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主教东堂的创建人—利类思和安文思
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北京天主教东堂,1990年被宣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已成了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北京的一处极具特色的景观。其创建人就是埋葬在栅栏墓地的利类思和安文思。
利类思,原名Louis Buglio,意大利之西西里岛人,生于1606年,16岁加入耶稣会,1637年来华。他先在江南传教,后奉命进京襄助修历,既而应籍贯为绵竹的阁臣之邀,到四川传教,成为在该地传教的第一位西方传教士。
安文思,原名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年出生于葡萄牙,据悉是著名的航海家麦哲伦的后裔。他16岁加入耶稣会,1640年来华,先在杭州一带传布福音,后亦自愿入川协助利类思。
1643年,张献忠率所部农民军入川。利类思与安文思为义军捕获,押解到成都。张献忠先是下令命两神父制造天文仪器,翻译历书;后又恐其逃跑,执而欲杀之。未及动手,清兵大至,献忠败死,两神父为清军肃亲王豪格所获。这时汤若望已经得到清廷的信任,作为与汤若望同伍的利、安二神父也得到豪格的善待,不久被送至北京。
初到北京时,他们二人还是被当作“叛军”(即农民军)的高参来对待的;另外曾经善待过他们的肃亲王豪格,由于权力之争被摄政王多尔衮迫害致死。上层统治者间的争斗,也殃及到他们二人。在一个关押外国人的场所拘禁了两年多之后,利类思和安文思被当作奴隶转交给一位官员。幸好这位官员是佟国纲。他是曾对自己管辖地区的传教士处处优待,最终自己也受洗入教的佟国器的亲弟弟,因而对传教士十分友善。佟国纲实际上并没有把他们视为奴隶,进出也不受限制。
直至1651年多尔衮死后,利、安二神父才完全获得自由。顺治皇帝在东城赐给他们一处住所。他们在那里修建了圣若瑟教堂,就是今天地处王府井大街的东堂。从那时至今350多年了,东堂曾遭受过地震、火灾等多次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又多次重修,才成为现今的面貌。
顺治皇帝死后,汤若望遭受冤狱,利类思、安文思自然被牵连其中,又一次被投入了监狱。1669年,康熙皇帝亲政,为汤若望平反昭雪,南怀仁受命主持钦天监,利类思、安文思二人才又一次获释。
在介绍西学方面,利类思撰写了两本有关西洋动物学的书籍—《狮子说》和《鹰论》。1678年(康熙十七年),葡萄牙使臣向中国进贡一头狮子,希望以此获准进京觐见皇帝,然后提出通商的要求。狮子在中国是罕见之物,很多人向他询问有关狮子的情况,他就写了这本图文并茂的《狮子说》,全书分狮子形体、狮子性情、狮子忘恩、狮体治病、借狮箴儆、解惑等六篇。次年他又奉康熙皇帝之命,写了《鹰论》,介绍了鹰的习性。
利类思善作西洋画,曾以3幅画有欧洲宫殿和园林的画作,呈献康熙皇帝,“其画全守透视之法……各处官吏来京者见此画皆惊赏”,他还“以西方绘画之法教授华人”。(https://www.daowen.com)
另有一册《西方要纪》,为利类思、安文思与南怀仁合作。1668年圣诞节后一日,康熙皇帝召3人到御前,询问有关西洋风土人情。3人逐一奏答,乃有此书。
安文思曾为工程师,善造机械。他“有一次献一人像于帝,像内置机械,右手执剑,左手执盾,能自动自行,亘十五分钟不息。又有一次献一自鸣钟,每小时自鸣一次,钟鸣后继以乐声,每时乐声不同,乐止后继以枪声,远处可闻。”安文思又是修理钟表的好手,据南怀仁记载,仅仅在1670年一年里,他为皇帝和朝廷官员们修理的钟表就不下80座。紫禁城内的如意馆里设有画室和修理作坊。皇帝将画师、机械师、建筑师召集在那里。欧洲的传教士们在那里从事绘画,雕版等工作,以及修理那些由他们或其他人从欧洲带来、作为礼物进献给皇帝的钟表和机械玩意儿。如意馆曾是安文思大显身手的地方。
安文思曾著有介绍中国情况的《中国十二优点》一书。书稿由他的同事带回欧洲,以《中国新志》为书名于1680年在巴黎出版。该书记述了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学、风俗、宫室、商业、工场、航务、政治等门类。历史学家评价说,因为“文思久居中国,娴悉语言,常与朝中要人相过从,所记故较他人为正确。”该书已出版了中文译本—《中国新史》。他的另一部记述他本人和利类思在张献忠部遭遇的手稿,后经另一法国传教士整理,以《圣教入川记》为名于20世纪初出版。
安文思、利类思分别于1677年(康熙十六年)和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在京病逝,安葬于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的利玛窦墓的南面,享年分别为69岁和77岁。康熙皇帝下令先后为安文思和利类思举行隆重的葬礼。他们二人的墓碑上也分别刻有康熙皇帝的谕旨。
对安文思的谕旨是:“谕今闻安文思病故,念彼当日在世祖章皇帝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况彼从海外而来,历年甚久,人质朴夙著。虽负病在身,本期愈治痊可,不意长逝,朕心伤悯。特赐银二百两、大缎十匹,以示朕不忘远臣之意。特谕。”
对利类思的谕旨是:“谕南怀仁等:今闻赵昌来奏,利类思年老久病,甚是危笃。朕念利类思自世祖章皇帝时,至于如今,效力多年,老成质朴,素知道文翰俱系海外之人。利类思卧病京邸,绝无亲朋资助,深为可悯特赐银二百两、缎十匹,以示朕优念远臣之意。特谕。”
编后语 :此文发表在《北京干部教育报》2009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