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经向崇祯皇帝进呈望远镜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六、李天经向崇祯皇帝进呈望远镜

继承徐光启主持历局的是李天经。

李天经,字仁常,又字性参、长德,河北吴桥人,1579年(万历十七年)生人,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中举,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中进士,“出任开封府学教谕,天启初任济南知府”[78]。徐光启举荐他时,他正任山东省布政使。

李天经上任后,秉承前任的遗志,一面译书,一面观测。他也十分重视使用望远镜,甚至为此遭到无知者的参劾,说他在1634年10月16日(崇祯七年闰八月二十五日)观测木星时,舍其它仪器而独用望远镜。崇祯皇帝下旨,曰:“测验例用仪器,李天经独用窥管。此管有无分度?作何窥测?着李天经奏明。”[79]

为此李天经于11月13日(九月十三日)上奏,称:原观象台有旧式的浑仪、简仪等仪器,历局新式仪器也有黄赤经纬仪、象限仪等等,但各种仪器都有不同的功能,适应不同的观测。“而窥管创自远西,乃新法中仪器之一,所以佐诸器所不及,为用最大。”所以原辅臣徐光启生前计划制造一架望远镜,待日晷、星晷造完后一起进呈给皇上。至于独用望远镜观测的原因,李天经解释道:“此窥管之制,论其圆径,不过寸许,而上透星光,注于人目,凡两星密联,人目难别其界者,此管能别之;凡星体细微,人目难见其体者,此管能见之。两星距半度以内,新法所谓三十分,穷仪器与目力不能测见分明者,此管能两纳其星于中,而明晰之。”在那天观测木星时,“因木星光大,气体不显,舍窥管别无可测。臣以是独用此管,令人人各自窥视”[80],取得了非同一般的观测效果。他还说,准备呈献给皇帝的望远镜已经完成,到时候皇上可以亲自测验。

12月19日(十月二十九日),李天经再次上奏,说明望远镜的构造和用途:“若夫窥筒亦名望远镜”,“其制两端俱用玻璃,而其中层迭虚管,随视物远近以为短长,亦有引伸之法。不但可以仰窥天象,且能映数里外物如在眼前。可以望敌施炮,有大用焉!此则远西诸臣罗雅谷、汤若望等从其本国携来,而葺饰之,以呈御览者也。”[81]三天后,皇上下旨,命将窥筒呈上御览。

12月24日(十一月五日),李天经引皇上派来的太监卢维宁、魏国征验看了将呈献给皇帝的望远镜,详细介绍了“引伸之法,窥视之宜”,将一架望远镜,及其附件托镜铜器(二件)、锦袱(一件)、黄绫镜箓(一具)、木架(一座),一起交给二太监,转呈崇祯皇帝[82]。

这是中国皇帝第一次见到这一来自远西几万里的新式仪器—望远镜。

半年多之后,1635年8月24日(崇祯八年七月十二日),李天经忽接圣旨,命再造两架望远镜进呈。他不敢怠慢,“即督同本局远臣汤若望、罗雅谷等将本国携来玻璃,星夜如法制造”。不到一个月的时间,9月19日(八月初九日),两架望远镜鸠造完工,连同附件托镜铜器各二件、黄绫镜箓二具、木架二座,一道“恭进御览”[83]。

这两次向皇帝进呈的望远镜,一次是将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成品,经过“葺饰”后,配以自制必要附件进呈;一次是使用从欧洲带来的玻璃镜片,经汤若望等制造筒管,组装而成,再配以必要附件进呈。这说明,历局的国人还未掌握制造望远镜的全部工艺,特别是没有学会如何磨制望远镜的关键部件—凸透镜和凹透镜两种玻璃镜片。有学者根据徐光启在奏折中的“急用仪象十事”列入“测候七政交食远镜”一节,即称:徐光启是中国制造望远镜的第一人。由此看来,不仅徐阁老没有造出一架望远镜,就连他的继承人李天经在数年之后,也没有完整地造出一架这种西洋奇器。

