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

使“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得以扩大的,是日尔曼籍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自利玛窦去世后,能与利玛窦齐名,堪称为“耶稣会之二雄者”,也是这位日尔曼籍的传教士。

1592年5月1日,汤若望诞生于莱因河畔古城科隆的一个姓 Schall von Bell(沙尔·冯·贝尔)的笃信天主教的贵族家庭。1611年,汤若望加入了耶稣会,1617年升任了神父。后来他到了中国,根据 Johann Adam 的发音和当时的译法,翻译为若望·汤,由此取了个叫“汤若望”的中国名字,还按中国习惯,取“道未”为字。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汤若望与金尼阁、邓玉函、罗雅谷等人一道,踏上了以澳门为目的地的漫长旅程。当他们一行人到达中国的时候,正值“南京教案”爆发期间,汤若望就在澳门认真学习汉语,积极为进入内地传教作准备。1622年(天启二年),在西洋大炮的帮助下,朝廷对教会的禁令取消了,他才得以辗转广东、江西、浙江等省,1623年(天启三年),进入明王朝的都城北京。

在北京期间,汤若望继续刻苦学习汉语,并开始试着测算日食和月食。他将从欧洲带来的有关数理和天文学的书籍的目录呈献给朝廷,还在自己的住所陈列带来的科学仪器,请中国官员和学者们参观。前面提到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中有一章题为《天主堂》,其中列举了当时的中国人从传教士那里了解的西洋“奇器”:观天用的简平仪、提水用的龙尾车、计时用的沙漏,还有望远镜、西洋琴等。《帝京景物略》对汤若望带来的望远镜作了如下描写:“远镜,状如尺许竹笋,抽而出,出五尺许,节节玻璃,眼光过此,则视小大,视远近。”[14]就是说透过望远镜,可以将小的东西看成大的,远的东西看成近的。这无疑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好奇。1627年(天启七年)春夏之交,他奉命前往陕西传教。

1630年(崇祯三年),在历局供事的邓玉函不幸去世,主持改历工作的徐光启急需精通天文学的人才,为此专门奏上《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崇祯皇帝3天后就批示曰:“历法方在改修,汤若望等既可访用,着地方官资给前来。”[15]于是西安府官员特备轿子、轿夫,将汤若望送进北京。从此汤若望开始领取每月12两的钦天监俸银。在历局,汤若望也发挥他善于制作和使用望远镜的特长,指导历局人员观测天象。他先安装了3架天文望远镜,1631年(崇祯四年)10月25日,徐光启及其属下首次通过望远镜观测了日食,徐光启感叹道:“若不用此法,止凭目力,则眩耀不真。”接着在11月8日又以此法观测了一次月食,且在此后形成惯例。1634年(崇祯七年)2月2日,汤若望与罗雅谷向皇帝进献了一架从欧洲带来的极为华贵的望远镜。崇祯皇帝特许汤、罗二人入宫安装,后来他真的就用这副望远镜饶有兴趣地观测过日食和月食。为了表彰这些天主的“仆人”,1639年(崇祯十二年)1月6日,即中国传统春节的前夕,皇帝把御笔题写的“钦褒天学”的匾额赐给了设在南堂的北京耶稣会所。

《崇祯历书》是一部卷帙浩翰的天文历法百科全书,总计137卷。先后有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李之藻之子)、邓玉函、罗雅谷、龙华民、汤若望等参与其事,其中徐光启、邓玉函等人在这一岗位上工作到生命的终结,还没看到最后的成功就撒手人寰了。这就像一场接力赛,跑最后一棒,即最终完成这部巨著的是汤若望,时间则是跨越了两个王朝,直到大清入主中原之后,《崇祯历书》才定稿杀青。

当明清两个王朝更替之际,北京处于在兵荒马乱之中,有的传教士也逃到南方去了。而汤若望却仍坚守在南堂,保护着尚未镌刻完毕的《崇祯历书》的木版。清兵入城后,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内城居民,限三日内,尽行迁居外城等处,以便旗兵居住。”住在宣武门内天主堂的汤若望勇敢地上了一个奏折,称:

“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历法,著有历书多卷,付工镌版,尚未完竣,而版片已堆积累累;另外堂中供象礼器、传教所用经典、修历应用书籍并测量天象各种仪器,件数甚多。若一并迁于外域,不但三日限内不能悉数搬尽,且必难免损坏,修整既非容易,购买又非可随时寄来。”因而恳请“仍居原寓,照旧虔修”。

