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月食、大沽口之败和圆明园被毁所想到的—对“西学东渐”的深度思考
正如圆明园的兴建标志了中华帝国的末世辉煌一样,圆明园的毁灭也是帝国衰亡的象征。在毁灭她的那两场战争—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战争中,清军败得如此悲惨,如此的毫无悬念。1860年在通州八里桥,当时中国最为精锐的僧格林沁骑兵,一波一波地英勇地冲上去,却一排又一排地倒在英法联军的枪炮之下;1900年自信能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员,更是成为洋兵们集体打靶的对象。帝国的统治者一次又一次地仓皇出逃,把积聚了千年珍宝的圆明园和无助的老百姓留给强盗们,任其虏掠、欺凌和屠戮。到最后,又同样地拜倒在侵略者的炮口下,签订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一个数亿人口、数千年历史文化的老大帝国就这样命里注定地走向亡国灭种的深渊。究其原因,绝不是仅仅以统治者卖国投降所能解释的,必定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将古老的中国与欧洲列强所经历的不同的发展历程相比较,寻找各自不同道路的终极答案,正是本文所尝试着探讨的。
一、在毁灭圆明园的两次战争中,更广义地说在近代中国与列强的所有的战争中,导致清军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武器装备的落后。无论舰船还是枪炮,清军与英法联军均存在很大差距。英、法海军使用的是蒸汽铁舰,而清军多为木制帆船,清军使用的炮仍为前装滑膛的土炮,射程近,精准度差,发射时间长,杀伤力小。而英军带来的是最新发明的阿姆斯特朗炮,法军带来的是新式的拿破仑炮。前者是后装线膛炮,制造精良,射程远,精准度高,使用年限长,炮身重量也轻。后者是改进的前装线膛炮,性能也远优于清军的大炮。
在轻武器方面,清军使用的仍为传统的鸟枪、抬枪、弓箭、刀矛。而法军使用的是1849年试制成功的米涅式步枪,英军使用的是1852年制造的恩菲耳德式步枪,甚至已经使用了机关枪。关于中西在武器装备、军事工程和战术方面的差距,学者亦有很多的论述,本文不作赘述。
二、本文在此详细分析中方官兵和百姓在观念上的陈腐与落后,在战争中所产生的作用。法国传教士艾嘉略曾在有关中外双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三次大沽口战役的回忆中记述道,联军在登陆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8月1日,英法联军已决定登陆。两支舰队的炮艇牵引装满士兵、马匹、物资和大炮的登陆艇。河口的汇流处,在最高水位时也只有8尺深,无法使大船再向前航行。在全军的热情欢呼声中,前头部队直接去攻打北塘炮台,那里距白河只有7海里。他们于清晨10点钟出发,仅于晚上4时才到达河边。平坦而又充塞污泥的河床,使驳船无法靠岸。士兵们被迫跳入海中,一直在陷到半腿深处的污泥中行走1公里的距离,才找到一片干燥而坚实的海岸。大家曾设想过, 如果遭遇中国军队, 那么这样一次登陆该会遇到多大困难和危险”。“联军多艘炮艇搁浅,人和马费了很大力气才走出沼泽地区。夜很深了,军队疲惫至极”,不得不暂缓发起进攻。如果这时中国军队及时地出击,定能给敌军以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大河两侧的炮台都沉默无声”。驻守大沽口的清军为何不开炮呢?原来这天夜里发生了月食,艾嘉略记述道:“月亮却有三分之二蚀了。中国很迷信星相学,他们由此而得出了一种凶兆。中国人通过这样一种巧合,而预料到其古老帝国的荣耀将会遭受一次严重的残蚀。在北塘炮台的一种无法想象的寂静中,我却想象着从中国的一端到另一端的某种官方的嘈杂声,甚至是每座城市官吏被迫作出的抗议,与全体居民协同一致,面对受难的星晨,而要把它从天狗的吞噬中抢救出来。这一切并不仅仅涉及北塘海岸,而明显是整个中国的危险。”[1]中国军队竟然为了杞人忧天地抢救月亮而放松了大沽口的防范!