1637年1月26日(崇祯十年正月初一日),京城将再见日食。1月14日(崇祯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即在日食发生的12天之前,李天经上奏,向皇上详细介绍如何使用望远镜观察日食,介绍了使用这一仪器的优越性。他说:“临期日光闪烁,止凭目力炫耀不真。或用水盆,亦荡摇难定。唯有臣前所进窥远镜,用以映照尺素之上,自初亏至复圆,所见分数,界限真确,画然不爽。随于亏复之际,验以地平日晷时刻,自定其法,以远镜与日光正对,将圆纸壳中开圆孔,安于镜尾,以掩其光,复将别纸界一圆圈,大小任意,内分十分,置对镜下,其距镜远近,以光满圈界为度。将亏时务移所界分数就之,而边际了了分明矣。”他还说,对此次日食的食分,西洋新历、回回历、大统历各自做了不同的预报,“臣等所推京师见食一分一十秒,而大统则推一分六十三秒,回回推三分七十秒”,“似此各法参差,倘不详加考验,疏密何分?”他请皇上亲自观测,“省览各法,疏密自见。其于考验,不无少有裨益矣”。皇上批答道:“知道了。着临期如法安置考验。”[84]然而没有史料证明,崇祯皇帝用望远镜观测了这次大年初一发生的日食。

此时,李天经督率的历局已经完成了新法历书—《七政历书》和《经纬历书》的编制,但皇上出于各方的考虑,畏首畏尾,一直不能下决心废除旧历,颁行新历。李天经进呈望远镜,介绍如何使用的方法,力劝皇上亲自观测,“百闻不如一见”,以其借此彰显新法的优越性,促使皇上早日下决心力排众议,颁行新历。

1638年1月8日(崇祯十年十二月初一日)京师将再次发生日食。为了验证新法历书的正确,李天经对这次日食的观测非常重视,做了精心的安排。

十二月初一这天,李天经兵分两路,一路由自己“督率远臣罗雅谷、汤若望、大理寺副王应遴、钦天监博士杨之华、黄宏宪、祝懋元、张宷臣、朱国寿、孟履吉、生儒朱廷枢、王观晓、宋发、王观明、陈正谏、李昌本等,随带臣局窥远镜等器,公同礼部祠祭清吏司主事巩焴、右监副周胤”及历科、灵台等官14名、天文生多名齐赴观象台。另一路则委派“天文生朱光大携带远镜前赴礼部,公同监官潘国祥、薛永明、左允化等测候”[85]。

李天经一路众人登上观象台后,由主事巩焴向大家申明测验要领:“治历系国家大典,修改数载,亦当结局。诸人宜虚公纪验,运仪测候。两局及该监各用一人,庶无偏倚之嫌。”还说,“测验止凭于天象,断不敢欺君父,欺天下万世。”然后再一次验查仪器,向同来观测者介绍仪器的用法。时值午正初刻,即中午十二点刚过,日食开始显现,“远臣罗雅谷、汤若望等用远镜照看,随见初亏,众目共睹。巩主事(焴)执笔亲纪。”日食发生的时间正好“与臣局所推为合”。到未初二刻半,即下午两点半左右,达到食甚。“远镜映照见食六分有余,随见食分秒退”。这是在观象台观测的官生员等“众目皆同”。“礼臣亦亲笔书纪,是与臣局时刻分秒俱合”。直至申初初刻,即下午四点一刻左右,太阳复圆,礼臣又纪道,“是与臣局所推申初一刻弱者又合”[86]。

为此李天经在第二天的奏疏中,奏报皇上:“此番日食,各家所报,俱各参差不一,其中亦有甚相远者。而臣局今岁日月三食俱合,于众论不一之日画一于天。”即天象给几方的争论做出了一个铁证如山的答案。他说,历局编制的新历《七政历》《经纬历》已于3年前(崇祯八年)就完成,屡次经历日食、月食的验证,都被证明是精密、准确的,这次日食观测再次得到验证,而明年将不再有交食现象发生,恳请皇上“圣明干断”,“敕令改定维新”,否则“治历大典终无结局之日”[87]。李天经还说,其实钦天监的官员们对这几种历法的优劣得失,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承认。他们是害怕皇上责怪他们。然而预报的错误责任并不在他们身上,关键是大统历的整个体系已经过时。

