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学者的宗教信仰及他们捍卫真理的无畏勇气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四、开明学者的宗教信仰及他们捍卫真理的无畏勇气

首先说明,本文论述的晚明时期的开明学者与天主教徒之间不能划全等号。我所说的“开明学者”是指那些以徐光启为首的勇于接受西学,传播西学,实践西学的晚明文人、学者和官员。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者说最杰出的代表入了教,但有些人则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入教。相反,那些未曾在传播西学方面卓有建树的单纯的天主教徒,如弘光朝的太监、皇妃等,则不在本文所说的“开明学者”范围之内。

晚明时期的中国,儒家的心学和佛教的禅宗都不能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新鲜的营养,不能为社会的前进注入动力。它们对世界的解释也远远落后了。如佛教的世界观是“一四天下”,即:“东毗提诃洲、南瞻部洲、西瞿陀尼洲、北拘卢洲”。佛教对白昼黑夜的形成、日月交食等自然现象的原因的解释都停留在上古神话传说的水平;儒教的天人感应学说对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解释也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而当时的天主教则是与相对先进的西学相联系的。人们将之统称为“天学”。崇祯皇帝曾为汤若望御赐了书有“钦褒天学”牌匾;李之藻编纂了包括神学著作与科学著作在内的大型丛书—《天学初函》。绝大多数加入天主教的开明学者,他们对天主教的好感和熟悉,是从接受西方的科学开始的。皈依天主可以说是在他们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上的中间驿站,或者说是最终的归宿。

站在宗教平等和信仰自由的立场上看,信仰佛教与信仰天主教并无孰优孰劣之差别。然而在当时,信仰一种全新的、来自闻所未闻的遥远外国、又与传统上被认为是“奇技淫巧”的“形而下”的学问联系在一起的宗教,无疑需要与众不同的胆识和勇气。这胆识和勇气首先来自他们对传教士们所带来的西方科学的真理性的确信。应该说利玛窦“科学传教”的方针,是极其睿智的,也是非常成功的。另一方面,他们的胆识和勇气也来自对利玛窦等传教士人格的仰慕。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不仅是学贯中西的大师,同时也是道德高尚的楷模。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们对信仰的无私无畏的追求,孜孜以求的济弱扶贫的善举,正直、坦诚、以德报怨的处世准则,不婚不宦、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态度,以及他们倡导的“相比相益,相矫相成”[40]的交友之道和“一夫一妻”的婚姻模式……这一切,与晚明社会物欲横流、追逐名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陋习和社会颓风形成了强烈对比,因而成为具有极大感召力的榜样力量。而痛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为人正直、为官清廉的开明学者,其倾心天主教,不独对他们自己来说是道德回归的精神寄托;同时也是他们希企借助天主教的戒律以重整社会道德风尚的一种探索与尝试。因此,在当时开明学者信奉天主教,协助传教士们传播天主教,不仅有助于推广西方科学知识,而且具有改良社会的进步意义。

1616年至1617年间(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发生了由沈潅为首信奉佛教的保守官员发动的“南京教案”。导致“南京教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王丰肃偏离了利玛窦的谨慎策略。沈潅在1616年5月、8月和12月接连参奏的“参远夷”三疏,可以说是儒家保守派与“西学”矛盾的总爆发。尽管他的理由,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些是很可笑的。

第一,“自称其国曰大西洋,自名其教曰天主教。夫普天之下,薄海内外,为皇上为覆载照临之主。是以国号大明。何彼夷亦曰大西?且既称归化,岂可为‘两大’之辞,以相抗乎?”

第二,“尤可恨者,城内住房既据洪武冈王地,而城外又有花园一所,正在孝陵卫之前……龙蟠虎踞志向,其狐鼠纵横之地,而狡夷伏藏于此,意欲何为乎?”

第三,“更可骇者,臣疏向未发抄,顷七月初才又邸报,……及至二十一日,已有番书订寄揭稿在王丰肃处矣。夫置邮传命,中国所以通上下而广宣达也,狡焉丑类,而横弄线索于其间,神速如此,又将何为乎?”

