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领导的明末历法改革与望远镜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五、徐光启领导的明末历法改革与望远镜

中西交流史学家方豪先生评论道:“明末中国天主教人士,在科学上作了一件集体大工程,那就是崇祯年间的修历。”[47]关于明末徐光启主持的引进西方天文学理论进行中国历法改革一事,中外专家学者的论述已经很多、很充分了。笔者在这里只涉及有关望远镜的内容。

日本学者桥本敬造指出,就观测而论,天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观测是用肉眼。接着是用望远镜”,第三个阶段是“射电天文学阶段”[48]。中国的天文学自上古开始直到1629年的几千年间,都处于第一阶段;而自1629年开始,中国人首次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并通过科学的观测来修正历书,从而使中国的天文学进入了划时代的新阶段。成就这次划时代跨越的带头人,就是徐光启。

经过了旷日持久的争论,1629年9月1日(崇祯二年七月十四日),崇祯皇帝终于在徐光启上奏的的《礼部为奉旨修改历法开列事宜乞裁疏》上批答曰:“这修改历法四款,俱依议。徐光启见在本部,着一切督领。李之藻速与起补,蚤来供事。该部知道。”[49]于是拉开了参用西法,修改历书的大幕。

关于修改历法,徐光启胸中有上、中、下三策。此三策道尽徐光启的一番苦心。

下策曰:“苟求速就,则豫算日月交食三四十年,次用旧法,略加损益附会其间,数月可竣。夫历家疏密,惟交食为易见,余皆隐微难见者也。交食不误,亦当信为成历,然三四十年之后,乖违如故矣。此则昧心罔上,臣等所不敢出。”这就是说,下策是沿用旧法,稍作修补,以能在三四十年的短时期内测算日月交食为准。过了三四十年,还是错误百出。他说,这种昧心欺君之事,我是不敢做的。

中策曰:“依循节次,辨理立法,基本五事,分任经营。今日躔一节,大段完讫,恒星半已就绪,太阴方当经始。次及交食,次及五星,此功既竟,即有法有数,畴人世业,悉可通知,二三百年必无乖舛。然其书已多于曩者,其术亦易于前人矣。”也就是说,中策就是现在所作的,“日躔”、“恒星”、“太阴”、“交食”、“五星”,“基本五事,分任经营”,致使二三百年之内不会发生错误。即便如此,也已经超过前人了。

徐光启最为向往的当然是上策。上策曰:“事竣历成,要求大备,一义一法,必深言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干,不止集星历之大成,兼能为万物之根本。此其书必逾数倍,其事必阅岁年。既而法意既明,明之者自能立法,传之其人,数百年后见有违离,推明其故,因而测天改宪,此所谓今之法可更于后,后之人必胜于今者也。”[50]简言之,即不仅仅编制了实用准确的历书,而且探究天体运动的终极规律,将这些规律传之后人,以至数百年后,即使历书的某些个别地方发生了偏差,后人也能根据这些规律,了解出现偏差的原因,改正历书的错误。但是要完成这一任务,须翻译编纂更多的书籍,花费更长的时间。徐光启感到,这对他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他称:像我这样年老体衰的身体,就是照中策办理,也未必能亲眼看到成功,更何况上策呢!但即使这是难于实现的、类似“精卫填海”、“愚叟移山”的理想,我也要提出来,请皇上深思。

尽管胸怀“上策”的理想,但徐光启并不好高骛远,而是按照“中策”脚踏实地地做事。9月13日(七月二十六日)徐光启上《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其中提到启动修历相关的若干事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采用西法:“万历间西洋天学远臣利玛窦等尤精其术”,“今其同伴龙华民、邓玉函二臣,见居赐寺,必得其书其法,方可以校正讹谬,增补缺略”。另一项是制造仪器,开列了十项工作,其中包括有:“装修测候七政交食远镜三架,用铜铁木料”[51]。

这些建议得到崇祯皇帝的首肯。徐光启就在宣武门内原“首善书院”旧址成立历局,延揽邓玉函、龙华民二人入局办事。徐光启禀承“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52]的理念,与他们一道,“逐日讲究翻译”,即翻译欧洲天文、数学著作,同时制造必要的天文观测仪器。另选原钦天监官生戈丰年、周胤等人,“分番测验晷景”[53]。李之藻因病耽搁了行程,直到第二年年中才到京。