礼部主事巩焴亦于第三天上奏曰:“职仰睇日光初亏于午时初刻,食甚未初二刻半,复圆未末申初,约食将及五分。” 而另在礼部观测的结果,与在观象台观测的结果有微弱差别,“据灵台各官报称及西洋玻璃望远镜所验分秒,初亏于午初四刻,食甚未初二刻五十分,复圆未末申初,约食六分余。”皇上批答道:“这日食分秒时刻,新局为近,其余虽于时刻有一二稍近,又于分秒疏远。着即看议,画一奏夺。”[88]崇祯皇帝虽然肯定了新法优于其它各法,但仍没有下决心颁布新法历书。

1639年12月22日(崇祯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天经将印制装潢完毕的新法历书—《七政历》和《经纬历》各一册进呈皇帝御览。他还先后向皇上进呈汤若望等传教士制作的体现西洋天文理论的日晷、星晷、星球仪等多种仪器,并将简明的用法刻在仪器上,以便皇上有暇时使用,同时又多次上奏,陈说新法之优越,促使皇上早下决心颁行新法。但皇上总是首尾两顾,优柔寡断,批答一些摩棱两可的言辞。如1641年2月13日(崇祯十四年正月初四日)他在李天经的奏折上批曰:“这所进十四年经纬新历,知道了。李天经还着细心测验,不得速求结局。”[89]

1641年(崇祯十四年),李天经推算在4月25日(三月十六日)将再次发生月食。他于20天之前,向皇上奏报了据新法推算的资料:食分八分二十一秒,初亏酉正一刻强(即傍晚六点半左右),食甚戌初三刻半(即晚九点半左右),复圆亥初二刻强(即晚十点半左右)。他还预报了南京应天府、福建福州府、山东济南府、山西太原府、湖广武昌府、陕西西安府、浙江杭州府、江西南昌府、广东广州府、四川成都府、贵州贵阳府、云南云南府等十二座城市将看到的月食食甚的时间。

皇上闻奏后,命礼部“从长一并确议具奏,不得瞻延”[90]。

于是礼部尚书林欲楫,率左右侍郎、郎中、员外郎等全部属员,于4月23日(三月十四日)视察观象台,24日(十五日)亲赴位于宣武门原首善书院的历局,“详询各法,审定仪器,以俟临期测验”。25(十六日)日即月食发生当日,礼部一行人,钦天监监正张守登、监副贾良栋率监局官生,及远臣汤若望一道赴观象台观测。观测的结果是:“本日日入在酉正三刻,初亏在酉正一刻,故月出地平已见亏食。当用黄赤经纬、简仪等器,测得酉正四刻余,果见四分有奇。月已高四度矣。仍用本仪候至戌初三刻余,见食八分有奇。候至亥初二刻,觇见复圆。时刻分秒及带食诸数,一一悉与新法相符。”李天经第二天就将此结果奏报皇上,并称“此礼臣、台官之所目击亲验者”,而根据旧法预报的时间差了四刻,食分少了二分。此次报告中虽然没有记载使用了望远镜,但推测使用该器已成定例,也就不再特别强调了。但皇帝担心此为李天经一己之言,命礼部“复议具奏”[91]。

同年9月24日(八月二十日)李天经再次上疏,预报即将发生的一次月食和一次日食:

10月18日(九月十四日)将发生月食,食分六分九十六秒,初亏丑初二刻弱(即凌晨三点左右),食甚寅初初刻强(即凌晨四点一刻左右),复圆寅正二刻强(即早五点半左右)。他还预报了南京应天府、山东济南府、山西太原府、湖广武昌府、陕西西安府、浙江杭州府、江西南昌府、广东广州府、四川成都府、贵州贵阳府、云南云南府等11座城市将看到的月食食甚的时间。

11月3日(十月初一日)将发生日食,食分八分五十五秒,初亏未初初刻强(即午后两点一刻左右),食甚未正一刻半(即下午三点一刻左右),复圆申初三刻弱(即下午四点三刻左右)。如月食预报之例,天经同时开列了南京应天府、河南开封府、福建福州府、山东济南府、山西太原府、湖广武昌府、陕西西安府、广东广州府、广西桂林府、浙江杭州府、江西南昌府、四川成都府、贵州贵阳府、云南云南府等14座城市将看到的日食食甚的食分和时间。[92]

