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学者寻求真理、接受真理和实践真理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开明学者寻求真理、接受真理和实践真理

1.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志士,以强烈求知欲去寻求真理。

如徐光启,他早年“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及群书。诗赋书法,素所善也。既谓雕虫不足学,悉屏不为,专以神明治律兵农,穷天人旨趣”[10],对历法、数学、水利、农业、国防等关系国计民生但为一般儒士所重的所谓“形而下”的学问,情有独钟。他“躬执耒耜之器,亲尝草木之味”[11]。他在京津沪三地都亲自耕种过试验田;在《救荒本草》中他记录亲口尝过的草根树皮400多种,以供人们荒年“聊以充饥”。他还为推广种植来自海外的高产作物番薯而写了《甘薯疏》。

关于水利,徐光启曾写道,“昔与利先生游,常谓我言:‘薄游数十百国,所见中土土地人民、声名礼乐,实海内冠冕;而其民顾多贫乏,一遇水旱,则有道馑,国计亦绌焉者,何也?”利玛窦表示,很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为主上代天养民之助”,以报答皇上的隆恩。在西洋,有关于水利的学问,如能在中国实行,就可以富国足民。”徐光启听了这番话,非常兴奋。他说,“余尝留意兹事二十余年矣。询诸人人,最多画饼。”于是急不可待地向利玛窦请教。利先生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一些梗概。徐光启感到“悉皆意外奇妙”,闻所未闻。当他为处理父亲丧事离京回乡而向利公告别时,利玛窦将同伴熊三拔介绍给他,说,“昨言水法,不获竟之。他日以叩之此公可也。”待徐光启返回京城时,利玛窦已去世,他就向熊三拔请教有关水利之事。熊三拔“唯唯者久之。察其心神,殆无吝色也,而顾有怍色”。徐光启明白,熊先生不是舍不得传授知识,而是怕人们对传教士万里东来的主要目的产生误解。于是就解释说:“人富而仁义附焉,或东西之通理也。”教义精微,可以拯救人们的精神;水利等事虽然粗俗,但可以拯救人们的生命。“并说之,并传之,以俟知者,不亦可乎?”古代的圣人曾经说过:“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器虽形下,而切世用,兹事体不细已。”[12]在徐光启积极促成之下,熊三拔制造了很多水利机械。徐光启与他合作,费时六载才完成了《泰西水法》一书。

兴修水利、防治水害也是徐光启翻译《勾股义》一书的主要出发点。他在该书的《序》中说道:“方今历象之学,或岁月可缓,纷论众务,或非世道所急。至如西北治河,东南治水利,皆目前救时至计。然而欲寻禹绩,恐此法终不可废也。”[13]

介绍西方科学,翻译科学著作,因为“东西文理”差距太大,“字义相求,仍多缺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所以难度是很大的。《几何原本》一书的翻译,就曾经“三进三止”。当徐光启有意与利公合作翻译此书时,利公“述此书之精,且陈翻译之难”,并谈及几次尝试翻译都不成功的往事。徐光启则不因此而止步,说:“吾先正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仅此一家已失传,为其学者皆暗中摸索耳。即遇此书,又遇子不骄不吝,欲相指授,其可畏劳玩日,当吾世而失之?”[14]何况“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论。”[15]他更进一步说,“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消微。必成之。”利玛窦受徐光启强烈的求知欲所感染,同意合作翻译。于是一人口传,一人笔受。利玛窦云:徐光启如此勤奋,我也不敢懈怠,于是二人“反复辗转”,“重复订正”,“凡三易稿”,披沥四载(1603年冬—1607年春),终于完成了前六卷。徐光启还不愿停笔,打算一鼓作气将十五卷译完。是利公建议“请先传此,使同志者习之,果以为用,而后徐计其余。”[16]徐光启才作罢。可见其求知欲望之强烈。