在徐光启开列的修造仪器的“急用仪象十事”中前九项都是使用了“造”,只有第十项关于望远镜,用的是“装修”二字,且所用材料为“铜铁木料”,并没有制造关键零件透镜的玻璃。

11月7日(九月二十三日)徐光启再为历局各项开支申请预算上疏皇帝,其中提到“望远镜架三副,每架工料银六两。镜不在数”[54]。由此看来,徐光启将前次提出的“装修望远镜”的动议,其实只是制造望远镜的支架。这说明传教士们从欧洲带来的望远镜是可用的,只是缺少观测用的镜架;说明此时他所主持的历局已拥有三副望远镜了。同时也说明,当时的历局还没能造出完整的望远镜,特别是其中的关键部件—玻璃磨制的凸、凹两种镜头。

不料历局刚刚开始办事两个月,辽东后金大汗皇太极率八旗兵入犯京师,皇帝又派徐光启参与防守退敌之事。徐光启向崇祯皇帝提出将望远镜与西洋大炮配合使用,并主张严守秘密,曰:“未可易学,亦不宜使人人能之”[55]。

这一期间,在历局中,“独两远臣与知历人等自行翻译”[56]。半年之后又传噩耗,邓玉函于1630年5月13日(崇祯二年四月初二日)因病去世。徐光启沉痛地向皇帝报告说:“此臣历学专门,精深博洽,臣等深所倚仗,忽兹倾逝,向后绪业甚长,只藉华民一臣,又有本等道业,深惧无以早完报命。”于是他推荐了汤若望、罗雅谷二人,“二臣者其术业与玉函相埒,而年力正强,堪以效用”[57]。崇祯皇帝立即批准召汤、罗二人进京。

皇太极退兵之后,徐光启再回历局,李之藻和罗雅谷、汤若望等人也相继参与进来,“臣等借诸臣(即传教士)之理与数;诸臣又借臣等之言与笔”,中外人员精诚合作,译书工作进展很快。

在译书的同时,徐光启十分重视实际观测。他说:“谚曰:‘千闻不如一见’,未经目击而以口舌争,以书数传,虽唇焦笔秃,无益也。”[58]当日食、月食等天象发生时,徐光启就不顾年老体衰,率领中外员工进行实际观测。

1631年10月25日(崇祯四年十月初一日),徐光启首次通过望远镜观测了日食。他在历局率钦天监秋官正周胤、五官司历刘有庆、漏刻博士刘承志、天文生周士昌、薛文灿以及罗雅谷、汤若望一道观测。他们“于密室中斜开一隙,置窥筒眼镜,以测亏复;画日体分数图板,以定食分。”[59]观测时他采取汤若望在《远镜说》中介绍的方法,在望远镜后面适当的距离上放置一张白纸,即“取其光影映照尺素之上,自初亏至复圆,所见分数界限真确,画然不爽。”[60]

他还下令在观象台另设一架望远镜,同时观测,“亦宜如法障蔽,仍置备窥筒眼镜一架”,由钦天监官员观测后“据实奏闻”。通过这次使用望远镜的实际观测,徐光启深感望远镜的优越性,他感叹道,“若不用此法,止凭目力,则眩耀不真。”[61]

11月8日(崇祯四年十月十五日),徐光启又率历局中外人员一起,以此法观测了一次月食,在之后写给皇上的奏疏中,他说:观测“日食之难,苦于阳精晃耀,每先食而后见;月食之难,苦于游气纷侵,每先见而后食。且暗虚之实体与外周之游气界限难分。臣等亦用窥筒眼镜,乃得边际分明。”[62]且在此后,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就形成惯例了。

直到1633年(崇祯六年)为止,徐光启分5次向皇帝进呈了翻译的西洋历书共137卷。其中有:《大测》《测天约说》《日躔历指》《恒星历指》《月离历指》《交食历指》《五纬历指》等等。在这些著作中,他们虽然主要是遵循了第谷的天文模式,但是仍然广泛地介绍了欧洲天文学的3个主要派别的学说,即“多禄某”(即托勒密)、“第谷”和“谷白泥”(即哥白尼),也介绍了赞同哥白尼理论的“刻白尔”(即开普勒)、“加利娄”(即伽利略)的新发现,介绍了使用望远镜观测天体所得到的新发现。这正是本课题所特别加以关注的。例如:

邓玉函在其《测天约说》中说道:

“独西方之国,近岁有度数名家造为望远之镜,以测太白,则有时晦,有时光满,有时为上下弦。计太白附日而行远时,仅得象限之半,与月异理。因悟时在日上,故光满而体微。时在日下则晦,在旁故为上下弦也。辰星体小,去日更近,难见其晦明,因其运行不异太白,度亦与之同理。”[63]这里所说的太白即金星,辰星即水星。(https://www.daowen.com)

“太阳面上有黑子,或一、或二、或三、四而止;或大、或小,恒于太阳东西径上行,其道止一线,行十四日而尽。前者尽,则后者继之,其大者能减太阳之光。先时或以为金、水二星,考其躔度则又不合。近有望远镜,乃知其体不与日体为一,又不若云霞之去日极远,特在面前而不审为何物。”[64]

罗雅谷在《月离历指》中详细地记述了用望远镜观察到的月球上的阴影,他说:“月体如地球,实处如山谷、土田,虚处如江海。日出先照高山,光甚显;次及田谷、江海,渐微。如人登大高山视下土崇卑,其明昧互相容也。试用远镜窥月,生明以后,初日见光界外别有光明微点,若海中岛屿。然次日光长魄消(日渐远,明渐生,如人上山渐远,渐见所未见),则见初日之点或合于大光,或较昨加大,或魄中更生他点(如日出地,先照山巅,次照平畴等)。以光先后,知月面高庳,此其征已。”[65]学者指出:“《月离历指》中对月面的描述与色物利诺(Severin Longomontanus, 1562—1647)《丹麦天文学》(Astronomia Danica)中的描述非常相似。”[66]

罗雅谷还介绍了用望远镜测冬至夏至“两径之差”的方法:“以远镜求冬夏二至两径之差法,木为架以远镜一具,入于定管,量取两镜间之度。后镜之后,有景圭欹置之。管与圭皆因冬夏以为俯仰,其管圭之相距,则等至时从景圭取两视径以其较较全径为二至日径之差。”[67]

罗雅谷在《五纬历指》中称:“按古今历学皆以在察玑衡齐政授时为本,齐之之术,推其运行、合会、交食、凌犯之属。在之之法,则目见器测而已。然而目力有限,器理无穷。近年西土有度数名家,造为窥筒远镜,能视远如近,视小如大,其理甚微,其用甚大。具有《本论》。”[68]他这里提到的《本论》,想必就是以上所引的汤若望文中说到的《远镜本论》一书。

接着,罗雅谷系统介绍了使用望远镜而得到的一系列天文新发现:“今述其所测有关七政者一二如左:

“其一,用远镜见周天列宿,为向来所未见者,不可数计。”

“其二,土星向来止见一星,今用远镜见三星,中一大星,是土星之体,两边各一小星系新星,如图。两新星环行于土星上下左右,有时不见,盖与土星相食。或曰土星非浑圆体,两旁有附体如鼻,以本轴运旋,故时见圆,时见长。”

“其三,木星,目见一星,今用远镜见五星。木星为心,别有四小星,常环行其上下左右,时相近时相远。时四星皆在一方,时一或二或三在一方,余在他方,时一或二不见,皆用远镜可测之。”

“又问:远镜中若少离木星之体,即不得见小星,何故?曰:本星光助目,以能分小星之体。以上两言,聊以答问,未知正理安在?俟详求之。”

“其四:为金星旁无新星,特其本体如月,有朔有望,有上弦下弦。”

“其五,太阳四周有多小星,用远镜隐映受之,每见黑子,其数其形其质体,皆难证论。时多时寡,时有时无,体亦有大有小,行从日径,往过来续。明不在日体之内,又不甚远,又非空中物,此须多处多年多人密测之乃可。不关人目之谬,用器之缺。”

“又以远镜窥太阳体中,见明点,其光甚大。”

“又日出如是,用远镜见日体偏圆,非全圆也,其周如锯齿状。然因其行无定率,非历家所宜详。”[69]

罗雅谷在《五纬历指》卷五《金星经度》一节中详细介绍了用望远镜观测金星的结果。他说:“金星因岁轮于地时近时远,远时显其体小而光全,若以远镜窥之,难分别其或圆或缺之体。在极远左右数十度亦然。若在中距者,其光稍淡,则远镜可略测其体之形,然光芒锐利,亦难明别为真体,或为虚映之光。唯在极近数十度,则光更淡,又于地近,其体显大,可明见之,系凡金星为迟行或逆行,用远镜窥之,可测其形体,若更近,见其体缺更大。”[70]