这次崇祯皇帝闻奏后,决定使用李天经进呈的新法仪器“御前亲测”即将发生的日食。李天经闻讯非常高兴,“不胜额手称庆”,称“钦仰我皇上留神钦若,御前亲测,且用臣所进新法之黄赤仪,测定极准时刻。即古先帝王尧舜之命羲和察璇玑、敬授民时者,无过于是。”恭维一番之后,他提出,以前进呈的仪器,有的需要更换,“以罗经小器不足得天上之真子午”;有的需要做观测前精确的调试与核准,“否则毫厘或差,刻数难定矣”。为此他请求皇上“传远臣汤若望等,仍携原器,将黄赤仪并地平日晷等,再一审定安妥,临期兼用望远镜以窥太阳亏甚、复圆分秒”。皇上下圣旨,命“即传在事诸臣,仍携原器,如法安妥,以候测验。”[93]

这次实际观察的结果,又一次证明李天经所推独验。“至未初二刻,日于云薄处果见初亏,不待初三矣,于未正二刻已见退动,则食甚在未正,可知食约八分有余。又去申初远矣。及至申初二刻五十分已见复圆,正所谓三刻弱,于新法又合矣。本日远臣蒙礼部传赴本部同测,即同本局官生祝懋元等、监官贾良琦等测,至未初二刻时,仰见初亏,即报救护。又用悬挂浑仪于未正一刻半测看,日食八分有余;又用原仪远镜测看,复圆乃申初三刻也,此时凡在礼部救护朝臣所共见者。若皇上于大内亲测,用黄赤仪之影圈以上对日体,其所测时刻必有更准于外庭者,想在睿鉴中矣。”[94]

日食发生后的第八天,11月10日(十月八日),皇帝颁旨:“御前测验这次日食,时刻分秒西法近密”[95]。这也是中国皇帝第一次使用望远镜观测日食的记载。

1642年年初(崇祯十四年十二月)礼部尚书题“谨遵屡旨,查议具复”一本冗长奏折,其中终于承认:“本年三月十六日辛卯夜望月食”,礼部官员到观象台观测的结果是“时刻分秒及带食诸数,一一悉与新法相符。此礼臣台官之所目击亲验者”,而旧法所报时刻、食分俱有错误。随后九月十四日夜的月食,礼部主事、钦天监左右监副及汤若望等人到观象台观测,“台官随测随报,礼臣登记在案”,结果“亏食时刻分秒与新法推算一一吻合。若大统所推,每先天二刻;而回回则后天不啻五六刻矣”。至于十月初一日的日食,虽然“是日阴云蔽天,日体于薄云中时见”,但仍能测验到天象“与新法又合矣”。礼部终于表态,承认西洋新历法胜于大统历、回回历等历法了。但是又说:“西法今日较密,在异日亦未能保其不差”。对李天经、汤若望及历局其它人员“累年所进历书一百四十余卷、日晷、星晷、星球、星屏、窥筒诸器,多历学所未发,专门劳绩,积有岁年”,应给予不次升赏。至于对李天经提出的修历工作完成后,将原历局熟悉西法的人员,吸收进钦天监,“以便随时测验”的建议,他提出应在钦天监中“另立新法一科,令之专门传习”。李天经原是打算用西洋新法改造钦天监,而礼部则要保留旧制,只是将新法作为其中一科。皇上闻奏后批答曰:“另立新法一科,专门教习,严加申饬,俟测验大定,徐商更改,亦是一议。”[96]还是未对颁行新法大计做出决断。

