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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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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年5月11日(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九日),积劳成疾的利玛窦在北京溘然长逝,终年58岁。

利公安详地躺在他的好友和学生——李之藻为他准备的极为华贵的棺木里,像是在长久的劳累之后,静静地进入梦乡。而他的同事们则开始为他筹措墓地而奔忙。

意大利离中国远达几万里,回故乡安葬是不可能的。当时客死中国的传教士都埋在澳门,这已成惯例。与利玛窦共事的外国神父和中国教友们更希望将其就近安葬在北京,以此作为天主教在中国合法存在的证明。况且这也是死者生前的遗愿。他们经过协商,决定由耶稣会士庞迪我出面,给神宗上一份奏章,李之藻为他的奏章作了精心的文字润饰。

为了取悦皇帝,庞迪我在奏章中称:他们“经海上八万余里,跋涉三载,艰苦备尝”,是出于对天朝德化的仰慕,并因其能朝见皇上,贡献方物,得到皇上“给赐廪饩(俸禄)”,“照例安插”,表示“感激不胜”,“捐躯莫报”。

奏疏继而写道:“不意,于万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九日,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异域孤臣,情实可怜,道途险远,海人多所忌讳,必不能将榇(棺木)返国。”虽系远夷,但“生既蒙豢养于斗升”,“死犹望掩覆于泉壤”,就是说,虽然是从远方来的外国人,既然活着时候承蒙皇帝赐予衣食,死后也希望能够有一块墓地。

庞迪我言:“况且,臣利玛窦自从来到圣朝,逐渐熟悉中国的风俗习惯,读书通理,朝夕恭敬地焚香祭天,为皇上祝福,愿以犬马报天朝恩典,他的忠赤之心,都城士民人所共知,我不敢说谎。利玛窦生前颇称好学,颇能著述。先前在本国时,已经是知名之士了;来到上国后,更为学者、官员、有识之士所称赞。”这样一个臣民,如果死无葬身之地,实在是可悲的。

因此他“恳求皇上大开天恩,赐给闲地亩余,或废寺闲屋数间。使异域遗骸得以掩埋,而臣等四人,也可得以与利神父生死相依,恪守教规”,“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同时也尽蝼蚁外臣报效之诚。”[1]

陈情奏章呈给皇上之后,庞迪我将一副本交给了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叶向高在南京即与利玛窦过从甚密,到北京后也曾宴请过利神父两次。他说,尽管外国人在京郊求得一块墓地是没有先例和法律依据的,但是对利公来说,则是当之无愧的。他表示愿意促成此事。

明神宗原是个懒得出奇的皇帝,他已经很长时间既不上朝听政又不批答大臣们的奏章了。他每日深居宫中,从不与朝臣们见面,一切上传下达的事情,都通过太监联系。(就连他向利玛窦他们了解欧洲的风土人情时,也全都是由太监来回传话的。)但是这次他却一反其拖沓懒惰之常态,及时地将庞迪我的奏疏转给了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嘱其妥善处理。教士们认为,不是因为“全能全知的天主”[2]产生的影响,就是“一直摆在皇帝视线之内”的利神父进贡的自鸣钟发生了效力。

叶向高以积极的态度,将公文交给专司这类事务的礼部。庞迪我神父于是又向礼部处理文件的推事递上了小小的礼物。与此同时,李之藻特意拜访了礼部尚书吴道南。李向他这位过去的老师长谈了很久,介绍了利神父的为人。吴道南当即慨然应允,大开绿灯。

