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小结
古代的中国是近乎封闭的社会。西部的高山、东部的大海、北部的荒漠,在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古代,几乎把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完全隔绝了。就在这近乎封闭的环境下,中华文明曾经发展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但是到了16世纪末,随着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封闭的国际环境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必须要面对世界,必须要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
如果将16世纪末以来的中外关系划分为若干阶段的话,我以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利玛窦为开端、延续了两个世纪的,即本文所探讨的发生在17—18世纪“西学东渐”运动。
第二阶段:是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历史阶段。
第三阶段: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中国人民在几乎与世界隔绝的状况下(这种状况是由国际国内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自力更生地建设国家的历史阶段。
第四阶段: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重新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历史阶段。
这四个阶段好像是以“独立”与“开放”两个变量间的排列组合游戏。从独立与低水平的开放,到失去独立被迫门户开放,到独立而不开放,到今天的独立加开放。当我们站在国家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和深入的今天,回顾以往400年的时候,对发生在200多年前的中国在独立的情况下与外国平等交流的历史,就感到特别的亲切。我们应该、也完全可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们应该记住这段历史。
可是,历史的风雨常常要抹去人们的记忆。当我抱着“寻访利玛窦足迹”的目的先后走过肇庆、南昌、南京、杭州等地时,我发现能够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真是少之又少。我因此又庆幸,在北京,却保留下来可以铭记那个时代那些往事的若干遗迹:南堂、北堂及原北堂的部分藏书、东西两堂、陈列在古观象台上的八件大型天文仪器、圆明园西洋楼遗址、位于北京行政学院校园内的利玛窦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墓地、陈列于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内的法国传教士墓碑、藏于故宫博物院与雍和宫的西方钟表及仪器,等等。这些建筑和遗址同样几经兴灭,历尽沧桑,但如今都得到了修缮和保护,有的已经陆续与游人见面,有的尚待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
这是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物,极其难得的实物教材。对于中国人来说,它们可以启迪我们:学习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先进和科学的部分,是我们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牢记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闭关自守、否定一切的教训,从而增强实行对外开放的自觉性;对于外国人来说,它们可以表示我们对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平等交往的各国文化使者的肯定与友情,可以展示当前中国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显示中国政府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各项政策。同时这些建筑、遗址与文物也可以成为扩大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的窗口。上述这些记录了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遗址和文物,是历史留给北京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进一步保护它们,进而开发和利用它们,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发展中国与欧洲各国的友好交往服务。
编后语 :此文系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一书的导言(该书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基金资助,获2002年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后经删减先后在《北京文博》2001年第一期、《光明日报》2001年12月11日《理论周刊》上发表,且被2001年12月6日的《文摘报》摘登。经近年来有关学者考证,文中提及的兵部侍郎石星,应为佘立;利玛窦离开肇庆的原因也有新解。
[1]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博士David E.Mungello在《The First Great Cultural Enconter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1582—1793)》一文中将“中国与欧洲的首次重要的文化接触”的时间界定在1582—1793年。见澳门文化署编辑出版的《The Jesuits 1594—1994, Macao and China, East meets West》第111页。
[2]《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藏有关葡萄牙航海与征服档案汇编》,转引自万明《明代中葡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见《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明武宗实录》卷158。
[4]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5]《徐日升日记》第16节,转引自《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72页。