1643年2月(崇祯十六年正月),李天经对在即将到来的3月20日(二月初一日)发生的日食做出预报。这一天,礼部员外郎刘大巩、钦天监监副周胤及历科、天文科等官员一行、历局朱光大、黄宏宪率远臣汤若望等人照例齐赴观象台测验。他们使用简仪、新法赤道日晷和望远镜测得资料“与本局新法所推密合”。李天经本人则在广宁门与另外数名官员“亦用远镜及新法仪器映照测验,一一与新法吻合”,取得同样的结果。他恳请皇上催促礼部落实前次圣旨下达的命令,成立新法科,以便“专门传习”西法,“更正无稽,而盛世大典,亦得刻期告襄”,即结束修历之事,并对有功之人进行封赏。皇上在接到观测报告后4个多月才作批答:“这日食分数时刻,各有异同,御前亲测,西法多合。还与该监细加考正,以求画一。”[97]可见此时崇祯皇帝已被民变和辽事搞得焦头烂额,几乎无暇顾及天文、历法之事了。

这年的9月27日(八月十五日)月食再次光顾神州大地,李天经照例于一个月之前作出预报,并开列南京应天府、福建福州府、山东济南府、山西太原府、湖广武昌府、河南开封府、陕西西安府、浙江杭州府、江西南昌府、四川成都府、贵州贵阳府、云南云南府等12座城市将看到的月食食甚的时间。皇上这次终于下圣旨曰:“本内朔望日月食,如新法得再密合,着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98]

从1635年(崇祯八年)李天经完成新法历书的编纂,到1643年(崇祯十六年)皇帝终于决心将新历颁行天下,历时足足8年的时间。更为可悲的是,这时的大明江山已经风雨飘摇,关外的清军屡屡入犯,关内李自成、张献忠两支民军南北遥相呼应,逐鹿中原,所向披靡,打得官军连连败绩。问题似乎已经不是大明王朝何时将新法历书颁行天下,而是把新法历书颁行天下的华夏新主将花落谁家了。

不管谁将成为华夏新主,肇始于徐光启而终结于李天经的明末历法改革,都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一个重大进步。从历局成立的1629年算起,这次以西洋天文学为指导思想的历法改革,费时将近15年时间,大量的西洋天文学、数学得以翻译出版,若干西法天文仪器得到引进和使用,并在一次又一次的对日食、月食和对其他天象的观测中,证明了西洋新法的精准和优越。在这其中,望远镜无疑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效果最直观、使用最简便,特别是对那些不甚熟悉天文学深奥理论的普通学者、官员,甚至最高统治者皇帝而言。

人们或许要说,在比较西洋新历与大统历、回回历在预测日月交食的时刻、食分时孰优孰劣,似乎肉眼观察也能胜任,那么望远镜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王广超等认为:“远镜的最大作用就是可以将整个日食的过程投影在‘尺素’之上,使到场观看的所有人可以‘共睹之’,从而为评定历法优劣提供一个客观标准,即所谓:‘众目皆同礼臣,亦亲笔书纪,是与臣局时刻分秒俱合’。而后来测日食时程序的变动也是逐渐地在向扩大公开性、增强透明度和准确性方向改进。另外,望远镜对于食甚时日体被掩刻分的验测是很关键的,其可以准确地将日体投测在尺素的指定位置上,从而得到‘边际了了分明矣’的结果,就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如果没有望远镜很难达到如此结果。”[99]

除了用于天文观测之外,明末时期,望远镜也被用于战争。

1642年(崇祯十五年)明廷命汤若望制造各种仪器,支持战事。其中包括大、小火炮和“望远镜二具”。《明史》载:“若夫望远镜,亦名窥筒,其制虚管层迭相套,使可伸缩,两端俱用玻璃,随所视物之远近以为长短。不但可以窥天象,且能摄数里外物如在目前,可以望敌施炮,有大用焉。”[100]

另有记载曰:“崇祯中,流寇犯安庆。巡抚张国维令(薄)珏造铜(炮),(炮)发三十里。每发一(炮),设千里镜(视)贼之所在(远近),贼先后糜烂。”并进一步指出薄珏的这种千里镜:“镜筒两端嵌玻璃,望四、五十里外,如在咫尺。”[101]有研究者对这段史料进行了考证,指出:第一,薄珏使用千里镜于安庆之战的时间“是崇祯八年,即1635年。确切地讲,是崇祯八年旧历二月”;第二,史料中所说的流寇,不是李自成军而是张献忠军;第三,薄珏的千里镜应该不是装在大炮上的瞄准器,“就是一具单筒三节可伸缩的望远镜”[102]。以上说到徐光启、李天经都多次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但他们也没有照葫芦画瓢地制造出一架望远镜来。明末民间发明家薄珏堪称为中国第一位制造出望远镜的人。

