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樊守义并不是明清之际唯一和最早赴欧洲留学的中国人,同是葬于栅栏墓地的中国人中,在他之前,就有郑玛诺跟随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赴欧,于1645—1666年在欧洲学习;在他之后,又有黄之汉随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于1763—1774年赴意大利学习。但是,樊守义撰写的《身见录》却是最早的一部欧洲(甚至包括南美洲的巴西)游记。
樊守义回国后,“尊旨赴京,获觐天颜,仰荷宠赉”,王公大臣们也十分重视他,常常“询以大西洋人物风土”。樊氏就将在欧洲“十余年之浪迹,一一追思”,付诸文字,计四千六百多字,命名为《身见录》。他在《身见录自序》中特别强调,所写的皆为亲历,凡“耳闻之而目有未睹者,我姑弗道”。
樊守义在《身见录》中,记述了他所经过的城市宫廷、名胜古迹,对其中几处最重要的宗教场所—圣彼得教堂、圣母雪堂、三泉保罗教堂和洛雷托圣母圣室,他记录了其起源的传说故事。此外,樊守义还描述了与中国大不相同的异域风情、社会万象。
其一,他记述了葡王庆寿大典的礼节,“国王之诞,余往祝其礼。国王上立,旁群臣仰上鞠躬,凡三躬,近王前,亲王手,或问答,或退班”。这显然与中国官员觐见皇帝的三拜九叩大礼有明显区别。
其二,他多次记载了欧洲国家(包括巴西)发达的大学教育。在巴西的圣萨尔瓦多,“置大学中学,各方俊秀,多会于此”;在葡萄牙,“设学校,分小学四品,中学二品,大学三品”(品即年级);在意大利的锡耶纳,“有总学,招四方弟子学习格物穷理(即数理等自然科学)”;在米兰,“有大学宫甚多”;在罗马更是大学林立,“一乃热尔玛尼亚(即日耳曼)公侯子弟之学宫,一乃厄肋西亚国(即法国)世家子弟之学宫,一乃各国世家子弟统学宫,一乃本府总学”,“所学之事,皆格物穷理之学”。
其三,介绍了当地扶危济困的慈善事业。在罗马,“城内多养济院,有兵役养济院,过客养济院,穷民及痼病养济院,皆受益焉。富贵家蠲助,延内外医生,药室各有专司,其病人之床,洁净可爱,大约千间,器皿全具而且洁净。又有孤子院,衣食俱备。”米兰的“大养济院俱系宰相圣家禄造”。(https://www.daowen.com)
当然,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他也不吝笔墨地描述了欧洲人虔诚的宗教信仰,铺张的宗教仪式和美轮美奂的教堂。
时过3个世纪,尽管欧洲社会经历了沧海桑田之变和两次世界大战,樊守义笔下描述过的宫廷、园囿、教堂、古迹竟然绝大多数至今犹存。借助网络搜索,仍然历历可见。
令人遗憾的是,作为第一部中国人撰写的欧洲(包括巴西)游记,《身见录》没有刻板印刷,与当时的读者见面,而是被人辗转收藏,“长在深闺人未识”。直到1937年,中国学者阎宗临在罗马国立图书馆里发现并公布于世,收在《传教士与早期汉学》一书中。阎先生将未分段、无句读的原文作了精心的整理研究,写了详细的注释,特别是将原文中以汉字音译的人名地名细加考证,标出了其外文拼写的原始词汇。这样我们今人才能将它们还原为现代约定俗成的中文译名。方豪先生在他的《中西交通史》中也收录了《身见录》的全文,称其“实国人所撰第一部欧洲游记,至为可贵”。
在完成了有关礼仪之争的交涉之后,樊守义被允许在北京、山东等地传教。雍正登基后,实行了严厉的禁教政策,将信教的亲王苏努一家流放到塞外。樊守义曾冒着危险对其给予救助。1753年(乾隆十八年),樊守义以71岁高龄去世,葬于滕公栅栏墓地。简约碑文仅仅写道:“樊先生讳守义,号利和,系山西绛州人,卒于乾隆十八年正月廿六日,享寿七十一岁,传教三十三年,在会四十四年。”这平淡的文字后面竟然隐藏了樊守义那么不平凡的一生。
编后语 :此文发表在《北京干部教育报》2012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