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民的晚年岁月
据记载:1633年,“当已故的保禄博士(按:徐光启)在北京快要去世之时,他叫神父(按:龙华民)自南京回来。神父立即动身,但在路上听闻噩耗,心中充满悲伤。”[50]此行路过山东时,龙华民“在济南府李天经家与天经做告解,并将其家中13人洗礼入教,又结交了当地官员”[51]。龙华民返回北京后,没能见到徐光启最后一面。但是山东之行却令他难忘,萌发了再赴山东发展教务的打算。
1637年,龙华民受杨廷筠女婿之邀开始到山东传教。他曾先后到泰安、青州等地,在明宗室、宦官、士大夫中传教,甚至使一些回教徒和民间宗教教主转变信仰,成为基督徒。有关龙华民山东事迹,夏伯嘉先生所著《天主教与明末社会:崇祯朝龙华民山东传教的几个问题》一文有详细考证,在此恕不赘述。(https://www.daowen.com)
1644年,北京遭遇“甲申之变”。当时龙华民不在北京,而汤若望则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坚守在南堂,保护了教堂以及教堂里保存的大量的图书和仪器,保护了《崇祯历书》的木版。继而他将《崇祯历书》献给新朝的统治者,并因此赢得了信任和崇高的威望。借此威望,他不仅帮助数名传教士逢凶化吉,更使在华天主教事业顺利地度过危机,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因此,汤若望堪称当时中国教会的柱石。但是,他万万想不到因此成为某些耶稣会士(安文思、利类思等人)攻击的对象。他们说他违背教士应遵循的准则,追求高官厚禄、贪图生活享受,甚至认为他的贞操也值得怀疑。1651年8月,已经耄耋之年的龙华民主持公道,给当时的教会负责人阳玛诺写了一封信,“信中力劝说,利类思和安文思应离开北京。他说,他们正使天主教徒声名狼藉。纵容几个因个人成见而反对汤若望的人,将对汤若望的好名声造成损害”。特别是对有关贞操的质疑,“龙华民是汤若望的忏悔神父,他知道那些谴责没有一丝一毫是事实。他写道:‘我作为汤若望的忏悔神父,向阁下保证。我发誓这位好神父是完全纯洁和清白的。’”[52]在龙华民和其他几位主持公正的教会人士的帮助下,汤若望最终得以幸免了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