总之,由于望远镜等一系列西式仪器的使用,使得在晚明时期,中国与欧洲天文学之间的差距大大缩短了。这表现在:第一,伽利略通过望远镜所获得的天文新发现被介绍到中国;第二,通过望远镜将第谷的地心—日心的宇宙模式介绍到中国;第三,望远镜不仅促使中国编制出基于西方天文理论、远较当时中国历法先进的新的历书,也使众多中国官员和文人、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皇帝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际观测,终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种西洋新法。因此可以说,由于望远镜在最短的时间从它的诞生地传到了中国,使这一时期成为近代之前中西天文学发展水平最为接近的时期。望远镜的引进也成为明末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地精彩范例之一。毫无疑义,明末来华传教士对此立下了开创之功。

编后语 :此文为澳门文化局资助的研究奖学金课题《望远镜与西风东渐》的一部分。按照该奖学金章程规定,2013年11月我曾以此文稿在澳门文化局主办的讲坛上作了讲座。《望远镜与西风东渐》一书于201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王红旗在《三星堆人有望远镜吗》(《文史杂志》2002年第1期,第20页)中称纵目人面具表明三星堆人已经有了类似望远镜的发明。本人认为,这只是反映他们的梦想或宗教崇拜。

[2](英)麦克法兰、马丁著、管可秾译《玻璃的世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6页。

[3]卞毓麟《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4]温学诗、吴心基著《观天巨眼:天文望远镜的400年》,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8页。

[5]李约瑟、鲁桂珍《江苏两位光学艺师》,载王锦光《中国光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页。

[6](美)戴维·林德伯格著,王珺等译《西方科学的起源: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一千四百五十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12页。

[7]同上书,第211页。

[8](英)米歇尔·霍斯金主编、江晓源等译《剑桥插图天文学》,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9](德)蔡特尔著,孙静远译《来自德国康士坦茨的传教士科学家邓玉函(1576—1630)》载《汉学研究》第十一集,学苑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第326页。

[10]转引自 (德)蔡特尔著,孙静远译《来自德国康士坦茨的传教士科学家邓玉函(1576—1630)》载《汉学研究》第十一集,学苑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第327页。

[11]松鹰著《三个人的物理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12]转引自 (德)蔡特尔著,孙静远译《来自德国康士坦茨的传教士科学家邓玉函(1576—1630)》载《汉学研究》第十一集,学苑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第327页。

[13]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16页。

[14]转引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1页。

[15]张柏春等著《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上篇)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16](德)蔡特尔著,孙静远译《来自德国康士坦茨的传教士科学家邓玉函(1576—1630)》载《汉学研究》第十一集,学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327页。

[17]张柏春等著《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上篇),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18](德)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上),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4页。

[19]同上。

[20]转引自 (德)蔡特尔著,孙静远译《来自德国康士坦茨的传教士科学家邓玉函(1576—1630)》载《汉学研究》第十一集,学苑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第328—329页。

[21]江晓原著《来自德国康士坦茨的传教士科学家邓玉函(1576—1630)》载《汉学研究》第十一集,学苑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第328—329页。

[22]方豪《伽利略生前望远镜传入中国朝鲜日本史略》,《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292页。

[23]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174页。

[2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0页。

[25]阳玛诺著《天问略》,台湾学生出版社《天学初函》第五册,第2717页。

[26]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3页。

[27](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17页。

[28]刘小珊《明中后期中日葡外交使者陆若汉研究》,2006年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9]《李朝实录仁祖大王实录》卷四,崇祯四年七月甲申条。

[30]方豪《伽利略生前望远镜传入中国朝鲜日本史略》,《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294页。

[31](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2页。

[32]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版第七册,第109页。(https://www.daowen.com)

[33]同上书,第216页。

[34]同上书,第272页。

[35]方豪《伽利略生前望远镜传入中国朝鲜日本史略》,《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294页。