[6]约瑟夫·塞比斯(Joseph Sebes)《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59、61页。
[7]见张铠著《庞迪我与中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6—98页。
[8]Joseph Sebes, S.J.《The precursors of Ricci》一文中指出:“在(沙勿略)以后的三十一年里,他的同仁和继承者以令人钦佩的毅力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但始终未有大的成绩。就算有些人能成功进入(曾有25人)也未获得居留,只好在短期内离开。”他在文中记述了这25人的情况。见澳门文化署编辑出版的《The Jesuits 1594—1994, Macao and China, East meets West》第62页。
[9]George H.Dunne, S.J.撰《Generatic of Giants》第17页,美国印地安那州Notre Dame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
[10]同上书,第17页。
[11]J·W·Witek《The Missionary Strategy of Matteo Ricci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见1998年罗马出版的《LE MARCHE E L’ORIENTE》一书的第36页。
[12]同上书,第37页。
[13]同上书,第38页。
[14]《利玛窦书信集》台北光启书社1986年版,第89页。(https://www.daowen.com)
[15]MalatestaS.J.《Alessandro Valignano(范 礼 安1539—1606)Strategist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
[16]见澳门文化署编辑出版的《The Jesuits 1594—1994, Macao and China, East meets West》第38页。同上书,第94页。
[17]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二月,礼部题:“《会典》止有西洋国及西洋琐里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不宜令入宫禁”,“勿令潜住两京”。见《明神宗实录》卷356。
[18]《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7页写道:“在举行丧事弥撒那天,有大批教徒参加,其中有一个知名文士非常熟悉朝廷办事的手续,他回家之后忽然想到皇上或许可以赐给一块土地作为利玛窦神父的坟地。他认为这就等于认可教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了。”
[19]明末崇祯年间,刘侗、于弈正在《帝京景物略》中称利玛窦“其国俗工奇器”,并对南堂里的西洋器具作了如下描写:“简平仪,仪有天盘,有地盘,有极线有赤道线,有黄道圈,本名范天图,为测验根本。龙尾车,下水可用以上,取意龙尾,象水之尾尾上升也。其物有六:曰轴、曰墙、曰围、曰枢、曰轮、曰架。潦以出水,旱以入,力资风水,功与人牛等。沙漏,鹅卵状,实沙其中,颠倒漏之,沙尽则时尽,沙之铢两准于时也,以候时。远镜,状如尺许竹笋,抽而出,出五尺许,节节玻璃,眼光过此,则视小大,视近远。候钟,应时自击有节。天琴,铁丝弦,随所按,音调如谱。”
[20]该书的中译本《利玛窦中国札记》于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21]《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109页。
[22]魏特《汤若望传》,第356—357页。
[23]约瑟夫·塞比斯(Joseph Sebes)《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14页。
[24]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25]裴化行《利玛窦评传》,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73页。
[26]《东西文化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7]《利玛窦评传》,第580页。
[28]《利玛窦与中国》第128—129页。
[29]《崇祯历书》总目序。
[30]《利玛窦书信集》,第154页。
[31]见张铠著《庞迪我与中国》第71—72页。
[32]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33]同上书。
[34]《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第783页。
[35]清乾隆年间,著名的历史学家、军机章京赵翼,参观了教堂里的西洋画、千里镜,用管风琴演奏了西洋音乐,赵翼事后撰写了题目为《西洋千里镜机乐器》的短文和题为《同北墅、漱田观西洋乐器》的长诗,对在南堂所见所闻作了详细的介绍。
[36]利玛窦虽然生于殖民主义盛行的时代,但他并没有沾染上“白人至上”主义的恶习。他在中国的做法,也不完全是在力量对比不利时,违心采取的策略。在他尚未踏上中国土地之前,还在印度果阿的时候,就对那里的教会不允许当地的修士接受高等教育而强烈不满。他曾说:“规定这种章程人所持的理由都不是实在的理由。’其根源所在就是‘这边的本地人,无论怎样有学问,在白种人眼里,都没有什么地位。”见《利玛窦书信集》台北光启书社1986年版,第407页。
[37]见李晟文《明清时期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与北美的传教活动之比较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黄时鉴主编的《东西交流论谭》,第209—210页。
[38]关于所谓的“礼仪之争”,包括GOD的中文译法,和中国教徒是否允许参加祭祖、祭孔的活动等,自利玛窦死后不久就开始,大多数耶稣会士坚持利玛窦的“适应政策”。1654年卫匡国专赴罗马,向教廷作解释。1656年,教皇亚利山第七世批准如下声明,即“如敬孔和敬祖的礼仪,真是像卫匡国所说,属于社会礼仪,圣座准许中国信友可以举行”。然而,教皇格肋孟第十一世于1704年颁布《自登基之日》诏谕,宣布禁止中国教徒参与敬孔、敬祖活动,否则将被逐出教门。见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94页、第101页。
[39]葡萄牙籍味增爵会修士福多明我于1801年(嘉庆六年)进京,同年12月19日被授予钦天监右堂,1806年(嘉庆十年)1月升任左堂,1808年(嘉庆十三年)又升正堂,并兼理算学馆。另有葡萄牙籍味增爵会修士毕学源,1804年(嘉庆九年)进京,1823年(道光二年)被授予钦天监右堂。见《历史遗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