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文人官员对传教士的帮助
使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成功地进入北京,并与之合作,将西方文化带入北京的,是一批思想开明、勇于进取的中国文人和官员。他们所起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认识作用、宣传作用、帮助作用、中介作用和保护作用。
明中叶以后,在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里成长起来一批与以往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着炽烈的爱国精神,面对境外强敌的觊觎,胸怀富国强兵的伟大抱负;面对日益腐败的朝政、荒淫无度的皇帝,他们意欲破除祖宗成法,不拘一格进行社会改革;他们唾弃空虚不实的理论,讲究经世致用的实学,诸如天文、地理、数学、农业、军事、造器等等。
当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将崭新的西学介绍进来之时,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这批文人和官员,立即敏锐地觉察到它的价值,并给以积极的回应。当有的人看到在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中国仅处于东方一隅,而大加指责时,他们则睁开眼睛,接受这从未见过的新天地。官居岭南道的王泮第一次刻印了《舆地全图》,广为散发,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李之藻与之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王徵与邓玉函合作编纂了《远西奇器录最》并为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作序,冯应京为利玛窦的《交友论》撰序,杨廷筠为庞迪我的《七克》作序并将其刻印出版,孙元化与庞迪我合作撰写《日晷图法》,张萱撰《疑耀》、王肯堂撰《郁冈斋笔麈》、方以智撰《通雅》、李应试、冯应京、章潢、熊明遇等分别刊印名为《两仪玄览图》《坤舆万国全图》《舆地山海图》等各种版本的世界地图,毕拱辰为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作序,还有王家植撰《题畸人十篇小引》、周炳谟撰《重刻畸人十篇引》、刘胤昌撰《畸人十篇序》、彭惟成撰《圣德来远序》、崔氵昌撰《七克序》、郑以伟撰《泰西水法序》[28],等等。正如徐光启所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29]正是由于他们的翻译和介绍,才使一部分中国人逐渐对此有所了解。这就是认识作用和宣传作用。
王泮最初破例批准利玛窦在肇庆定居;瞿太素曾跟随利玛窦学习数学和几何,是他在利玛窦定居南京的计划失败后提议,南昌很适合他们“来中国的目的,是可以居住的好地方”[30];而在南昌的医生王继楼将利玛窦引入当地的学者文人的社交界;石星和王忠铭对利玛窦进入南京和北京分别给予了决定性的帮助;当时属于“东林党”不少官员,都对利玛窦等人鼎力相助,如曹于汴曾使神父们摆脱礼部的软禁,在宣武门附近租房暂住,及礼部尚书冯琦正式批准他们在京居住并命令有关官员及时将钦定的赏赐按时发给他们[31];以及前述大学士叶向高在批准利玛窦墓地一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就是帮助作用。(https://www.daowen.com)
谈到中介作用,是指将具有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并愿意为皇帝和朝廷服务的传教士介绍、引荐给恰恰对其有所需要的皇帝和朝廷。当然,最先将利玛窦介绍给万历皇帝的太监马堂不属此列,他不过以此作为取悦皇帝的手段。而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不仅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为传教士们的书籍作序,予以介绍推广,而且在将他们和他们的科学介绍皇帝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先提出采用西法,延揽西士,修订历书的是徐光启;提出用洋炮御敌,用洋人造炮的也是徐光启。应该说正是由于徐光启等人的中介作用,才奠定了耶稣会士在首都北京存在的基础。在这方面李之藻的作用也不能抹杀,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他就上奏了《请译西洋历法等疏》,向皇帝举荐传教士参与修历,而利玛窦、庞迪我等人给皇帝的奏折,多经他修改润色。
保护作用是指在“南京教案”波及北京的不利形势下,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多次上书,驳斥诬陷不实之词,保护传教士。
即使是在西方传教士得到皇帝信任的康熙年代,作为文化交流的中国一方的主体的中国文人和官员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像梅文鼎、梅瑴成、明安图、何国宗等,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通力合作,西方传教士才能在译书、修历、制图、造器,及编纂《数理精蕴》和《皇舆全览图》等等方面的文化交流和建设上取得建树,北京也才能保持其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