一个月以后,礼部向皇帝提出了处理办法。他们在《大明会典》中找到了的根据,《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十年六月十四日记载了他们奏疏。奏疏称,“《大明会典》中规定,如果外国使臣来我朝进贡,尚未到京即去世者,所在省的布政司负责置地茔葬,立碑刻石,说明何国、何人、何时来华、何时谢世。另一款又规定,使者来到京师,进贡后未经领赏就病故者,由顺天府官属责成宛平、大兴二县给予棺木银两;如果是在领赏之后病故的,就听其自行埋葬。”[3]这就是说,如果外国使臣来大明京城朝贡期间,客死在途中某省,应由该省官员为他安排一块墓地。另外如果死者已经晋谒了朝廷,而尚未领赏,就由京城的地方官—顺天府尹担负其丧葬费用;如果已经领赏,就从赏金中支付。

礼部在给皇上的呈文中接着说,今利玛窦虽然未经该国差遣,然而因仰慕中国文化和大明德政而自泰西千里迢迢,远道而来,久经皇上豢养之恩……入京朝贡,领取天朝俸禄达十载之久。利玛窦已经接受中华学术的熏染,勤奋学习,知书达礼而且著述颇丰。一旦溘然故去,家国远在万里之外,不可能回乡安葬,此情实在值得怜悯。西洋教士庞迪我上疏提出请求赐予墓地一事,臣等认为,利玛窦虽然与外国直接派遣的使臣有所不同,但已在京城住了多年,可以算是本国子民。生前既然朝廷供其衣食,死后岂能让他无地掩埋,而暴露尸骨?而且有庞迪我等4人愿以生死相依。

礼部认为,利玛窦应当给予优恤,庞迪我等人的奏疏应予依从。恳请皇上将本部意见批转到顺天府,寻找一座空庙及一块土地,给予已故利玛窦为埋葬之所。并允许庞迪我等人就近居住,恪守教规,依其习俗,崇拜天主,也为皇上祈祷。

明神宗又以出奇快的速度,于接到礼部呈文的第二天将其转到阁臣们手中,以叶向高为首的内阁大学士们阅后,签一“可”字。这表明获得了明王朝最高统治者的通过。有的官员对此持异意,他们以“从无此例”来诘问内阁。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曾这样反驳他们:自古来华的洋人,“其道德学问,有一人能比得上利玛窦的吗?不说其它事情,只凭翻译《几何原本》一书的功劳,就应当赐予墓地了。”[4]为了感谢叶大人的帮助,庞迪我制作了用象牙雕刻的日、月、星辰图。在叶大人的府邸,庞神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这位大学士很快就学会了看星辰图,还学会如何调节倾斜角可以升降的日晷。(中国虽然自古就有日晷,但其倾斜度一律为36度。而西方天文学认为,当倾斜角与所在地的纬度吻合时,日晷的计时才能比较准确。)

从内阁批下来的公文经过漫长的旅行后,到了顺天府尹黄吉士手中。庞迪我又带着礼物拜访了黄吉士。黄吉士非常合作,他向神父提供了4个地点,最后终于选择了“滕公栅栏”这块地方。当神父问及墓地的价格时,中国官员告诉他,这是没收获罪太监的财产,由皇上赐予的,因此是免费的。黄吉士还为利玛窦神父送了一方匾,为“慕义立言”4个大字,上款为“泰西利玛窦”,下款为“少京兆 黄吉士立”。表达了他个人对利公道德学问的敬佩之心。

但事情并非一帆风顺。杨太监的同僚们曾出面阻止此事,他们都是信佛教的,并自视为皇帝最信任的人,自己同类的产业如此便宜地让几个“异教”的外国人夺走,他们不免有兔死狐悲的感觉,咽不下这口气。特别是当时充当皇帝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中介人——权倾朝廷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他是太监们的首领,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为此庞迪我神父不得不带些礼品——一幅圣母像、一个象牙制作的日晷和几件其他来自欧洲的新奇物品——又去拜访他。在秉笔太监的家里,神父们小心翼翼地献上了礼物,对他说,由于某些太监们的阻挠,至今还得不到皇帝赐予的墓地,请他出面,施加影响。秉笔太监看到神父们谦恭地向他请求,便傲慢地说,他知道这是皇帝的旨意,他保证今后不会有人再给他们捣乱了。有的太监还将此事告到笃信佛教的太后那里,但也没能奏效。

