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历史上“闭关自守”的深刻反思
上述各次西方国家使团的访华使命,无一例外地都以失败而告终。这并不是偶然。
由于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东部是大海,西部和南部是难以跨越的高山峻岭,北部是杳无人迹的荒漠,不存在能与中华文明并驾齐驱的另一种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之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都是周边国家的朝贡对象。明初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正是这种政治外交达到登峰造极的表现。一方面中国的这一传统的对外交往方针不可能轻易地改变,另一方面这种方针又显然不可能被正处于峰颠状态的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所接受。这就形成了极大的矛盾。即使持“以20世纪的标准来评断,从学理上来看,英国都是属于错误方面的”论点的,比较公正的西方学者,也认为“就中国人对于处理问题所采取的一贯作风来看,也确实不是任何国家所能容忍的,尤其因为在事实上这些国家并不是帝国的藩属,而它们也不情愿像荷兰人一样,希望用藩属的态度换取贸易上的特权。”[22]所谓“礼节”的争论,正是天朝闭关自守,妄自尊大,拒绝与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集中体现。
从经济基础上看,当时的中国虽然商品经济在江南一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仍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国家。中国又是一个幅员极其辽阔的大国。发达地区输出的商品完全可以在国内依靠自身而吸纳,完全不依赖国际市场便可以生存。乾隆皇帝多次表示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英国)必需,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23]中国的皇帝们无一例外地将国际间的贸易看作是对外国朝贡的赏赐,看作是驾驭外国、使之就范的手段。因此本身没有与外国发展交往,扩大贸易的内在动力。相反,总是将其看成是麻烦,是不安定的因素,宁愿无不愿有,宁愿少不愿多。这与千方百计开拓世界市场、发展国际贸易的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西方国家构成又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
另一方面,这些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扩张企图和骚扰中国沿海军民的海盗行为,以及对中国周边国家的侵占,从外部及反面增加了中国对他们的不信任感,从而也强化了闭关自守的倾向。
从历史的辨证法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其发展的进程中,总有惯性,总有惰性。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L.S.Stavrianos)在他的《分裂全球: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指出:“每一种社会制度趋于腐朽且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淘汰的时候,率先发生转变过程多半不在中心地区的富裕的、传统的和板结的社会里,而是发生在外缘地区的原始的、贫困的、适应性强的社会里。”[24]中国在古代社会创造了彪炳世界的文明,它的封建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比较西方国家的古代社会有着相对的稳定性,或称顽固性,也造成历代统治者及整个社会厚重的封建传统和大国意识。这就排除了中国在没有外国武力的逼迫下,主动地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任何可能性。
当我们说,来访的西方国家使团的使命都失败了,仅仅是指他们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而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才是上述那些外交接触的真正的输家。这就是第二节开头提出的问题,即中国失去了与西方国家在基本平等的情况下,通过正常的国际交往,促进和加速古代社会的瓦解,从而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机遇。因为像马克思所说的:“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条件。”[25]
邓小平经过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深刻反思,也认识到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他指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26]“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27]
从1517年葡萄牙使团抵达广州,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经历了300多年的漫长岁月。历史老人并不是没有给中国时间,机会也遭遇了多次。但都被中国的统治者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拒之门外。中国在西方各国逐渐开放的进程中顽固地闭关自守,因此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落后。带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种称作鸦片的麻醉品成为英国打开中国大门的钥匙。马克思对此说过:“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28]历史走到了这一步,西方列强与中国之间的即将爆发一场武力冲突,而且中国将是失败者的命运,已经无可选择了。贪婪的殖民主义国家把整个地球当做它们餐桌上的蛋糕,彼此间寸土必争,寸利必得,不惜诉诸世界大战,怎么会容许中国“缓慢”地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呢?
以1840年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史,是由帝国主义的大炮拉开帷幕的。它的每一页都浸透了中国人民的血泪。但正如毛泽东所说: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它“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29]当然,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可能是属于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那种资本主义,而是属于“外缘地区”的资本主义,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因此我们说,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是一柄双刃剑。它给中国带来的是充满着屈辱和奴役的社会进步。我们既不能肯定甚至歌颂这些殖民主义的罪恶,也不能否认它毕竟给中国带来了进步。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30]马克思曾预言说:“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不会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31]一个古老庞大、历史悠久,因而封建传统也根深蒂固的民族要实现现代化,也许必然要付出巨大乃至沉痛的代价。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关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命题,产生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时代。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无疑起到了否定帝国主义侵略,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作用,因此为大多数爱国的史学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但是它的不准确性恰恰体现了忽视了对外交往的重要性,甚至必要性。正是由于这一指导思想,在建国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党没有提出类似“对外开放”的方针,而像邓小平所总结的那样:“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32]“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33]
今天,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经过20年的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这20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包括“对外开放”思想在内的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一个日益开放的中国正满怀信心地面对21世纪,准备参与到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一争高下。在这个时候,纠正半个世纪之前有关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那个命题的不准确之处,对我们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编后语 :此文发表在《社科理论纵横》1998年第4期。
[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89页。
[2]《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72页。
[3](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分裂全球: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72页,第45页。
[4]《资本论》第一卷,第813页。
[5]《分裂全球: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第76页。
[6]《资本论》第三卷,第372—373页。
[7]《资本论》第一卷,第813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2页。
[9]《资本论》第一卷,第816页。
[10]同上书,第818页。(https://www.daowen.com)
[11]《明武宗实录》卷158,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12]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39页。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一卷,第55页。
[13]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皇帝》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7页。
[14]同上书,第27页。
[15]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皇帝》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3页。
[16]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17]《清高宗实录》卷1435,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第19册,第183—188页。
[18]奥贝尔:《中国政府、法律及政策大纲》第256页。转引自《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3页。
[19]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纪事》,第3卷,第284页。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上卷第一分册,第46页。
[20]《清仁宗实录》卷320,第5册,第240页。
[21]卫三畏《中国总论》第二卷,第459页。转引自《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4页。
[22]《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4页。
[23]《清高宗实录》卷1435,第19册,第185页。
[24]《分裂全球: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第2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第2页。
[2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27]同上书,第64页;第9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
[29]《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8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