三、中国自古以来就笃信关于月食和日食神话,儒家的“天文感应”说更进一步把它与人世间的功过得失联系起来。但是在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后,欧洲近代科学对这种自然现象的解释就传入中国。利玛窦在其中文著作中指出:“日有食者,月魄掩日故也”,“月有食者,月与日相望而掩其光也”[2]。1625年在汤若望撰写、明钦天监周子愚的校订《测食略》中,也已经明确地指出:“月食为地影所隔”,“日食在朔月体掩之”[3]。清初刊印了收集了这部著作的大型历算丛书《西洋新法历书》。但是中国的朝廷和广大民众仍然认为日月交食是上天惩罚人类社会的重大灾难。
清康熙朝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担任了钦天监的负责人,尽管他在每一次发生日月交食现象之前,都将“一个显示日月交食的图表和附有一系列图片的有关交食全过程的简要图解说明”[4]送给了朝廷的高官,但是还是无法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南怀仁在其著作中曾生动地描绘了北京朝野的“抢救”活动。他说:“所有的官员,在那一天的那个时辰到来之前,必须到一个既定的地点集中。这样,当观测日月交食的时刻来临的时候,全城所有的官员就会集到事先准备好的钦天监的一个大院子里。他们身穿节日的服装,佩带上显示各自的品级标志。”[5]
“当他们一看到太阳或是月亮表面的光芒开始暗淡下来时,他们就都抬起头来,焦虑不安地凝视着天空,在渐渐变弱的光线下跪倒双膝。按照祖先的传统,他们行叩头大礼,表示对太阳和月亮神圣的光芒的崇拜。这时在所有的大街上,特别是在偶象崇拜的庙宇里,顿时锣鼓和其他乐器声大作,于是喧嚣的回声响彻全城。他们想以此来表达他们要帮助太阳或月亮摆脱灾难的愿望。这是依据了中国古老的习俗,而这习俗在受过较好教育的人看来是毫无根据的。那些官员们依旧虔诚地跪在那里,只有当跪得时间太久了的时候,才站起来休息一小会儿。”“在外省的各个省会城市,由总督和其他省级官员的主持下,举行了极其类似的观测仪式。这就是说,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整个帝国的几亿双眼睛都注视着天空”[6]。
南怀仁从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异常执着的热情”认识到,“将欧洲
1687),Monumenta Serica, 1993,第79—81页。天文学介绍给那些如此顽固地留恋自己传统的民众,以及提升他们以同样程度尊崇的、保持了4000年的中国天文学,将是一个怎样艰巨的任务!”[7]不幸的是,时隔200多年之后,中国人的观念没有丝毫的改变,致使放弃了在大沽口对登陆联军打击的最佳时机。
更为不幸的是,又过了40年情况还是如此。1900年,居然有那么多的民众,众多“学富五车”的官员,甚至包括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会相信“义和神拳”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可以战胜洋枪洋炮,以致向武装到牙齿的11个列强国家同时宣战。在这种国民素质之下,圆明园的悲剧、乃至中华帝国万劫不复的悲剧,还会是偶然的吗?
四、行文至此,人们不禁会问,中国不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吗?中国不是曾经创造了众多伟大的科学发明而傲称世界吗?中国不曾经是经济最为发达东方大国吗?为什么到了19世纪就如此地愚昧、落后和顽冥不化,为什么会如此一败涂地且不存悬念呢?
诚然,新科技的发明和推广曾创造了中国历史的辉煌。
当代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在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经济最繁荣的国家。特别是在9世纪后随着大量人口逐渐从干旱的北方迁移到多雨潮湿的长江以南,牛耕轮作等新的生产技术的发明使垦荒日增,11世纪初又从越南引进新的水稻高产品种,并伴随相应的耕作制度和农具的创新,迄至13世纪中国农业生产力处于世界最高水平。”[8]不仅是农业,“那时的中国工业得到了高度发展。到11世纪末,据估计,铁的产量已经达到150000吨的巨数,这个数据是当时欧洲水平的5至6倍”[9]。
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与经济能够在前现代时期最在世界的前列?林先生的着眼点是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自身的规律出发,分析在科技发展的不同阶段中,所表现出的优劣特征,来说明中国和欧洲的不同发展水平。他将科技发展史分成两个阶段,他说:“在前现代时期,技术的发明基本上源自于实践经验,而在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从科学实验中得到的。”[10]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早期模式下,工匠和农民的人数越多,可能获得的偶然发现就越多。在这方面,人口众多显然具有比较的优势。于是,在这里,一个简单而又人所共知的事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即历史上中国的人口一直比欧洲为多。
五、那么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中国与欧洲面积相当,但人口长期比后者为多,林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精辟解释。他说:“我认为不同地区人口密度的差异与不同地区养人成本有关”,中国广大农业区域独特的地形条件“受太平洋季风的影响,使得中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5月—10月。农作物的生长需要的水分和温度两个重要条件,中国每年的5月—10月正好是‘雨热同期’,特别适合粮食作物尤其是高产的水稻种植”。而欧洲则不同,“欧洲文明起源的希腊、罗马等地,雨季主要集中在冬春两季,正是温度较低的时候。降雨与高温不同期,因此欧洲比较适合小麦和草原畜牧业的发展”。而单位面积上的粮食种植往往比畜牧业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粮食作物种水稻的单产通常是小麦的3倍多。换句话说,在中国单位面积土地所能供养的人口比欧洲多,“因此,欧洲的人口密度和总量历来就比中国低,大约只有中国的一半”[11]。
