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国多次错过了与世界交往的机会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历史上的中国多次错过了与世界交往的机会

继而来到的是英国。第一次运送英国人来中国贸易的不是商船,而是战舰。1637年(崇祯十年)3月25日,在海军大佐威德尔(Captain John Weddell)的率领下,5艘船的舰队到达澳门海面。当他们的通商要求没有得到答复时,英舰就强行开进珠江。中国的海岸炮台开炮轰击,但被英军的炮火所压制。英船驶至广州,售出了货物,又装载上糖和姜,然后便离开了。在这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中,中英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18世纪末,英国对华输入和输出的货物价值分别占到中国与欧美各国贸易总额的91%和70%。但当追求更大利润的欲望驱使他们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时,却遇到了重重困难。

首先,捷足先登的葡萄牙人不仅获得了澳门为立足点,而且借助耶稣会传教士的影响,处处排挤英国商人。以致使英国人像个“迟到的小学生”,在对中国的贸易中,处于与其实力极不相称的不利地位。

其次,尽管当时中国的茶叶已经成为生活在全世界的不列颠人餐桌上的必需品,生丝和瓷器也是英国商人采购的热门货,而中国对英国货的需求却是微乎其微。这就造成了贸易的不平衡。据统计,1794年,中国对英国的出口为300万镑,而进口却只有70万镑(其中还有25万镑是鸦片)。巨额的出超使英国朝野一筹莫展。他们更担心一旦中国中止贸易,将使英国陷入困境。

再次,根据中国当时的贸易规则,外商只能在广州一口进行贸易,而且必须通过保商和行商的中介。这些享有特权的商人与海关官员内外勾结对外商肆意敲诈勒索,如不就范便处处刁难。英商甚至一度宁愿多交一倍到两倍的关税,避开广州的保商和行商,到宁波贸易。但乾隆出于多一处外贸口岸,便多一分不安定因素的顾虑,还是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明令禁止在宁波通商。英商洪仁辉(James Flint)不服,擅闯天津向清政府直接状告广州海关官员和保商。乾隆派人核实了情况后,将海关监督李永标抄家流放,归还了中商欠英商的款项;同时也将洪任辉押解到澳门监禁3年,还处死了帮助英商写状纸的华人。对英商最为头痛的贸易垄断政策,不但丝毫没有放松,反而限制得更严。因此包括东印度公司在内的英国商人强烈请求由英国政府出面,要求中国改变外贸垄断制度,允许英商自由贸易,自由居住,允许传教士自由传教。

于是,英国政府认为,“假如能有一些英国人以一种高贵的身分常住北京,以他们谨慎的言行和彬彬有礼的仪表争得上流人士的尊敬和下层社会的佩服,那就有助于解除中国方面对英国的误会”[13],也能促进两国间贸易的发展。为此,首先要派遣一个高级使团访华。经过反复酝酿,马嘎尔尼勋爵被任命为担任此次举历史使命的公使。时间则选在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以给乾隆皇帝祝贺八十大寿为契机。

马嘎尔尼(George Lovd Macartney)曾任过驻印度和俄罗斯的外交官,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对神秘的中国也极为向往。他精心物色了随行人员,其中有娴熟的天文、数学博士,高明的医生,杰出的画家,以及他的私人卫队。斯当东被任命为副使。在挑选进献给中国皇帝的礼物时,他们很费了一番脑筋。为了显示英国的“文明”,他们选择了能演示太阳、地球和月亮,以及木星、土星运行规律的仪器,能随时报告月、日、时的钟表,表示天空星宿位置的天球仪,若干能够预报气象、抽取真空和显示力学原理的精致的仪器,还有榴弹炮、毛瑟枪和刀剑等装饰华美的武器,及一艘军舰的模型。这一模型是根据由110门重炮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为原型而制作的。此外,还有宝石、灯具、纺织品等珍贵的手工艺品,有英国风光和王室成员的图片,等等。全部礼品价值一万三千英镑。

马嘎尔尼公使携带有英王乔治三世给中国皇帝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大半是自我吹嘘的话,最后表示:“贵国广土众民在皇帝陛下统治下,国家兴盛,为周围各国所景仰。英国现在正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因此英王陛下认为现在适逢其时来谋求中英两大文明帝国之间的友好往来。”[14]比较而言,倒是他给马嘎尔尼的指示信更明白地道出了此次外交行动的真实目的。指示信说:“在中国经商的英国臣民很久以来多于任何其他欧洲各国。有些国家在和中国通商的前后都附有该国写致中国皇帝的正式函件。有些国家得力于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士。”“但英国商人缺少这种帮助,在这个遥远的国度,每每被人误解而得不到尊重。”“我对于自己的远方臣民不能不予以应有的关怀,并以一个大国君主的身分有力地要求中国皇帝对于他们的利益予以应有的保护。”[15]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6月,马嘎尔尼及其100多名随员乘坐的“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经过近一年的远航,来到澳门。他们被特许由海路至天津登岸而进北京。钦差大臣和直隶总督在天津迎接了公使,转告他说,皇帝己到热河行宫避暑,并准备在那里庆祝寿辰,因此接见英使的活动也将在热河举行。在赴热河的途中,中英双方在礼仪上争执不下。大臣们执意要求英使行三拜九叩的大礼,遭到英使的拒绝。这使乾隆大为不快,一度下令降低接待规格。后来英使退一步,说:如果要行跪拜叩头礼,必须有一相同品级的中国官员在英王御像前跪拜叩头,否则英国就受到了侮辱。英人记载,最后乾隆皇帝同意英使以英国臣民拜见国王的单膝下跪的礼节来谒见他。但中国的一些记载则说英使最终履行了三拜九叩之礼。