他还以望远镜观测的结果,证明了金、木、水、火四行星绕日运行,而非绕地球运行的理论:“本历总论,有七政新图,以太阳为五纬之心。然土、木、火三星在太阳上难征。今以金星测定,无可疑,后详之。试测金星于西将伏东初见时,用远镜窥之,必见其体其光皆如新月之象;或西或东,光恒向日。又于西初见东将伏时,如前法窥之,则见其光体全圆。若于其留际观之,见其体又非全圆而有光有魄。盖因金星不旋地球如月体,乃得齐见其光之盈缩,故金星以太阳为心。”[71]

汤若望在《恒星历指》中记述了用望远镜观测恒星的情况:“各座之外,各座之中,所不能图不能测者尚多有之。可见恒星实无数也。更于清明之夜比蒙昧之夜又多矣;于晦朔之夜比弦望之夜又多矣;以秋冬比春夏又多矣;以利眼比钝眼又多矣。至若用远镜以窥众星,较多于平时又不啻数十倍,而且光耀灿然,界限井然也。”又如:“问天汉何物也?曰:古人以天汉非星,不置诸列宿天之上也。意其光与映日之轻云相类,谓在空中月天之下,为恒清气而已。今则不然,远镜既出,用以仰窥,明见为无数小星。盖因天体通明映彻,受诸星之光并合为一,直似清白之气,于鬼宿同理。不藉此器,其谁知之?”[72]

他在《交食历指》中记录了(崇祯四年十月)在历局用望远镜观测日食的情况:“用远镜,或于密室,或在室外。但在外者,必以纸壳围窥筒,以掩余耀,若绝无次光者,然而形始显矣。盖玻璃原体厚,能聚光,使明分于周次光。又以本形能易光,以小为大,可用以细测(以小为大,非前所云光形周散也。因镜后玻璃得缺形,光以斜透,其元形无不易之使大。见《远镜本论》)。然距镜远近无论,止以平面与镜面平行,开合长短,俱取乎正(光中现昏白若云气则长,边有蓝色则短。进管时须开合得正),余法与前同。崇祯四年辛未十月朔,在于历局测日食。用镜二具,一在室中,一在露台。两处所测食分,俱得一分半。”[73]

他还在该章节中又一次简略地解释了望远镜的原理,他说道:“或问远镜前后有玻璃:在前者聚光,渐小至一点;乃在后者,受其光而复散于外。则后玻璃可当一点之孔,何所射之光形不真乎?曰:后玻璃不正居聚光之点,必略进焉。以接未全聚之光,乃复开展可耳(见《远镜本论》)。故谓此当甚微之孔则可,谓当无分点之孔则不可。所以用镜测者,纵或不真,然较之不用镜者,不但能使所测之形大而显,亦庶几于真形不远矣。”[74]汤若望在这里提到了本文将在以后论及的因玻璃透镜的“球面像差”而造成聚焦不真的问题,但是他说,即使有些失真,但也强似肉眼观测。

1633年(崇祯六年)当徐光启向皇帝献上《崇祯历书》已经杀青的书稿137卷的时候,他已经病入膏肓了。早在1630年年底,一次当徐光启以69岁高龄,冒着凛冽的寒风,登上观象台进行实际观测时,突然不慎失足,滚落台下,腰部和膝盖都严重受伤,动弹不得。皇上得知,命他不必事必躬亲登台观测。但当他稍有好转时,还是不放心,他上奏说:“本局督视无人,虽有远臣台官等依法测验,不致乖舛,然非臣目所亲见,而即凭以上闻,且勒以垂后,实臣心所未安”。为此“请乞容臣于是日照前登台实测”[75],于是又恢复了躬身登台观测。另外,他还担任着内阁大学士之职,政务纷繁,白天“会因阁务殷繁,不能复寻旧业,止于归寓夜中篝灯详绎,理其大纲,订其繁节,专责在局远臣、该监官生并知历人等,推算测候”[76]。夜以继日的繁重工作,熬尽了这位老人的生命之灯。当他自知已无法完成修订历法,编制《崇祯历书》的任务,便向皇帝推荐李天经、金声、王应遴等人,供皇帝选择,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将历法改革事业进行下去。这年的12月7日(十一月七日),徐光启上了最后一份奏章,安排后事,为参与修历的中外人士表彰功绩、请求封赏。在这之后的第二天,为中国科学事业操劳了一生的徐光启与世长辞了。虽曾位高极品,但始终两袖清风的他,“盖棺之日,囊无余资”,“宦邸萧然,敝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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