆地图》。
原来世界竟是如此之大!一向勤奋好学,且以“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为座右铭的徐光启一下子被其吸引住了。通过与郭居静的交谈,徐光启得知这幅地图的作者名叫利玛窦,此时他已离开了韶州,前往南昌定居。
徐光启在韶州任教一年多,随后又到了广西。1597年,他再次赴乡试,终于考中了第一名——解元。但是在随后的考进士的会试中,徐光启不幸落榜,只得返回上海老家,一面开馆授徒,一面静心读书,过着清贫的生活。
1598年在南昌定居了3年的利玛窦,再次抓住机会,随同礼部尚书王弘诲进入大明帝国的首都北京。可不幸的是,还是因为朝鲜战事无法在那里立足,他只好顺运河南下。冬季的运河难免因冰冻而停航。利玛窦利用这段时间,将自己长期摸索的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案进行了归纳总结。他哪曾想到,这本来是为后来的外国传教士提供的一个学习汉语的工具,却成了400年后中国小学生必须掌握的“汉语拼音方案”之滥觞。
就在南下途中,恰好日本统治者丰田秀吉突然死去,朝鲜的战争结束了。利玛窦得以在气氛变得宽松的南京定居下来,与官员、学者们频繁交往。这期间他应吴中明的要求,将在肇庆绘制的世界地图修订补充,由吴氏出资刻印了《舆地山海全图》。(https://www.daowen.com)
徐光启在不同的场合又多次见到利玛窦修订后的世界地图。于是,他对西学再度产生强烈的兴趣,并下决心要与作者见面。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机会终于来了,徐光启从上海赴京参加会试,在路经南京时,徐光启特意专程拜访了仰慕已久的利公玛窦。由于还要进京赶考,他在南京只作了短暂的停留。
利玛窦在他发往欧洲的书信中记道,徐光启在听利氏讲了恭敬唯一的天主,回家后便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并因此而领会了天主教“三位一体”[6]的道理。中文史料中对利、徐会面没有具体的记载,但徐光启通过此次会面对利玛窦有了“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的评价。“博物”是说他的知识渊博;“通达”是说他明白事理,容易交往;“君子”是称其人品高尚。这次短暂的相处和交谈,奠定了徐、利二人之后结为跨国界、跨文化的“莫逆之交”的基础,为他们携手谱写中西文化交流的伟大篇章,开了一个好头,同时,徐光启也因此受到第一次天主教教义的启蒙教育。
徐光启告别利公,匆匆赴京参加会试,但依然没有考中。当他回程再到南京拜访利玛窦时,利公已经踏上第二次进京的行程。徐光启只见到了留守南京的罗如望神父。
3年后,1603年徐光启从上海到南京办事,再次拜访罗如望。神父陪他参观了教堂中的圣母像,并送给他两本中文撰写的有关天主教教义的书—《天主实义》和《天主十诫》。
如获至宝的徐光启当晚就将两本书读完。第二天他就去见罗如望,要求领洗入教。“罗如望很有些惊讶,答说教义不是一夜能够学好的,至少也得八天问道。光启就一连八天午前午后都去听道。”[7]8天之后,罗如望对他细加考问,认为他已经明了教理,于是就给他施了洗礼,并取教名“保禄”。
以当今宗教平等和信仰自由的普世观点来看,不能说佛教与天主教孰优孰劣。但是,具体到晚明时期的中国,我们不能不看到,儒家的心学和佛教的禅宗都不能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新鲜的营养,不能为社会的前进注入动力。它们对世界的解释也远远落后了。如佛教的世界观是“一四天下”,即:“东毗提诃洲、南瞻部洲、西瞿陀尼洲、北拘卢洲”。佛教对白昼黑夜的形成、日月交食等自然现象的解释都停留在上古神话传说的水平;儒教的天人感应学说也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而当时的天主教则是经过自我更新、与时俱进,且与比较先进的科学相联系。中国人将之统称为“天学”。徐光启及晚明时代其他加入天主教的开明学者,他们对天主教的好感和熟悉,是从接受西方的科学开始的。皈依天主可以说是在他们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上的中间驿站,或者说是最终的归宿。
不仅如此,在长期闭关自守的明代社会,打破“华夷之辨”的千年传统,信仰一种全新的、来自从来闻所未闻的遥远外国的、又与被认为是“奇技淫巧”的学问联系在一起的宗教,无疑需要与众不同的胆识和勇气。徐光启的这种胆识和勇气首先来自他对传教士们所带来的西方科学的真理性的确信。应该说利玛窦“科学传教”的做法极其睿智,也非常成功。他的胆识和勇气也来自对利玛窦等传教士人格的仰慕。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不仅是学贯中西的大师,同时也是道德高尚的楷模。利玛窦等人对信仰的无私无畏的追求,孜孜以求地济弱救贫的善举,正直、坦诚、以德报怨的处世准则,不婚不宦、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态度,以及他们倡导的“相比相益,相矫相成”[8]的交友之道和“一夫一妻”的婚姻模式,等等。这一切,与晚明社会物欲横流、追逐名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陋习和社会颓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此而成为具有极大感召力的榜样的力量。而徐光启等痛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为人正直、为官清廉的开明学者,其倾心天主教,不独对他们自己来说是道德回归的精神寄托,同时也是他们希冀借助天主教的戒律以重整社会道德风尚的一种探索与尝试。因此,当时徐光启等开明学者信奉天主教,不仅有助于推广西方科学知识,而且具有改良社会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