从9月14日到20日,英使在热河受到了空前的礼遇。先是皇帝亲自接受国书,盛宴招待了使团的所有成员,并赠送每人一份昂贵的礼物。3天后英国使团参加了隆重的万寿大典,观看了阅兵式和丰富多彩的歌舞、杂技表演和焰火。然而英使最为关心的通商问题,却始终没机会谈及。21日英使回到北京,马嘎尔尼以书面形式向中国政府提出6点请求。其内容包括:

“(一)请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珠(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经营商业。

(二)请中国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三)请于珠(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得收歇,存放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四)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

(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优待减税或免税。

(六)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请将所定税率公布,以便遵行。”[16]

对英国的这些要求,乾隆皇帝在《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中一一给予驳斥,断然加以拒绝。(https://www.daowen.com)

第一,关于“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乾隆答道:“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因为常驻北京不能“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

天朝规则“凡外番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天朝对西洋各国贸易“无不照料周备”,又何必派人留京?俄罗斯自在恰克图开市贸易后,便不准在京居住,已数十年。且“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设天朝欲差人常住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他说:“是此事断难准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所以“尔国买卖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贮货物发卖”,“更断不可行。”

第二,关于“或到浙江宁波、珠山及天津”等地收泊贸易一节。乾隆驳斥道,向来西洋各国赴天朝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而且宁波、天津均未设有洋行,并无通事(翻译)。此项要求,“皆不可行。”

第三,关于英人自由居住,出入自便一节。乾隆道:规定夷商“居住澳门贸易,画定住址地界”,“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所以“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方为妥善。”

第四,关于英使“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以便商人停歇和收存货物一节。乾隆义正辞严地驳斥曰:“天朝尺土俱为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

第五,关于英商要求“货物或不上税,或少上税”一节。乾隆道:“夷商贸易往来纳税,皆有定则,西洋各国均属相同。此时自不能因尔国船只较多,征收稍有溢额,亦不便将尔国上税之例,独惟减少。惟应照例公平抽收,与别国一体办理。”

第六,虽然英使并未提出传教一事,乾隆在其《敕书》中仍论道:“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妄行传教,尤属不可。”

敕书的结尾写道 :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否则,“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该处文物必不肯令其停留,定当立时驱逐出洋,未免尔国夷商徒劳往返,勿谓言之不豫也。”[17]

这样英方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全部落空了。马嘎尔尼原想过完春节再离开北京,但中国政府一再催促其立即起行。于是,他也觉得长留无益,便于10月7日离京南下,经杭州、广州回国。临走前皇帝又赏英王、公使和使团全体成员各一份极为丰厚的礼物。

这就是西方工商业强国—英国与古老的东方农业大国—中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尽管在这之后英商在广州的境地有了少许的改善,英使也通过这次访华了解了不少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风土人情,但英方旨在打开中国贸易大门的各项要求都被拒绝了。英方的要求既有合理的、属于近代国际惯例的内容,也有反映殖民主义扩张色彩的无理部分。中国方面,乾隆皇帝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严正立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固守祖宗旧法,无视世界潮流之变化,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则说明他的愚昧和落后。与明武宗不同,乾隆并不算是昏君。这一历史的局限性,更多地要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去寻找。

23年之后,英国又派出了以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为首的访华使团,以期达到以下目的,即“消除一向受到的种种冤抑”,“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建立在一种安稳、健全和公平的基础之上,避免地方当局任意侵害,并受到中国皇帝及钦定章程的保护。”[18]这一次英国政府甚至准许他在礼仪问题上便宜从事,尽可能顺从中国的要求。英国外交大臣在给英使的《训令》中明确表示:“准备接纳中国政府的使臣”,[19]给予中国使臣一切应有的荣誉。

这时乾隆皇帝已死,当政的是嘉庆皇帝。双方又在礼仪问题上争执不休。中国方面坚持说马嘎尔尼曾履行了中国式的叩拜礼节,因此要求阿美士德也如此。英使本人先是同意以晋见英王之礼,即屈一膝并深度鞠躬来觐见嘉庆皇帝。而嘉庆皇帝则下令,如果英使“不谙礼仪”,拒行三拜九叩之礼,那么礼品拒收,使团原道回国。

在双方未就此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清廷就匆匆安排了接见,想以此迫使英使就范。当天英正使阿美士德称病不能觐见。清廷改召副使,副使亦称有病。嘉庆皇帝大怒,立即将英国使团驳遣回国。并发布《致英王敕书》,道:“尔国距中华遥远,遣使远涉,良非易事;且来使于中国礼仪不能谙习,重劳唇舌,非所乐闻。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20]最终关上了谈判的大门。

这次出使的失败,使得一批英国人坚定了这样的见解—“英国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以武力强迫中国根据合理的条件管理贸易;一条是绝对服从中国所可能制定的一切规章;另一条就是根本放弃贸易。”[21]显然,当时在全世界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必然的选择是第一条。这时距离“鸦片战争”仅仅不到25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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