再回到上述话题。由于比起欧洲来说,中国比欧洲早得多地建立了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工人农民数量多,因此在早期的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上占有优势。美国人类学家戴蒙德指出:“直到公元1450年左右,中国在技术上比欧洲更富于革新精神,也先进得多,甚至也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中国的一系列发明包括运河闸门、铸铁、深钻技术、有效的牲口挽具、火药、风筝、磁罗盘、活字、瓷器、印刷、船尾舵和独轮车”[12]。当然还有他没提到的丝绸、造纸、茶叶等等。
大国统一和人口众多是中国经济在前现代社会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主要原因。
六、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即在14—15世纪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林先生说:“自从科学革命到来之后,科学发现的主要方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经验性试错方法被一种新的更加有效的方法取代,新方法的主要特征是对有关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与不懈的试验互相结合”。显而易见,“一位发明者在实验室里一年‘试错’数量,也许比得上数以千计的经验丰富的农民和工匠一辈子的‘试错’次数。”[13]同时有了知识的积累,也可以避免去做那些理论上完全不可能的尝试,由此成功的比率又至少提高了一倍。这样一来,国家人口的多少,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就无足轻重了。因此中国因人口众多而产生的技术发明几率较多的优势就丧失了。
那么,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科技发明和物质生产曾经领先的中国发生,却在早期落后的欧洲发生呢?
答案是,最终使中国成为不同于其他各国,比如欧洲诸国而成为经历独特的中国的,是彼此不同的地理和气候条件。
美国人类学家戴蒙德在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里,从最为简单直白的事实论述了中国与欧洲由于不同的地理条件而导致的不同的文明演进特点。他指出:
第一,“欧洲海岸线犬牙交错,它有5个大半岛,每个半岛都近似孤悬海中的海岛,在所有这些半岛上形成了独立的语言、种族和政府”;而中国的海岸线则平直得多。
第二,“欧洲有两个岛(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它们的面积都相当大,足以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和保持自己的语言和种族特点”;[14]“但即使是中国的最大岛屿台湾岛和海南岛,面积都不到爱尔兰的一半”,在历史上不能形成独立的政体和语言;
第三,“欧洲被一些高山(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和挪威边界山脉)分割成一些独立的语言、种族和政治单位;而中国在西藏高原以东的山脉则不是那样难以克服的障碍。”
第四,“中国的中心地带从东到西被肥沃的冲积河谷中两条可通航的水系(长江和黄河)联系起来,从南到北又由于这两大水系(最后有运河连接)之间比较方便的车船联运而成为一体。因此中国很早就受到了地域广阔的两个高生产力核心地区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地区本来彼此只有微不足道的阻隔,后来竟合并为一个中心。”而“欧洲的两条最大的河流—莱茵河与多瑙河则比较小,在欧洲流经的地方也少得多”。“欧洲有许多分散的小的核心地区,没有一个大到足以对其他核心地区产生长期决定性影响,而每一个地区又都是历史上一些独立国家的中心”[15]。
他认为,上述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成为中国早在公元前221就实现了统一,而欧洲自从罗马帝国崩溃后至今始终处于群雄并列的分裂状态的决定性原因。
七、早期的统一无疑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为“更大面积或更多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潜在的发明者”和“更多的可以采用的发明创造”。集中统一的专制政权当其处于上升时期推行有利于生产技术的措施时,也能达到力排众议、举国一致、令行禁止的好效果。正如秦始皇立郡县制,统一文字、度量衡;隋代皇帝开凿大运河、实行科举取士,宋真宗推广优质水稻良种[16]和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一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市场广大的中华帝国凭借着造物主赐予的这些优越条件,在这方土地上生生不息,创造了汉唐盛世,创造了自己在若干世纪内一直领先于世界的灿烂文明。
笔者认为:中国的统一是一步一步地形成和完善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黄河流域不同区域经过激烈的竞争而达到统一。这就是从春秋战国到秦灭六国。这一阶段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主体特征: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经济、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政治道德理念以及包括汉字和官话的语言文字体系。它缔造出汉代的盛世。这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在关中地区的长安。
第二阶段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个农业主产区的统一。它的标志是隋炀帝时开凿的沟通两大流域的大运河。黄河流域深厚久远的文明惠及了长江流域文化相对欠发达的区域,而长江流域以其良好的气候生产出越来越多的粮食回报黄河流域地区。