这幢改为庙宇的别墅是30年前建造的,共有4进院落,红砖木柱,非常结实,当年花费了4万金。它远离闹市,是个读书休憩的好住处。神父们推测,“使他们获得这项产业的大臣们所希望的,那就是使神父们可以有个远离城市嘈杂和扰攘的地方把欧洲的书籍译成中文。这是很多人所盼望的。”[5]

“滕公栅栏”归属耶稣会士后,礼部尚书吴道南和顺天府尹黄吉士还分别在别墅的大门上张贴了告示。告示大意说,皇恩浩荡,泽被遐迩,施及外籍神父,已若干年。现钦赐利玛窦一块葬身之地,一如本国子民,并作利氏之同伴永久居留之所。在此彼等可实习其宗教信仰。告示还声明:没有神父的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该地骚扰,否则将受到惩罚。不久大门上还悬上书有“钦赐”二字的匾额,表明其不可侵犯性。

为了适合死者的身分和信仰,教士们彻底改造了原有庙宇。地藏菩萨被搬倒,墙上反映地狱各种酷刑从而劝人今世行善的彩绘被涂改了,取而代之的是天主教的祭台和耶稣救世主的画像。一座小小的圣堂就算建成了。

传教士金尼阁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最后一章中,记述了这一过程。他特别得意地提到,佣人们在捣毁庙内原有神像时,干得非常起劲。因为中国人有在泥塑佛像体内藏金银珠宝的习惯,他们期望着能发一笔意外之财。(https://www.daowen.com)

金尼阁还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些往日常来“仁恩寺”的香客们,见寺庙即将被拆,便来看最后一眼。他们问接管寺庙的教友:“你的主人(指利玛窦)有什么迷魂药,能把这么多人的心灵都迷住了?”这位教友说:“我的主人有德,有教养并著述了很多书籍,有至高无的上帝之道……除了赢得大人物的心灵以外,他确实再没有更有力量的药剂。”他们又说:“那为什么不去向大臣们要求比这更大更好的寺院呢?”教友回答道:“因为要求更大更华丽的东西,不符合他谦虚谨慎的品格。凡是皇上大臣们给他的,他都认为是最好的。”那几个香客中的一位向往日崇拜的神灵最后一次跪倒,惋惜地说:“告别了,从此我不能像从前那样自由地进入这个大厅了。”而另一位却说:“你这个泥胎!如果你没有力量保住你自己,我怎么能希望从你那里得到保佑呢?你一点也不值得尊敬,所以我不感谢你,甚至于再也不承认你了!”[6]

经过差不多一年的交涉和筹划,京师西郊的第一处洋人墓地终于准备停当了。1611年4月22日,利玛窦神父的棺木(为了防腐,棺木外面用沥青封得严严实实)从他的故居——南堂起运,由24人抬着迁往墓地。众多教徒在带有耶稣受难的十字架的引导下,随后而行。棺木暂厝在圣堂的祭台旁。

利玛窦的墓葬也是中西合璧。他的坟墓是欧洲式的,而墓碑则是中国式的。高大的汉白玉碑体的上方,镌刻着龙的造型,并有代表耶稣会的标志——IHS。墓碑中间刻有一行大字:

“耶稣会士利公之墓”

右边是中文小字:“利先生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国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华四十二年。”(标点符号是笔者所加。)[7]左边是横向书写的拉丁文字,内容与中文所写的大体相似。

5月3日,继任的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总负责人龙华民(Nikolaus Longobardi)来到北京。葬礼要由他来主持。他亲自指导设计了在中国的第一座天主教墓地——在花园的一端,盖了一所圆顶六角底座的小亭,称为丧礼教堂。亭的两边,筑就两道半园形的墙。在花园的4棵翠柏之下,为神父修造了砖砌的墓穴。这翠柏似乎生来就是为这长眠的远方来客遮阴似的。