另如王征,他自幼喜爱制器,“间尝不揣固陋,妄制虹吸、鹤饮、轮壶、代耕及自转磨、自行车诸器,见之者亦颇称奇。”他偶然读到艾儒略《职方外纪》一书载有西方奇器,便感叹道:“嗟乎!此等奇器何缘得当吾世而一睹之哉?”1626年(天启六年)王征入京为官,专门拜访邓玉函、汤若望等传教士,请教西洋奇器。邓玉函等笑着拿出有关这方面的西洋书籍,说:“专属奇器之图之说者,不下千百余种”。王征看到“诸奇妙器无不备具”,“种种妙用,令人心花开爽”,便迫切提出愿与他们合作将书译成中文。而邓先生却说,要译此书,“必先考度数之学而后可”,要王征先学《同文算指》和《几何原本》二书。于是业已56岁高龄的王征又去攻读数学、几何。在与邓玉函合作翻译时,王征对西洋奇器做了精心挑选,“不关切民生日用者”不录,“非国家工作所急需者”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最简便者和最精妙者。

当时有人对王征进行非难,说,“今兹所录,特工匠技艺流耳。君子不器,子何敝敝焉于斯?”王征回答说:“学原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居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他驳斥说,假如以“君子不器”鄙视之,孔子为何有“备物制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之说?况且有机会遇到外国人的“绝学希闻”,这是多么的难得!“岁月不待,明睹其奇而不录以传之,余心不能已也!”其它的种种议论,我是顾不上考虑的!他还说,“古之好学者,裹粮负笈,不远数千里往访”,求学;而“今诸贤从绝徼数万里外赍此图书以传我辈,我辈反忍拒而不纳欤?”[17]其为国为民而渴望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片痴心跃然纸上。

后来发生并越演越烈的明朝与后金战争,也是驱使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之策的强大动因。本来“不谙韬钤”的焦勖,“以虏寇肆虐,民遭惨祸,因目击艰危,感愤积弱,日究心于将略,博访于奇人,就教于西师,更潜度彼己之情形,事机之利弊,时势之变更,朝夕讲究,再四研求,只为痴愤所激然耳!”[18]为此,他发奋与汤若望合作出版了介绍制造西洋大炮的《火攻挈要》。

杨廷筠曾在出任地方官时“缓催科,均徭役,又加意学校,月课岁试,奖进不倦”[19],有“仁侯”之誉,并敢于弹劾炙手可热的矿税太监。后结识西方传教士,对西学和天主教发生浓厚兴趣。面对汗牛充栋的西方书籍,他曾立下如此宏愿:西洋书籍“所称六科经济,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且在可译”。“假我十年,集同志数十手,众共成之”。“人寿苦短,何哉?吾终不谓如许奇秘,浮九万里溟渤而来而无百灵为之呵护,使终湮灭”[20]。徐光启更有著名的十六字箴言“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

2.不存夷夏之偏见,主张“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以平和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

他们一方面都认为中华学术有优良的传统和辉煌的历史,但另一方面也坦承在有些领域技不如人,正视以往中国文化的某些局限性。

李之藻“性明敏,法令划一,摘发如神,人莫敢欺。于诸家之学,无所不窥”[21],20岁时曾自绘中国15省地图,1601年在京结识利玛窦等传教士,即为西学所吸引,对天文、地理、军事、水利、音乐、数学、理化、哲学、宗教各个领域无不钻研。1608年他任澶州地方官,筹划兴修水利,重筑州城,以西法治案牍。《州志》称:“犹精历律:吏会计钱谷,多隐匿。之藻视案牍,以西洋算法正之,众骇服。”[22]后又在高邮治水,成效卓著,被当地人入祀七贤祠。

1613年,在南京太仆寺少卿任上的李之藻上《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疏中列举了西学中“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凡十四事”。其中包括有“地圆之说”、推算七大行星直径的方法、日月交食的成因及计算方法、纬度一度的距离等等。他说,“凡此十四事者,臣观前此天文历志诸书,皆未论及,或有依稀揣度,颇与相近,然亦初无一定之见。”特别是“观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即使郭守敬诸人而在,未或测其皮肤,又况见在台监诸臣,刻漏封尘,星台迹断,晷堂方案尚不知为何物者,宁可与之同日而论、同事而较也?”不仅如此,西学“不徒论其度数而已,又能论其所以然之理。”[23]