在这里还应该提一提连接江西赣江和广东北江,进而连接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最短的陆路通道—“梅岭古道”。唐代开元年间,家在今韶关曲江的朝廷重臣张九龄因病返乡。他见大庾岭交通阻塞,便上奏朝廷,请求开凿新路,并很快得到了唐玄宗的批准。是年冬,九龄不畏艰险,亲自指挥,历经两年,开通了一条宽1丈,长30华里,两旁广植松梅的大道,即“梅岭古道”。和大运河一样,这条道路对促进南北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南北农业主产区的统一,缔造出唐代的又一个盛世,达到了封建社会[17]辉煌的顶峰。作为都城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渐渐向江南粮食主产区靠近。
第三阶段是农业经济区域与北方游牧经济区域经过长期反复的争斗最终达到了统一。它经历了宋与辽、宋与金、宋与西夏的铁马金戈的战争,又经历了元的暂时统一,和明代时期汉人与蒙古族、女真族的再次划长城而治,最终归一于发源在白山黑水的大清王朝。这一时期于农业和畜牧业区域的结合点的北京,终于成为帝国都城首选之地。
虽然骠悍的北方游牧民族能在马上赢得战争,但它终究被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华文化所征服。高度统一的清王朝奠定了中国的近代版图,“居庸从此不为关”,一道分割农业区域和游牧业区域的万里长城最终失去了其原本的功效。康乾盛世以其辽阔的版图、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经济力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一度以当时最强大、最富足的世界强国雄踞东方。
圆明园的兴建正是中国农业文明与畜牧业文明统一与融合的产物。诞生于北方游牧文明的满族人比汉族人更为亲近自然,他们不习惯长时间地呆在深宫大院的紫禁城里,因此而产生建造比御花园、三海更为宽阔的皇家园林,并长时间地在其中生活、理政的强烈的冲动。与此同时,历代皇帝下江南时所见识到的苏、杭一带的汉族文人官员所建造的江南园林,则为他们所钟爱,且成为圆明园设计规划的蓝本。而庞大帝国、经济一统和举国一致的政治经济基础,则为圆明园的旷世工程提供了可能。
八、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到了后期,这种越来越极端的集中统一就变成了专制独裁,成为科技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阻力。将明以来(自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以后)的高度集中的君主集权制度和文化专制制度发展到极致。
正是高度的集中统一和专制独裁扼杀了中国人的创新精神。笔者在此引用那句中国格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就是说,历史上某一种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实行的某项制度安排,往往是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往往是制度的制定者经过深思熟虑而设计的,或者是权衡了种种优劣得失之后不得不采用的,必然也是当时的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能够接受的,其在实践过程中必定也显示出正面的效果,用经典的话语来说,就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任何制度必定不是完美无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如果不与时俱进,加以改革,其缺陷和不合理处将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最终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桎梏。而且往往是最初所显现的正面效应越大的制度安排,就延续得越久,改变起来就越难,最后造成的损失往往也越大。正如恩格斯在解释“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哲学命题时说过的那样,历史上的一切社会制度“对它所有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得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18]。中国几千年来的高度统一的君主集权制以及为了维护这一政治制度而奉为独尊的儒家思想和为选拔官吏所实行的科举考试,都是这样。
地理上的四通八达使中国获得了一种“初始的”有利条件,但由此而形成的高度统一和专制集权,却在后来对技术的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戴蒙德认为:“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对技术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因此,从长远来看,在地理便利程度不太高也不太低而是中等适度的地区,技术可能发展得最快。”[19]
他对比了明代初期大航海的终止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不同遭遇,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1405年到1433年,中国下西洋的船队成功地进行了7次远航,但是后来朝廷上的一次看来十分平常的斗争却永远地终结了远航。一直支持远航的太监们在斗争中失势了,于是大明朝廷不仅停止派遣船队,连造船的船坞也被拆毁。因为中国在政治上是统一的,因此“那个一时的决定竟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已不再有任何船坞来造船以证明那个一时的决定的愚蠢,也不再有任何船坞可以用作重建新船坞的中心。”[20]
而哥伦布的命运却不同。他出生于意大利,曾为法国公爵服务,后来又效力于葡萄牙国王。他曾向葡王请求支持他的西行探险,但遭到拒绝。他又向驻里斯本的海军提督梅迪纳—塞多尼亚公爵提出申请。再次遭到拒绝后,继而向另一位叫作梅迪纳—塞利的伯爵请求支持,结果又被拒绝。最后他向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一再地提出请求,终于在第二次获得了支持。这1/4的成功率最终造就了哥伦布的伟大发现。戴蒙德说:“如果欧洲在这头三个统治者中任何一个的统治下统一起来,他对美洲的殖民也许一开始就失败了。”[21]