第四,称王丰肃同党“诈称行天主教,欺吕宋国主,而夺其地,改号大西洋。然则闽、粤相近一狡夷尔,有何八万里之遥?”[41]

奏疏中,并无对天主教教义进行实质性批判的内容,也没有提供天主教危害社会的有力证据,只是一些无知的猜测。面对他们的发难,徐光启等人挺身申辩,表现出敢于担当的坦荡襟怀和捍卫真理的非凡勇气。他说:

“臣见邸报,南京礼部参西洋陪臣庞迪我等,内言‘其说浸淫,即士大夫亦有信向者’;一云:‘妄为星官之言,士人亦坠其云雾。’曰士君子,曰士人,部臣恐根株连及,略不指名。然廷臣之中,臣常与诸臣讲究道理,书多刊刻,则信向之者,臣也;又常与之考求历法,前后疏章具在御前,则与言星官者,亦臣也。诸臣果应得罪,臣岂敢幸部臣之不言以苟免乎?然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且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千人之英,万人之杰。所以数万里东来者,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

他说:“盖彼西洋临近三十余国奉行此教,千数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遗,夜不闭关,其久安长治如此。然犹举国之人,兢兢业业,唯恐失坠,获罪于上主。则其法实能使人为善,亦既彰明较着矣。此等教化风俗,虽诸陪臣自言,然臣审其议论,察其图书,参互考稽,悉皆不妄。皇上豢养诸陪臣一十七载,恩施深厚。诸陪臣报答无阶,所抱之道,所怀之忠,延颈企踵,无由上达。”[42](https://www.daowen.com)

徐光启接着说,这些实情,我既然知道,如果默默不语,则有隐瞒之罪,因此冒昧陈请。允许天主教与僧徒道士一体留容,数年之后,就能看到其效果,即人心世道,渐次改观,法立而必行,令出而不犯,国家将万世太平。

他说:“臣闻 :由余西戎之旧臣,佐秦兴霸;金日磾西域之世子,为汉名卿。苟利国家,远近何论焉?”

至于西学、西教是否危害国家,徐光启提出了三种验证的方法:

“其一,尽召书中有陪臣名,使至京师。乃择内外臣僚数人,同译西来经传。凡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论,治国平天下之术,下及历算医乐农田水利等兴利除害之事,一一成书。钦命廷臣共定其是非。果系叛常拂经,邪术左道,即行斥逐,臣甘受扶同欺罔之罪。”

“其二,诸陪臣之言,与儒家相合,与释老相左,僧道之流,咸其愤嫉,是以谤害中伤,风闻流播,必须定其是非。乞命诸陪臣与有名僧道互相辩驳,推勘穷尽,务求归一。仍令儒学之臣,共论定之。如言无可采,理屈词穷,即行斥逐,臣与受其罪。”

“其三,书译若难就绪,僧道或无其人,即令诸陪臣将教中大意、诫劝规条,与其事迹功效,略述一书,并已翻译书籍三十余卷,原来本文经典一十余部,一并进呈御览。如其蹐驳背理,不足劝善戒恶,易俗移风,即行斥逐,臣与受其罪。”

徐光启还提出,传教士们现今的衣食,来自于西人的捐施,自然不能割断于西人的来往。如果认为此事不妥,可以由朝廷“恩赐钱粮”,并接受国人捐助,使其衣食有着。然后对“西来金银”“严查阻回”。如此可“尽释猜嫌矣”。

本文在此肯定徐光启捍卫真理的勇气,并非仅指其捍卫天主教的教义,而是指其敢于捍卫事实的真相。事实的真相是:从利玛窦以来直至“南京教案”发生时,外国来华传教士并未做过任何危害中国的事情,他们介绍的西学有利于国计民生,他们的宗教也是引导人们去恶向善,他们的人品是高尚的。

徐光启对沈潅的三篇《参远夷疏》逐条辩驳,写了洋洋数千言的《辨学章疏》,杨廷筠撰写了《鸮鸾不并鸣说》《代疑编》等书,列举14条理由和三异点以证明天主教与白莲教之不同。当朝廷终于批复了沈潅的奏章,强行驱逐传教士后,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征、孙元化等人则甘冒风险,尽其所能,为他们提供庇护。当时真正被驱逐到澳门的仅有庞迪我、熊三拔、曾德昭、王丰肃4人,而龙华民、阳玛诺、艾儒略、傅泛济、郭居静、金尼阁、毕方济等都在中国教徒家中藏身。之后不久,曾德昭、王丰肃以及新来的传教士又再次进入内地,5年之后,在华传教士的人数就超过了“南京教案”之前的人数。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