西学有此种种优越之处,并非西人天生睿智,中西制度不同使然。李之藻分析说,“该彼国不以天文历学为禁,五千年来通国之俊曹聚而讲究之,窥测既核,研究亦审,与我国数百年来始得一人,无师无友,自悟自是,岂可以疏密较者哉?”徐光启也曾说过:“西士之精于历无他谬巧也。千百为辈,传习讲求者三千年,其青于蓝而寒于水者时时有之。以故言理弥微亦弥着,立法弥详亦弥简。”“吾且越百载一人焉,或二三百载一人焉。此间何工拙可较论哉!”[24]

李之藻进一步说,除了天文历志书籍之外,西学还有“水法之书”、“算法之书”、“测望之书”、“仪象之书”、“日轨之书”、“万国图志之书”、“医理之书”、“乐器之书”、“格物穷理之书”等等。“以上诸书,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25]

另一个突出的事例,就是对利玛窦所绘制的世界地图的态度。当看到在世界地图上中国仅处于东方一隅时,一班墨守陈规的人便大加指责,声讨其“小中国而大四夷”之罪,称此为“无稽之言”,如此“小吾中国,是大可痛也”[26]。许大受称:“彼诡言有大西洋国,彼从彼来,涉九万里而后达此。按汉张骞使西域,或传穷河源,抵月宫,况是人间有不到者。《山海经》《搜神记》《咸宾录》《西域志》《太平广记》等书,何无一字记及彼国者?”礼部尚书朱国祚在奏疏中称:“《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27]他们以古代有限的地理知识为标准,以《会典》条文为标准,来否认利氏带来的全新的世界地理知识。(https://www.daowen.com)

而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这批先进的文人和官员,则敏锐地觉察到它的价值。徐光启斩钉截铁地说:“西泰子之言天地圆体也,犹二五之为十也。”冯应京则勇敢地承认自己“足不出阃域,识不越井天”,对世界的了解是井蛙之见。瞿太素的儿子瞿式毂说:“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井蛙之诮乎?”张京元说:“吾中国人足不履户外,执泥局曲,耳目所未经,与之语辄大骇。西域人多泛大海,涉重溟,多者数十载,集百年来实闻实见,画而成图。”[28]

既然中国人都没有周游过五大洲,那么相信利玛窦之世界地图者是否为盲从呢?不是。第一,利玛窦对日月交食的多次准确的预测和其过人的数理知识,使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中国人承认他所传授的世界地图是可信的。第二,利玛窦以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地理的若干测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李之藻就做过这样的验证:“凡地南北二百五十里,即日星晷必差一度。其东西则交食可验。每相距三十度,则交食差一时也。与依法测验,良然。”[29]第三,从其它渠道得来的西洋地理书籍也可以做验证。[30]

米嘉穗在《西方问答序》中对国人“夜郎自大”的世界观作了如下的评论:“学者每称象山先生‘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之说,然成见作为,旧闻塞胸。凡纪载所不经,辄以诡异目之。抑思宇宙大矣,睹记几何?于瀛海中有中国,与中国中有我一身,以吾一身所偶及之见闻,概千百世无穷之见闻,不啻井蛙之一窥,荧光之一照也。”他说,读了西学之书,感觉到“则真有前圣所未知而若可知,前圣所未能而若可能者”。因此他认为,“吾儒之学得西学而益明”。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天下失官,学在四夷”,因而中国古代科学流传到西洋,而在中国由于秦始皇焚书,反而不存了,持阿Q式的“西学中源”之论。但有人不赞同这种说法,如米嘉穗就认为:“岂天不爱道,不尽于尧舜周孔,而复孕灵于西国欤!”[31]

“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虽然出自宋代大儒陆九渊之口,但显然陆九渊所论的不是远在九万里之外的欧罗巴洲。开明学者们借用了这句话,破除了自古以来的华夷之限,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这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件。

3.为了使更多的中国人浣旧淬新,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百折不回的勇气传播真理、实践真理。

