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禁教凸显了北京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铎罗作为罗马教皇调停“礼仪之争”的特使来到中国。他不仅坚持天主教教义与中国礼仪水火不相容的立场,而且对康熙化解矛盾的努力持口是心非的态度,使得康熙皇帝不得不转而禁教。他虽然禁止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教,但并不一概排斥所有的外国传教士,相反,对所有“遵守利玛窦规矩”的耶稣会士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诚心挽留,加以保护,仍聘请他们为宫廷服务,并不干涉他们的宗教生活。
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3月,康熙颁发谕令:“自今而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对尊重中国风俗习惯的耶稣会士,他则说:“倘教化王听了多罗的话,说你们不遵教化王的话,得罪天主,必定叫你们回去,那时朕自然有话说。说你们在中国年久,服中国水土,就如中国人一样,必不肯打发回去。”[32]翌年,他又在给苏霖等教士的谕旨中,指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自西洋航海九万里之遥者,为情愿效力。朕用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廷曲赐优容致意。”[33]
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也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政策,“重其学,不重其教”。一方面,禁止中国百姓信教,驱逐坚持排斥中国儒家礼教的传教士到澳门;另一方面,继续容纳,甚至欢迎遵“利玛窦规矩”的,同时学有专长的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在宫廷服务。如戴进贤、刘松龄、郎世宁、王致成等,就是在这一期间比较著名的代表。乾隆皇帝曾说:“北京西士功绩甚伟,有益于国;然京外诸省西士,毫无功绩可言。”[34]因此,留前者而逐后者。(https://www.daowen.com)
由于全国范围的禁教,在客观上起到中西文化交流桥梁作用的传教士们,不是集中在北京,就是驱逐到澳门。传教士们惨淡经营了近百年的各处教堂,包括利玛窦创建的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的教堂,都被没收并改为它用。只有在北京的东、南、西、北各教堂,仍为在京任职的传教士的宗教场所,其作为展示西方科技文化博物馆的作用不减[35]。栅栏公墓不但得到保护,而且继续收葬在京逝世的外国传教士。不仅如此,1732年(雍正十年),来自法国的耶稣会士还得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墓地—正福寺墓地。可见在这大约一百年期间,清帝国的首都北京,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除了澳门之外)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