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与禅宗造就了晚明空虚的学风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一、心学与禅宗造就了晚明空虚的学风

我以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不同文明区域彼此间的交流与竞争。[1]根据系统论的定律,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是系统走向有序的动力;换言之,如果这种交换被窒息了,系统将走向无序,社会将失去活力。

某个文明前进步伐的停顿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学术的僵化与枯竭上。明代中后期由王阳明创立的“心学”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思想。王阳明的主要社会实践就是平息叛乱,平息来自底层人们的叛乱,平息来自少数民族的叛乱,平息来自诸侯王的叛乱。他从中认识到“欲破山中贼,须先破心中贼”、“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道理,因而继承了宋代陆九渊所主张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以“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一切从“心”出发,“不须外面添一分”为信条,引导人们通过“静坐”、“克己”、“省察”,而“致良知”,然后“知行合一”。认为以此就能达到天下大治。“心学”的出现对于纠正宋代“理学”繁琐注释、言行不一的弊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所倡导的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则窒息了人们向丰富多彩的客观世界寻求真理,向大自然获取财富的创新精神。

与此同时,佛教的禅宗在明代中后期颇为流行。禅宗将成佛的功夫简易化,提出“心佛”的概念,主张“心即是佛”、“道由心悟”,修道功夫不在心外,只要明心见性即可成佛;强调“一心而万法皆备,万法尽通,自性是佛,不假外求”。可见,这一时期的佛教禅宗思想与王阳明的“心学”的基本点是相通的。或者更准确地说,王阳明的“心学”是吸收和借鉴了佛教禅宗的营养。(https://www.daowen.com)

在王阳明“心学”和佛教禅宗的影响下,明代中后期的多数文人学者、社会精英普遍只讲心性之学,不求经世致用之道,不注重国计民生。“内乐悠闲虚静之便,外慕汪洋宏肆之奇”[2];“治田赋则目为聚敛,开阃扦边者则目为粗才,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3]以致“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为晚明的所谓清流士子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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