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的国内外深层原因
北京之所以在17—18世纪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从宏观上说,取决于中国社会的状况,取决于那个时代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实力的对比。
从明末清初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来看。一方面,封建中央集权制强化到了极点,皇帝位于权力的金字塔的顶端,有着一切生杀予夺的特权。朕即国家,诏令即法。嘉靖皇帝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尊封仅仅是诸侯王而并非皇帝的亲生父亲为献宗并入祀太庙;万历皇帝为了取悦心爱的郑贵妃,敢于违背传统的“长子继承”的法规,面对群臣的反对,将册封太子的大事拖延了12年之久。这说明,只有皇帝才有改变传统的特权。另一方面,一千多年来,国家对意识形态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而历代反政府的起义暴动又常常是以一种异端宗教的形式所组织和发动。因此,政府的各级官员对任何新的宗教,都抱着极高的警惕性,或者说强烈的敌意。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来自遥远的欧洲的、以聚众作礼拜为主要宗教仪式的天主教,如果没有皇帝的特许,要想发展起来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利玛窦要百折不回地进入北京,取得皇帝批准的原始动力;也是他的“适应政策”为什么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从国际环境上看。17—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兴起,作为早期殖民主义代表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别从东、西开拓殖民地,随后荷兰也迅速发展成为海上强国而到远东拓展殖民地。但是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后起的荷兰与刚刚将势力拓展到黑龙江流域的俄罗斯,在当时都没有能力以武力征服中国。中国虽然在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渐渐地落后于西方,但国家的总体实力还是强大的,因此能在对葡萄牙、荷兰、俄罗斯的多次武力侵扰中取胜。
同时,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像长江、黄河那样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可以吸纳和包容外来的其他民族的文化,能令来自其他文明的开明人士倾心折服,而绝不可能被拦腰斩断,被外来文化所完全征服。(https://www.daowen.com)
这就是天主教传入中国时不得不采取与其征服美洲截然不同的方式,即“适应方式”的主、客观原因。诚然,利玛窦不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36],但是他的“适应政策”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发明,正如上述所表明的,起码包含了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庞迪我等人的意见和智慧,而且得到了当时来华的绝大多数耶稣会士、甚至包括一些别的修会传教士的赞同,并在一段时间得到罗马教皇的认可。这就不是仅仅用个人品质所能解释的了。与利玛窦同时代来到东方的传教士中,就有不少“欧洲人主义者”主张在中国用武力推行天主教,但是他们当时恰恰没有能够打败中国的武力,只能在中国的大门之外徒然叫嚣,而一事无成。
加拿大学者李晟文分析道:“与其他欧洲传教士及在北美的耶稣会士相比,在中国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表现得较为尊重与友好,但应该看到他们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形势所迫,而非出于他们的自愿。来到中国与来到北美的法国耶稣会士不仅同属一个修会、一种国籍,而且他们中间不少人还来自同一耶稣会学校,有的甚至还先后在北美中国两地传教。如果讲在北美的耶稣会士蔑视当地文化、以欧洲人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当地人的文化传统的话,那么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也会存在着同样的观念与意识。所不同的是两地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在北美的耶稣会士充分地表现出他们的这种意识与偏见,而不允许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将之充分地表现出来。”[37]应该补充一点,即不仅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更主要的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差异。当然也不能排除一些传教士,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长期熏染后,使自己原有的“欧洲中心”的世界观得到部分的、甚至全部的改造。
这一国际环境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西实力对比的逆转,而逐渐发生着改变。由于欧洲实力的迅速增强,作为欧洲意识形态的天主教也日益强大起来,其对待中国的态度,也日益强硬起来。曾经得到教皇首肯的耶稣会的“适应政策”被后继的教皇所废止[38],直至奉行这一政策的耶稣会于1773年惨遭被强行解散之命运。与此同时,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迅速取代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而成为世界的霸主。当1793年英国的使者—马嘎尔尼勋爵来到中国的时候,行中国传统的三拜九叩之礼,成了双方争执的焦点。如果说,马嘎尔尼的访华,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却在形式上完成了使命的话,那么1816年以阿美士德勋爵为首的第二个英国使团,则连这种形式上的成功都没有了。这一次英使根本没有见到皇帝就被责令回国。这表明:强大了的西方人再也不愿意向东方的君主履行东方的礼节了。这同时表明,作为耶稣会“适应政策”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自此以后,虽然不能说在宫廷服务的传教士就一个也没有了[39],但是,以遵循“利玛窦规矩”的耶稣会士为主要中介的“西学东渐”差不多就此偃旗息鼓,而作为中华帝国首都的北京,再也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自此以后,西方文明的输入主要采取的是与利玛窦和耶稣会士迥然不同的另外的方式,即西方商品(包括罪恶的鸦片)的输入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