由此可见,长时期的集中统一所产生的第一个弊端是:高度的一致性、极端的统一,以至企图消除一切差异的社会制度,常常有意或无意地扼杀科学和技术的发明和创新。相反,分立的政权或容忍差异性存在的多元化社会制度,则往往有意或无意地保护了科学和技术的发明和创新。
物理学家李政道在回答“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科学”这一问题时,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特殊的年份:1642年。他说:“那一年,伽利略去世,牛顿诞生,而在两年之后,崇祯自尽,明朝灭亡。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对东西方作一番横向比较,就会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史实。伽利略受罗马教会的压迫,结局非常之惨。如果说那个时候,罗马教皇的政治力量可以覆盖到全部欧洲,那牛顿生出来也没有什么用。但教皇只是统治了欧洲的中南部地区,其铁腕力量在英国等地区无法实施。正是因为如此,牛顿才得以成长,近代科学才得以发展。相反,那个时候,中国帝王的实力远远超过了罗马教皇,将中国牢牢地掌控在手里。统治力量的保守和强大,造成了中国没有近代科学。”他总结道:“其实不仅是中国,回顾古今中外的历史,在一个高度集权且极端保守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总是举步维艰。”[22]
九、高度的集中统一和专制集权制度的另一个,也可能是最大的害处,在于它禁锢人们的思想,扼杀人们的个性。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阉割了千百万人创新意识,这只能造就唯唯诺诺的奴才,而不能催生思维奇特、构思超常的发明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一根“科举制度”的胡萝卜,一根“文字狱”的大棒,极大地摧残了中国知识阶层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维,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而形成封闭、保守、万马齐喑的一潭死水。
这里要专门谈一谈“科举制度”。应该说,各个民族中比较聪明,好奇心比较强的人的比率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中世纪封建制的欧洲,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完全依血统而定,平民生来是平民,一辈子别想进入上层社会。因此这些人将精力和智慧用于科学的研究和技术的改进上,期望以此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中国则不同,“科举制度”为每一个有聪明才智的人提供了跻身上层社会的机会。
正如宋真宗《励学篇》中所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隋代创立科举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公平、公正地选拔人才,唐代初年的科举考试还保留有选拔数学人才的“明算科”,直到宋代初年,科举还考算学。但后来就缩小了范围,科举考试的内容就被限定在封建统治者认为最关乎王朝稳定的儒家学说范围之内,删除了与“忠孝”无关的算学,而以四书五经为最基本的读本。学子们需熟记长达431,286个汉字的内容,并需熟悉篇幅数倍于原文的注解,以及仔细浏览其它相关的历史、文学等经典著作,平均每人需要付出20年的宝贵年华。然而尽管这样的过程痛苦而漫长,但学生有足够的激情投身其中,因为在那时的中国,官员从各种意义上都是最荣耀、最有回报的职业,以至于传统中国社会把做官看成是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唯一的快捷方式。而且,科举制度本身也提供了强大的激励:通过科举各层次的考试而获得相应各等级学位的人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特殊待遇。政府甚至通过公开宣扬科举考试能带来的个人利益来引导形成争相参加科举考试的社会风气。
“科举制度”的利益导向,是大多数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改变命运的、且具有一定聪明才智的中国人所不可抗拒的。而科举考试又以封建统治者认为最关乎王朝稳定的儒家学说为模板,摒弃了与此最高政治标准似乎并无直接关系的算学等科学方面的内容。这样,中国人口虽多,而甘于寂寞和清贫致力于科学探索与发明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作为科举考试基本教材的儒家经典著作,当然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和道德传统,这在当时那样交通和信息极度不发达的时代,对于维系一个国土广袤的大一统国家是相当成功的。自从宋代以后,在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高层的官员中,鲜有成为拥兵自重、对抗中央的反叛者。清代曾国藩平息了太平天国起义,掌握了当时最能征惯战的湘军,拥有与朝廷裂疆而治的资本,不少汉族士人曾对他寄予反清自立期望。但他最终仍恪守儒家忠君信条,将湘军裁撤遣返,甘做一个本分臣民。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对除与科举相联系的儒家学说之外的科学技术来说,却没有一种鼓励创新和发明的社会机制。李时珍致毕生之力才完成的那部惠及万世的《本草纲目》,不仅没有给他挣来一文钱的稿费,还得靠自己筹款刻印出版。更多具有一技之长的科学发明则连它们发明人的名字都没有留下。一些精巧的发明被轻蔑地视之为“奇技淫巧”,当作是发明人“玩物丧志”的证据。大量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产品,除了造福社会之外,并不能给创造者带来利益。正如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他的《天工开物·序》中所言:“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23]即是说:请那些有雄心壮志的文化人把我的这本书丢弃掉吧。它对你们的功名富贵一点好处都没有!
