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间的商品、资金、人力的密集交流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充要条件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国际间的商品、资金、人力的密集交流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充要条件

读者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算你上述结论是成立的,那么如何能排除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基本平等的条件下交往,从而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呢?

的确,这种机会曾经有过。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刚刚远航东来,试探着叩击中国的大门时,除了其与生俱来的海盗行径之外,也还都彬彬有礼地派出了使节,向中国政府要求建交和通商。这并不是说他们本性善良,而是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还不够了解,而且当时的中国也并不像后来那样孱弱、衰败。

1513年(明正德八年),若热·阿尔瓦雷尔(Jorge Alvares)成为到达中国的第一个葡萄牙商人。但是,依照中国的法律,他只能作短期停留,贸易后即行离去。1515年(正德十年)葡萄牙国王决定向中国派遣一名正式的使臣,而一个在其刚刚出版的《东方记》里对中国称赞备至的,名叫托梅·皮雷斯的荣膺此任。他携有葡王的正式国书,由4艘船只组成的船队护送,于1517年(正德十二年)8月15日抵达广东。这也是欧洲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臣。

尽管中国在这以前100年就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对葡萄牙却一无所知,而且被客人用以表示敬意的礼炮而震惊,以为对方是在寻衅滋事。

明朝以朝贡贸易和海禁为其对外政策基石。与之交往的外国不是藩属,便是敌国。当朝廷得知这个从来没有朝贡称臣的佛郎机国(即葡萄牙)使臣求见时,便轻易地拒绝了。《明实录》记载道:“得旨: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予之。”[11](https://www.daowen.com)

葡萄牙使者吃了闭门羹后,并没有放弃,而是留在广州等待机会。一年之后,由于葡国使团的一个通事(翻译)—火者亚三通过行贿佞臣江彬而见到了明武宗,并获得武宗好感。鉴于明廷对不曾来往过的葡萄牙国的偏见,火者亚三便自称为麻剌甲的使臣。于是明廷改变初衷,允许该使臣进京。

葡使一行于1520年(正德十五年)1月再度北上,经过4个月的行程到达南京。当时明武宗恰好就在南京,但无意接见葡使。使团只好继续北上,在北京等候武宗回銮。又过了一年,1521年(正德十六年)1月,武宗总算回京,却大病不起,很快一命呜呼。这时正好被葡萄牙占据了国土的麻剌甲国王的使者来到北京,请求帮助以恢复国家,同时戳穿了火者亚三的谎言。于是在武宗死后不久,明廷即下令:包括葡萄牙使团在内的“进贡夷人俱给赏令回国。”火者亚三因冒充麻剌甲使臣被处死。葡萄牙使臣皮雷斯在广州被押进监狱,不久就病故在狱中。

这就是葡萄牙来华的第一位外交使臣,同时也是欧洲来华的第一位使臣的命运。

除了俄罗斯之外,第二个遣使来华的西方国家是荷兰。荷兰的商船第一次出现在澳门附近的海面是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但他们的通商要求被拒绝了。3年后,当他们第二次遭拒绝时,荷兰海军的15艘战舰向澳门开了炮。结果是连同司令雷伊松(Kornelis Rayerszoon)上将在内的1/3荷军葬身鱼腹。残兵败将撤到了台湾,后来又被郑成功赶下了大海。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荷兰派遣了两名使节哥页(Peter de Goyer)和开泽(Jacob de Keyzer)前往北京。他们带来了贵重的礼物,也承认这些礼物是“贡物”;他们事事都顺从中国人的要求,在皇帝面前三拜九叩。他们半是出于讨好中国,半是出于仇恨郑成功,甚至接受康熙之命派战舰参与收复台湾的战斗。荷兰在1664年(康熙三年)和1795年(乾隆六十年)又派了两次使臣来华,外国史书描写道:“他们像罪犯一样解送到京师,在京城当成乞丐一样看待,随后又像押送骗子一样送回广州。并且,只要那些司礼者们认为合适,他们随时随地都要准备行三拜九叩首的大礼。”他们之所以情愿忍受以一个藩属向宗主国进贡的条件,是为了换取能在中国的贸易权利。然而他们所得到的,仅仅是被允许每隔八年遣使一次,每次限定商船四艘而已。后因协助收复台湾“有功”,改为两年一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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