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经世致用的开明学者与西学一拍即合
就在空疏之风日盛之时,社会上也涌现出少数有识之士抱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敏锐地察觉到王朝潜在的各种危机,因而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期望以此经国、济世、救民、平天下。本文中称他们为“开明学者”。他们对谈心论性而不务实的风气强烈不满,批评道:“自昔圣贤之生,救世为急。”“今也,牧民之宰,簿书不遑,过陇亩问桑麻亦多未睹,他何论哉?虽前树艺之方,在于《月令》诸编,上不倡,下不谙也。食胡以足?”“崇重农功,固王道之先也。不图于是,而欲晞踪隆古之治,必弗可觊已。且安有尊处民上,坐享民膏,不为民孰计,忍令其饥以死,此岂天之意哉?”[4]
他们对佛教也丧失了信心。汪汝淳说道:“竺干居士,予以正觉,超乘而上,庶几不坠于迷途,盖化实而归于虚,欲人人越诸尘累,不谓于世道无补也。”他因此主张“持今日救世之微权,非挽虚而归之实不可。”[5]冯应京曰:佛家信条“一切尘芥六合,直欲超脱之以为高”,众人佞佛,以致“古学者知天顺天,而今念佛作佛;古仕者寅亮天工,不敢自暇自逸,以瘝天民;而今大隐居朝,逃禅出世矣。”他因此痛感“空谈之弊,而乐夫人之谈实也”[6]。
这些人因这样或那样偶然的机会与以介绍西方文明为主要传教方式的利玛窦等传教士结识,了解到各种西方新知识。他们一下子就被这种“实修实证”、“实心实行”的实学所吸引[7]。如徐光启所言:泰西诸君子“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余常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它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8]毕拱辰更以形象的描绘表现出西学对他产生的巨大震撼:“余幸获兹编,无异赤手贫儿,蓦入宝山,乍睹零玑碎璧,以不胜目眩心悸,骨腾肉飞,遑待连城驮采,照乘夜光哉!”[9]
他们认为西学是“能令学理者去其浮气,练其精心”的真理,是“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的必由之路。于是他们以强烈的愿望寻求真理,以开明的态度接受真理,以刻苦的精神学习真理,以顽强的意志传播和实践真理,以无畏的勇气概捍卫真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https://www.daowen.com)
美国学者邓恩写了一本反映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晚明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取名为《一代伟人》。借用他的提法,我将这同一时期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的开明学者,称为晚明知识界的“一代伟人”。他们成为来华耶稣会士—《交友论》和《逑友篇》的作者们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挚友。给中国学术史以重大影响的“西学东渐”和被称为“天主教传播史上的一大奇迹”的中国开教,都是由这些中国“伟人”们与传教士“伟人”们携手共同成就的。
对于他们寻求真理、传播真理、实践真理、捍卫真理的故事,完全应该用与邓恩先生《一代伟人》一书相同篇幅的著作来表现。这不是一篇文章能够完成的,本人仅作一梗概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