梁启超曾将清代乾嘉以后从事天文历法的学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供职于钦天监的官员;第二类为“初非欲以算学名家,因治经或治史有待于学算,因以算为其副业者”[24]的官员或文人;第三类是职业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处境最为艰难,一生清贫,不求名利,默默研究著述,奉献了毕生精力,很多人甚至早夭。梁启超叹息道:“清代算学家多不寿,实吾学界一大不幸也!”“呜呼!岂兹事耗精太甚,易损天年耶?”[25]
与之相反,在中国历史上唯一能让持有者赢得功名富贵的知识,则是对发展科学技术无关,仅仅有助于王朝稳定的儒家经典。(https://www.daowen.com)
于是中国与生气勃勃的欧洲的差距就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被列强蹂躏欺凌的的百年近代悲剧。
以上诸点,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即区域内部地理条件所造成的交通便利,造成了中华民族较早并长期实现了政治、经济的统一,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这一方面造就了帝国早期的繁荣昌盛,也导致了它晚期的落后和衰败。
十、进一步我要说的是,中国地理位置的另一个特点,即本区域与外区域之间交通的不便利,同样也导致了一反一正两种后果,一方面它保护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延绵不断,没有遭到外部文明的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它与外部文明的交往。
根据系统论的定律,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是系统走向有序的动力;换言之,如果这种交换被窒息了,系统将走向无序,社会将失去活力。
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尽管不同的民族和区域各自都贡献了不同的发明创造,但不论对哪个民族区域而言,所采用的各种生产技术多半都不是自身原创的,而从与外部文明的交流中学来的。当然,交通和信息极不发达的古代,这种交流极其艰难,也是异常缓慢的。
美国人类学家戴蒙德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在地球上的几块大陆中,欧亚大陆是东西距离最长的大陆,用他的话来说:“欧亚大陆的主轴线是东西向的”,而非洲和美洲的主轴线都是南北向的。因为相同的纬度,意味着大体相同的气候条件,这正是受制于地理气候条件的种植业和畜牧业赖以存在和发展,交流与移植的决定因素。不仅如此,“一般来说,对作物、牲畜以及与粮食有关的技术进行频繁交流的社会,更有可能也从事其它方面的交流”,“欧亚大陆农业的更快传播速度对欧亚大陆的文字、冶金、技术和帝国的更快传播方面发挥了作用”[26]。因此同处在欧亚大陆上的不同文明先天具有其他大陆所缺少的彼此交流、互相学习的有利条件。事实证明,从远古直到近代,欧亚大陆上的诸多文明轮番地崛起,的确走在了全球各个大陆的前列。
同在欧亚大陆,中国又有着它与众不同的特点。它的北部是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带;西部是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天然屏障;东部是浩瀚的大海。这一圈难以逾越的藩篱,在古代交通和信息不发达的条件下,虽然不能完全阻隔与外部的交往,但毕竟使外部文明大规模的进入显得异常艰难。中华文明就这样在造物主特别的呵护下,远离那些高度发达又偏爱开疆拓土的文明,周边没有一个具有威胁力的敌国。因此中华文明避免了像古巴比伦、埃及和印度那样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从未间断地延续了数千年之久,从而达到了高度的繁荣。但任何事物都有着两面,这种保护同时又是一种局限,天长日久,就渐渐地消磨了它的活力。长期以来,中国人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逐渐形成了“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观念和以“外藩纳贡”为中心的对外政策。在帝国实力强大,统治者相对开放的时候,与外国的交往是有的,但必须遵循藩国朝贡的模式;在统治者比较封闭的时候,就干脆将国门紧紧关闭。特别是在帝国的后期甚至越来越走向闭关锁国的歧路。这使中国丧失了与西方国家在基本平等的情况下,通过正常的国际交往,促进和加速古代社会的瓦解,从而实现现代化的机遇。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条件。”[27]
闭关锁国对文明发展所造成的最大的伤害是两个:骄傲自大、不屑向其他文明学习,缺乏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
十一、历史上的中国曾经虚怀若谷,汉代就开辟了丝绸之路,并开始容纳印度佛教的传入,唐代又有景教的东传,宋代的海外贸易也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到了帝国的后期,统治者就渐渐变得封闭保守了。明代中期实行了海禁,清代从康熙后期开始更是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而这一时期恰恰西方科学和技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面对英国马嘎尔尼提出的扩大通商规模的要求,乾隆皇帝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予以坚决拒绝;对英方提出的互派大使、互设商务代表等项,也以“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28]而严词回绝。英使赠送的代表着大英帝国最新成就的科学仪器、枪支和舰船模型,都被弃置在圆明园,不屑一顾。嘉庆年间更是因为英使拒行三拜九叩大礼,而将其赶走。