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了。1611年11月1日,在被天主教称为“诸圣节”的那天的早晨,教友们都来到了圣堂。他们手持蜡烛,燃着乳香。气氛隆重而肃穆。先是在风琴的伴奏声中,举行了该日的弥撒,然后神父们站在利玛窦的棺木前朗诵了《死者祭文》,之后又是葬礼弥撒,最后致悼词。

圣堂里的仪式完毕后,教友们抬着棺木缓缓走向墓地。他们边走边哭。徐光启也在其中,他痛哭失声,泪痕满面,亲自持绳将棺木放入墓穴中,就像死去的是他的亲人。他们在墓前行礼,又到六角亭中的耶稣像下跪拜,然后慢慢离去。从此,这位来自泰西的外国友人就永远地苍松翠柏为伍,“滕公栅栏”这一名字也逐渐闻名世界了。

崇祯八年(1635年),北京出版了一本记述当时京师景物的书,名曰《帝京景物略》,对新建不久的利玛窦墓地作了描述。作者刘侗和于奕正文风极为严谨,于氏收集资料,刘氏挥毫成文,二人又互相监督。刘侗在该书的《序》中写道:“奕正职搜讨,侗职摛辞。事有不经不典,侗不敢笔;辞有不达,奕正未尝辄许也。所未经过者,分径而必实之,出门各向,归相报也。”[8]因此,书中的描述是绝对可信的。

书中有一节题目就叫《利玛窦墓地》。文中详尽地描写了利玛窦墓地的景色:利玛窦的坟与中国通常的样式不同,“下面是长方的而上面是半个圆柱体,下面像个方台,上面像半棵断木”,坟后为一六角“虚堂”(即亭子),供奉着十字架。后墙饰有花纹,“脊纹,螭之岐其尾;肩纹,蝶之矫其须;旁纹,象之卷其鼻”[9]。用白话文来说,这段短墙的上、中、下三部分的花纹各有不同:上边的像螭龙的尾;中间像蝴蝶的须;下边的像大象的鼻,砌得异常精美。

书中特别写道:在墓地南面的二重院落之前,立有一架石晷。石晷底座上刻有铭文:“美日寸影,勿尔空过,所见万品,与时并流。”[10]

据笔者考证,这架石晷为利玛窦亲手制作。利公在1597年12月25日于南昌写给他的老师克拉委奥神父的信中曾提及,他按照老师寄来的《天文学》中的蓝图,制作了两架日晷,并在其中的一架的底座上,刻下了这样的铭文:“岁月如梭,已往者不能追回,未来者也不在我们手中。所以奉劝大家要珍惜现在的时日,多行善,勿做无益之事。”[11]这几句由中文译成西文,又由西文译成中文的格言,与《帝京景物略》中记载的四言四句,意思基本吻合。利公在中国期间,制作了很多日晷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中国朋友,这一架也不例外。一定是那位朋友为了纪念死者,又将这架日晷还给利公,安放在他的墓前。日晷与他绘制的万国地图一样,以其承载的新奇的西洋文化而得到无数中国学者的青睐,成为不可多得的珍品。这架守护着它的作者的日晷,历经沧桑,直到1935年版的《旧京景物略》中仍有关于它的记载,但在1958年文物普查的档案中,却杳无踪迹了。

《帝京景物略》中收集了当时一位名士谭元春的《过利西泰墓》诗:

“来从绝域老长安,分得城西土一棺。

磔地呼天心自苦,挟山超海事非难。

私将礼乐攻人短,别有聪明用物残。

行尽松楸中国大,不教奇骨任荒寒。”[12]

松树和楸树是古人在墓地里常植的树,所以松楸又成了墓地的代称。诗的最后两句的意思是说:“中国土地辽阔,当这位远西的奇人走完了一生的道路时,中国绝不会让他的尸骨得不到安息之处的。”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