[36]转引自汤开建、吴宁《明末天主教徒韩霖与〈守圉全书〉》,《晋阳学刊》2005年第2期,第80页。

[37]方豪《伽利略生前望远镜传入中国朝鲜日本史略》,《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293页。

[38]汤若望《远镜说》,引自《丛书集成》本,本节凡引自该书者不再注明。

[39](日)桥本敬造著,徐英范译《伽利略望远镜及开普勒光学天文学对〈崇祯历书〉的贡献》,《科学译丛》1987年第4期,第3页。

[40]同上书,第5页。

[41]同上书,第3页。

[42](日)桥本敬造著,徐英范译《伽利略望远镜及开普勒光学天文学对〈崇祯历书〉的贡献》,《科学译丛》1987年第4期,第2页。

[43]利玛窦在其《天主实义》中也谈到这种现象,他说:“置直木于澄水中,而浸其半,以目视之,如曲焉,以理度之,则仍自为直,其木非曲也”。见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但是他在这里只是以此说明眼睛看到的现象并不一定是真实的道理,并未涉及其中反映出的光线折射的原理。

[44]赵栓林《关于〈远镜说〉和〈交食历指〉中的望远镜》,《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9月出版,第334页。

[45]方豪《伽利略生前望远镜传入中国朝鲜日本史略》,《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293页。

[46]转引自刘小珊博士论文《明中后期中日葡外交使者陆若汉研究》,CNKI中国知网,第331页。

[47]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中)第298页。

[48](日)桥本敬造著,徐英范译《伽利略望远镜及开普勒光学天文学对〈崇祯历书〉的贡献》,《科学译丛》1987年第4期,第1页。

[49]《徐光启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

[50]同上书,第376—377页。

[51]《徐光启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36页。

[52]同上书,第374页。

[53]同上书,第343页。

[54]同上书,第342页。

[55]方豪《伽利略生前望远镜传入中国朝鲜日本史略》,载于《方豪文稿》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294页。

[56]《徐光启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页。

[57]同上书,第344页。

[58]同上书,第387—388页。

[59]同上书,第393页。

[60]《徐光启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页。

[61]同上书,第393页。

[62]同上书,第395页。

[63]《测天约说》卷上,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7页。

[64]《测天约说》卷上,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0页。

[65]《月离历指》卷四,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66]王广超、吴蕴豪、孙小淳《明清之际望远镜的传入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3册第316页。

[67]《月离历指》卷三,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68]《五纬历指》卷一,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页。

[69]《五纬历指》卷一,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367页。

[70]《五纬历指》卷五,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17页。

[71]《五纬历指》卷五,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16页。

[72]《恒星历指》卷三,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24—125页。

[73]《交食历指》卷七,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页。

[74]《交食历指》卷七,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页。

[75]《徐光启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10页。

[76]同上书,第424页。

[77]转引自梁家勉著《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页。

[78]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页。

[79]《治历缘起》卷三,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7页。

[80]同上书,第1617—1618页。

[81]《治历缘起》卷三,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2页。

[82]同上书,第1623页。

[83]同上书,第1643页。

[84]《治历缘起》卷五,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7—1678页。

[85]同上书,第1687—1688页。

[86]《治历缘起》卷五,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8页。

[87]同上书,第1688页。

[88]同上书,第1690页。

[89]《治历缘起》卷七,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5页。

[90]同上书,第1727页。

[91]《治历缘起》卷八,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8页。

[92]同上书,第1730—1731页。

[93]同上书,第1732—1733页。

[94]《治历缘起》卷八,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9—1740页。

[95]同上书,第1740页。

[96]《治历缘起》卷八,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0页。

[97]同上书,第1746页。

[98]同上书,第1752页。

[99]王广超、吴蕴豪、孙小淳《明清之际望远镜的传入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3册,第314页。

[100]《明史》卷25《天文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61页。

[101]邹漪《启祯野乘》之《薄文学传》,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印本1932年版。

[102]王世平、刘恒亮、李志军《薄珏及其“千里镜”》,《中国科技史料》1997年第3期,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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