对曾一度传入的西学,则先是称为“西学中源”(即认为西方的科技原本发源于中国,后因秦焚书,以致失传,但却辗转流入西方),后来随着雍正乾隆越来越严厉的禁教,随着来华传教士的递减而几乎消失了。
《几何原本》前六卷出版时,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写道:“请先传此,使同志者习之。果以为用也,而后徐计其余。”[29]结果此书竟和者盖寡,长期无人有进一步将其全部译完的冲动。这一等就等了200多年,直到1859年,15卷的欧几里得几何学才由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作翻译出版。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曾在明末相当流行,文人官员争相一睹为快,有人将其刻石流传,有人将其画入自家文章。但是入清之后,其影响力减弱,《明史意大利亚传》称:五大洲说“其说荒渺莫考”。后来梁启超幼时读书,竟不知世界有五大洲之说。由于传教士的介绍,在欧洲刚刚发明了20几年就传入中国的望远镜,历经了200多年,当欧洲人将其打造为探索宇宙太空的利器的时候,在中国却仍然只是将领的工具和帝王的玩物。王征与邓玉函合译的《远西奇器图说》一书虽然介绍了很多西方的物理知识和机器,但是鲜有付诸实践者。《泰西人身图说》被认为是有伤风化之书而禁止流传。数名传教士和中国官员学者一道费力数十年而绘成的《皇舆全览图》《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皆被束之高阁,以致1890年中国官员洪钧在与俄国交涉边界时不得不购买俄国人绘制的地图,以作谈判根据,结果酿成丧权辱国的恶果。前述国人固守对日食月食的“抢救”也是一例。
十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赖于文明区域彼此间的竞争。春秋战国时期曾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活力的时期,其动力就在于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励精图治、延揽人才、富国强兵,以及‘取人之长,克己之短’的不断的革故鼎新,乃是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否则就可能亡国灭种。竞争可以使能者、强者脱颖而出,竞争可以为国家遴选出高明的统治者。而竞争的结果,不可避免的是强者的一统天下。而一统天下的弊端恰恰是扼杀了竞争。因此当大一统的中华文明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内部的竞争虽然可以改朝换代,却不能给中华文明的整体带来新的营养。社会更进一步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外部竞争对手。由于前面所提到的地理环境的因素,16—17世纪(也就是明代中后期)的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竞争对手。没有了竞争,就缺少了革故鼎新的动力。戴蒙德先生在其著作中举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例。作为一个孤岛国家的日本,早在1543年就从远道而来的葡萄牙人那里了解到枪支的威力,并开始制造枪支。但是当时的统治阶层武士是习惯用刀且善于用刀的。枪支则轻而易举地剥夺了武士的尊严,因此其生产遭到了严格的控制,以致几近灭绝。
其实在中国更早些时也有类似的事例。在明太祖朱元璋当政时,兵部侍郎某发明了一种火器,能连发20响,献给皇上。朱元璋说:“此物在我为利器,若落于贼人之手,焉不为利器乎?立国在德,德能抚远怀民,为万世之基。”于是下令“碎其图纸”。枪支在当时中、日两国的相同命运的共同原因就是,它们在地理上都没有强大的外敌威胁。
但是在欧洲则不同。戴蒙德先生说:“在同时代的欧洲也有一些鄙视枪支并竭力限制枪支使用的统治者。但这些限制措施在欧洲并未发生多大作用,因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哪怕是短暂地放弃了火器,很快就会被用枪支武装起来的邻国打垮。”[30]
在19世纪欧洲的政治版图上,英、法、德、俄等欧洲强国长期处于竞争和战争之中,而1500年前后的中国则由于独特的地理和政治环境,当她环顾四周时,却看不到一个能够与之争锋的对手。
因此我认为,没有外部竞争、自我封闭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在中世纪物资、人力和信息的交流相对艰难的时代,往往成为社会发展中惰性的来源。
综上所述,虽然大沽口战役之夜发生月食是偶然的,但即使没有月食的因素,即使在某一个战役中由于特殊的原因暂时取胜,但在科学技术(表现在武器上)和观念意识都极其落后的中国,当遭遇到在各方面都遥遥领先的西方列强时惨遭毫无悬念的败绩,则是必然的。本文从圆明园的被毁出发,从大清帝国的一连串悲剧入手,一步步抽丝剥茧,找到了中华民族之所以经历独特的道路,而成为现今中华民族的终极原因,揭示了造成其顺境的缘由,也研究了遭遇其逆境成因。简言之,引用中国的一句老话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造物主赋予中国的这方水土—内部交流相对便利和与周边交流相对困难的独特地理条件和与之相应的气候条件,养育了中华民族和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既造就了中华文明的优点,也不可避免地造就了她的缺点。今天世界进入了交通高度便利和信息及度发达的全新时代,一方面祖先留下的地域辽阔、人口蕃众、多民族统一、文化源远流长的大国优势成为发展的极为有利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自然地理的屏障再也不能隔断我们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交流与学习,中国也彻底摆脱了“闭关锁国”的锁链,而满怀自信地融入世界民族之林。但是数千年历史所遗留在我们民族身上的灰尘并没有彻底地清除,从现当代的众多事件中,还不难看到隐约的痕迹。反思圆明园的悲剧历史,我们认识到,近代中国的道路之所以如此曲折和坎坷,勿庸讳言统治者应负重大责任,但民众的素质更具有深层的影响力。正如恩格斯在评价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所说的,“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解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由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31]深刻地研究历史,廓清其中的规律,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点,克服其缺点,使之再度崛起,重现富裕、强盛的大国梦想,是当代中国人的责任。