一个突出的事例是修订历法。

明代的历法基本上沿用了元代郭守敬制定的“大统历”。明初朱元璋命翻译回回历,以作为补充。但是到了晚明时期,“大统历”的误差越来越大,预测日月交食常常发生失误。修历之说屡屡提起,但当局总是以“古法未可轻变”为由加以拒绝。1601年利玛窦进京时,就在呈给皇上的奏折里表达了有意参与修订历书的愿望。他还将欧洲的《格列高利历书》译成中文。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日食,钦天监预测有误。礼部“因请博求知历学者,令与监官昼夜推测”,发现错误并非是人为的计算所致,而在方法的本身。于是五官正周子愚奏曰:“大西洋归化远臣庞迪我、熊三拔等,携有彼国历法,多中国典籍所未备者。乞视洪武中译西域历法例,取知历儒臣率同监官,将诸书尽译,以补典籍之缺。”[32]结果是疏入,留中。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李之藻任南京太仆少卿,上奏《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就是本文前面所引用的),提出:“今迪我等年龄向衰,乞敕礼部开局,取其历法,译出成书。”但是,“时庶务因循,未暇开局”[33]。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时任钦天监监副的周子愚,在为熊三拔的《表度说》撰写的序言中,再次提出,“大西洋诸君子所携本国书典,其种甚广,各极其妙。我中国人当一一传译之。”“尽传其书,以裨履端考正之功,而佐我国家敬天勤民之政,是千古一快事也。”[34]熊明遇亦有“倘祠官采译以闻,太史氏参伍刊定,以补台监之不及……举正归余,直媲美乎黄轩之历矣,何汉唐之足云”[35]之言。

1629年(崇祯二年),徐光启任礼部侍郎,以西洋算法理对五月初一的日食作出与大统历、回回历都不相同的预测,结果只有他的测报得到验证。崇祯皇帝严责钦天监官员。监官戈丰年奏曰:大统历于至元十八年开始使用,仅近18年之后就出现了误差。况且至今已260年了,未作任何修订。他说:“今若循旧,向后不能无差。”崇祯皇帝这才任命徐光启领衔历局,率传教士以西法修历。

徐光启首先组织李之藻、邓玉函、龙华民等集中力量翻译西洋天文历法书籍。中西人士精诚合作,“臣等借诸臣(指外国传教士)之理与数,诸臣又借臣等之言与笔。功力相依,不可相无。”但最后还是由徐光启亲自定稿,他白天“入阁办事,会因阁务殷繁,不能复寻旧业。止于归寓,夜中篝灯详绎,理其大纲,定其繁节”,“每卷必须七、八易稿”[36],辛苦非常。第二年邓玉函不幸病逝,徐光启又举荐汤若望、罗雅谷入局译书。

在翻译书籍的同时,徐光启不放过任何一次实际预测和验证的机会,以向皇帝、向朝臣证明西法之精确,大统历、回回历及其它历法之谬误。他推算1631年(崇祯四年)四月四川的月食,事后四川报告说,“新法密合”。

直到1633年(崇祯六年)徐光启分五次向皇帝进呈了翻译的西洋历书共137卷。其中有一半书稿“略经臣目手”,另一半书稿“经臣目者十之三、四,经臣手者十之一、二”[37]。这年冬徐光启逝世。他一直坚持到临死前一个月才辞职。历局由李天经接手。

李天经秉承徐光启遗志,一面译书,一面观测。1635年(崇祯八年)“新法书器俱完,屡测交食凌犯俱密合”。但由于守旧官员和太监的多方阻挠,崇祯皇帝仍不能下决心颁布新法,只是“谕天经同监局虚心详究,务祈划一”。1636年(崇祯九年)正月的月食预报,钦天监、回回科与李天经的数值都不同。李天经为了避免到时候“云掩难见”,“乃按里差,推河南、陕西所见时刻,奏遣官分行测验”。结果“唯天经所推独合”[38]。1637年(崇祯十年)正月初一,京师日食。又一次“食时推验,唯天经为密”。皇帝准备废“大统历”、用新法。但又有人奏:“中历必不可尽废,公历必不可专行。四历(指西洋历、大统历、回回历及魏文魁的历书)各有短长,当参合诸家,兼收西法。”[39]于是,1637年(崇祯十一年)“仍行大统历”。直到1643年(崇祯十六年)又一次日食发生时,再一次验证了西洋历法的正确性,崇祯皇帝才于八月诏曰:“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可惜已经太晚,明王朝的丧钟已经敲响!

明末开明学者前赴后继,愈挫愈坚,表现出了实践真理的顽强精神。虽然新历法没能在明代施行,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后来,这一以西洋方法修订的历书终于在清代顺治年间颁行天下。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