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争”与中西文化碰撞的见证人
明末清初的北京,由于西方传教士的存在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中西文化的差异,特别是由于爆发了“礼仪之争”,在这一时期中,既有友好交流的盛事,也发生一些矛盾与碰撞。严嘉乐在他的书信中记录了其中的很多细节,使我们对之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
例如,严嘉乐在1717年3月19日的信中记述了有关“礼仪之争”的事件。他写道:“1716年11月初,当皇帝从满洲回京之后,北京的副主教方济各会的康和之[19]突然进入我们在北京的3个教堂,宣读了教皇的谕旨。”这时正好有几位中国官员在北堂,立即将此事禀报给皇帝。“皇帝当即下令将康和之作为重犯逮捕”。后来,康和之得到了释放,而前提条件是“他必须将教皇谕旨的所有复印件(因是秘密带来的,所以被视为不合法)立即收集起来,自己带到广州去退还给那位将谕旨交给他的传信部的教士,让他将谕旨退还给教皇。”[20]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康熙召在京传教士严嘉乐、白晋、巴多明、戴进贤、麦大成、费隐、雷孝思、冯秉正、殷弘绪、罗怀忠等18人到干清宫西暖阁。严嘉乐聆听了康熙就中国礼仪问题所做的重要宣示。康熙皇帝说:
“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传道二百余年,并无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尔等自西洋航海九万里之遥者,情愿效力,并非俘获之人。朕因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尔等所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尔等去留亦毫无关涉。因自铎罗来时,误听教下阎当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道义之是非。”“中国供神主,乃是思念父母养育。譬如幼雏物类,其母若殒亦必呼号数日者,思其亲也。况人为万物之灵,自然诚动于中形于外也。即尔等修道之人倘父母有变亦自哀恸。倘置之不问,即不如物类矣,又何足较量中国!敬孔子乎,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死长之大道。此之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尔西洋亦有圣人,因其行事可法,所以敬重。”[21]
1720年11月至1721年1月,罗马教宗派出嘉乐使臣再次访华。康熙皇帝命将其访华活动记为《嘉乐来朝日记》,并亲自用朱笔作了批改。在京传教士中赞成“利玛窦规矩”的18名传教士在文后签名表示赞同,其中就有捷克耶稣会士严嘉乐。
《嘉乐来朝日记》再一次宣示了康熙皇帝对礼仪之争的明确态度,“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而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且尔教王条约止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着依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尔欲议论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读尽中国诗书方可辩论。朕不识西洋文字,所以西洋之事朕皆不论。即如利玛窦以来在中国传教,有何不合尔教之处,在中国传教之众西洋人如有悖尔教之处,尔当带回西洋照尔教例处分。”“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不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22]
雍正皇帝即位后,多次在京传教士宣示他的宗教政策和对“礼仪之争”的态度。严嘉乐亦在场亲耳聆听,并用笔记录了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
1723年4月14日,皇十三子“以皇帝的名义将苏霖、费隐、冯秉正神父及俗家修士郎世宁召进宫”,劝他们“根据自己的信仰安静地生活,宣传自己的信仰,不要管别人的事……此后,新皇帝通过这位皇子告知郎世宁,让他画几幅画。皇帝陛下很喜欢他的艺术作品,常赐给他特别丰厚的礼物。”[23]但同时严嘉乐也悲哀地叹息道:“真想不到基督教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只有靠耶稣会一名教士的画笔才能救他……在福建省受迫害的既有多明我会士,也有耶稣会士,整个基督教都受迫害,教堂变成了异教徒的学校。”[24](https://www.daowen.com)