编后语 :2015年与圆明园管理处张超合作完成了圆明园学会的研究课题:“圆明园与中西文化交流”。本文是该课题的最后一部分。
[1]耿升《传教士与远征军—法国传教士艾嘉略第二次鸦片战争亲历记》,《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四期,第21页。
[2]利玛窦《理法器撮要.日月交食》,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99—700页。
[3]徐光启等著《崇祯历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7页。
[4](比)Noel Govers The Astronomia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J.(Dillingen,
[5]同上。
[6]同上。
[7](比)Noel Govers The AstronomiaEuropaea of Ferdinand Verbiest, S.J.(Dillingen, 1687),Monumenta Serica, 1993,第79—81页。
[8]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7月,第44卷第4期,第8页。
[9]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2008年第4版,第234页。
[10]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2008年第4版,第245页。
[11]林毅夫《为什么中国一直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载于《解放日报》,2009年7月3日第15版。
[12](美)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细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
[13]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2008年第4版,第252—253页。
[14]不列颠最乐见于欧洲大陆的分裂,它始终是任何企图统一欧洲大陆梦想的最强有力的终结者,不论是对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还是对希特勒时代的德国。
[15](美)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446页。
[16]林毅夫称:“值得注意的是,与许多现代农业创新一样,‘占城’水稻新新品种的推广也是由政府倡导的。宋真宗把大量的‘占城’稻由南方带至长江三角洲。”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2008年第4版,第261页。
[17]近年来,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在一系列著作和论文中,对长期以来将自秦至清两千年(前221—1910)的中国社会定性为“封建社会”的提法提出质疑。他指出,封建是指裂土分封,而自秦以来实行的是郡县制。他提出应以“宗法制、地主制和官僚政治综合而成的皇权社会”来定义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见《厘清“封建”概念与中国社会定位》,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第117页)。本人基本同意冯教授的观点。但在这一新概念还没有被广泛接受而达到约定俗成、人人明白之前,在本文中仍使用原来的用语。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2页。
[19](美)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48页。
[20]同上书,第444页。
[21]同上。
[22]吴海云《李政道:中国不能错过21世纪》,载于《作家文摘》报2009年7月28日,第二版。
[23]宋应星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页。
[2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381页。
[25]同上书,第388页。
[26](美)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18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3页。
[28]《清实录》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版卷1435,第19册,第185页。
[29]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译著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页。
[30](美)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第265—26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