1725年4月29日,雍正皇帝把任钦天监监正的戴进贤召进宫,问他授予他朝廷的官职时,教会方面是否会阻挠。当时戴进贤任监正,但是没有品级。这就发生了问题,在钦天监编辑的历书上应署上所有参与其事的人的名字。其它的人都是有品级的,如果作为监正的戴进贤没有品级,名字就不能署在别人之前;但如果把他的名字放在最后,又与其监正的职务不相称。“而且,钦天监监正每年有几次上朝,另外一些隆重的场合也会与其它大臣们一起出现,别人都穿着有品级的朝服,唯独监正一人与众不同,这样也不妥。”对此,戴进贤回答道:“对陛下的意愿无人反对。”[25]于是,他被授予官居二品的礼部侍郎。
同年的10月24日,雍正皇帝在丧服期满后召集在宫廷服务的所有传教士(共21人,其中耶稣会士17人)到圆明园。皇帝问候了几位老者,并赐奶茶。然后他谈起了宗教信仰问题。他说:“你们是中国的客人,是来宣扬上帝的《圣经》的;同样,喇嘛、佛家僧尼还有阿拉伯人也是中国的客人。他说,每个大帝国都有符合本国国情的经书。中国有自己的经书—儒学。满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欧洲人都有自己的经书。他说,各国的经书都是好的,因为每一种经书都认为必须为善并教会别人为善。‘但是,如若要将各种宗教信仰加以比较的话,’皇帝说,‘哪种宗教能与中国文人的学说—儒学相提并论呢?’”雍正皇帝还说:“所有的宗教信仰的目标都是同样的,是多位一体的。‘天’、‘佛’、‘天主’,还有穆斯林信奉的‘安拉’都是一回事。用一种宗教去反对另一种宗教,这有违常理。……你们欺侮佛教徒,反对他们;他们反过来又一报还一报,攻击你们的《圣经》。虽则每一种宗教本身都是好的,但他们的信徒中间总有坏人,这些人违反教义和教规。对这些坏人必须加以处置……”[26]
在上述雍正皇帝接见教皇使者的典礼上,雍正也谈到这一话题。严嘉乐在场聆听,并作了如下记录:当皇上问明在中国的传教士一共只有40人左右时说,“他们人这样少,我们国家这样大,分到每个省份中有两三个人,更不用说他们还不懂中国话。还有,如果信奉你们宗教的我国臣民违反了我国的法律,你们将怎样惩处他们?你们手上又没有权力。难道你们想要朕授予你们惩处朕的臣民的权力吗?朕允许你们在宫廷和广州居住就够了,对你们也安全一些。朕知道,你们的意图是使全中国都信奉你们的教。既然如此,你们何不先让整个宫廷和全广州市都变成信奉基督教的呢?到那时想叫全中国都信基督教就不大费事了。你们可以让那些信基督教的北京人、广州人去办,比你们自己去办容易得多。此外你们还说,你们的教和我国的儒教没有多大区别。果真如此,你们又何必把你们的教强加于我们呢?如果两者还是有区别,那么你们应该知道,我们是不会为了你们的宗教而放弃有几千年历史的儒学的。”[27]
严嘉乐记录的这些话,清楚地体现了雍正皇帝的宗教观。可贵的是,这些数据都是《清实录》中没有记载的,因此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宗教史和礼仪之争堪称非常珍贵的第一手数据。
严嘉乐在他的后半生,即从1716年至1735年的19年间,见证了由于“礼仪之争”而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教会中造成的种种矛盾与纷争。很多在华耶稣会士在教宗的谕旨和在华的传教事业之间的两难选择中,痛苦地挣扎,有的甚至为此而英年早逝。但严嘉乐在面对现实时,心情似乎没有这样沉重。他曾说:因为“要想执行教皇谕旨而又不致使我们整个传教事业冒完全毁灭的巨大风险是不可能的。皇帝已再次声明:如果要禁止中国礼仪,他就不能容忍欧洲人留在中国;他命令德理格写信给教皇告知此事。”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教皇的谕旨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严嘉乐说,“我们修会的神父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当然恭顺地接受了教皇的谕旨,作了相应的宣誓,但他们决定暂不实行。”[28]
此外,严嘉乐也对早期开创天主教在华“适应策略”的利玛窦等人充满了深深的敬意。他严厉地驳斥了那些远离中国的某些教会人士对利玛窦等人的攻击。他说:他们“居然贬低利玛窦、汤若望以及他们在天文学论坛上的继承人,说他们不是以数学为职业的,他们在欧洲也没有什么名气……”,严嘉乐称这种“可以不顾一个最光荣、最古老、也是幅员最辽阔的国家的声誉”,并且肆意糟蹋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名声和功绩的人,为“中了邪的人”。他说:“今天中国天文学,经过耶稣会的神父改造之后,已经如此完美”,而“那些能够使中国人的天文表格改进得如此完善的人,必然是真正杰出的天文学家,虽则这些人是耶稣会士,虽则这些传教士在欧洲某些科学院是不知名的。”[29]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严嘉乐是从内心里赞成“利玛窦规矩”和“文化适应”策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