鉴于汤若望的言词恳切,理由正当,开明的新统治者,第二天便传下谕旨:“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阑入滋扰。”

为了表明新朝的顺天承运的合法性,入主北京的大清王朝非常需要有人替他们观测天象,颁布历法。汤若望于是主动地迎合新朝的需要,重新制造了望远镜、日晷等仪器,又绘制了新版的世界地图,贡献给新皇帝,博得了好感。鉴于汤若望在天文历算领域的杰出才华和敬业精神,大清皇帝颁旨曰:“钦天监印信,着汤若望掌管,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占候、选择等事宜,悉听掌印官员举行。”任命汤若望为清王朝的第一任钦天监掌印官,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监的洋人官员。

由于汤若望才华出众,尽职尽忠,得到了清王朝的信任和重用。1650年(顺治七年),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将南堂侧畔的土地赐予汤若望,孝庄皇太后颁赐银两,王公贵族相率捐助,重建了南堂。皇上还先后加封他“通政大夫”、“太常寺卿”、“通玄教师”等多种封号,赐他三品官衔,加俸一倍,后又升为一品光禄寺大夫。但是,当皇帝要赏赐他财物的时候,他总是竭力地谢绝了。

正因为如此,年轻的顺治皇帝对这位既不贪恋高官厚禄、金银财宝,又无家室后代,既能在国家大事上敢于秉公直谏,又能在学问上循循善诱的和蔼的老人非常敬重,亲切地称他为“玛法”(满语,意思是可敬爱的爷爷)。1654年(顺治十一年),有一次,当皇上问汤若望需要些什么的时候,汤若望便流露了想在利玛窦墓旁获得一块墓地的愿望。皇上欣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将那块珍贵的地产赐予了他。那原是一位亲王的。皇上另找了一块地,补偿给那位亲王。

1660年(顺治十七年),汤若望在皇上赐给他的茔地上建了一座圣母小教堂。教堂前树立一块石碑,上面用满、汉两种文字写道:

“今皇帝在位十有一年,顺治甲午。臣若望蒙恩轸念,犬马齿衰,赐地一区,以作他日窀穸所,以昭异眷。窃惟九万里孤踪,结知明主。既荣其生,复哀其死,鱼水相欢。得若将终其身,又预为之计,久远如此。宠施优渥,出于格外,岂人力哉!古圣贤于遇合之际,率归之天。今予之得遇主上,用西法以定运,进修士以衍教。道之将行,日升明恒,殆未可量,又不特一身感恩称知遇而已!谓非天主上帝默作合于其间,可乎?用是昕夕输诚,仰图报答,计算如崇祀。乃于赐地之中央构椽,内供圣母抱天主耶稣,名圣母堂,以资焚祝。自是岁时趋谒,行弥撒礼,诵祈普庇护无斁。而奉教友辈,有造门瞻叩申虔者,其务识所从来,伏祷上佑曰:致吾君为尧舜,绵国祚于无疆。斯为实获我心矣。”

落款为:“顺治十七年岁次庚子孟秋谷旦敕赐通玄教师、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品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汤若望撰。”[16]

然而到了顺治末年,福临对佛教的信仰越来越虔诚,几位佛教高僧对他的影响也与日俱增。皇帝和汤若望的关系就疏远了。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些由于朝廷使用西法制历而被革职了的原钦天监官员,早就对汤若望怀恨在心,见此迹象,便开始参劾他。1661年(顺治十八年)2月,顺治皇帝病逝,即位的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只有8岁。辅政大臣鳌拜等竭力主张“率祖制,复旧章”,一改由多尔衮开创、顺治皇帝继承的开明政策,尤其排斥西洋科学。这时一个叫作杨光先的首先出来发难,参劾汤若望等外国传教士三大罪状:第一,潜谋造反;第二,邪说惑众;第三,历法荒谬。

在鳌拜等辅政大臣的主持下,汤若望、南怀仁(Ferdinand us Verbiest)、利类思、安文思等在京的4名外国传教士和一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中国教徒,都被抓进了监狱。其中汤若望被判处极刑。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判决的当日,北京发生了强烈地震,而且连续5天,房倒人亡,损失惨重。人们惊恐不已,以为是激怒了上苍。正当大家束手无措之际,康熙帝的祖母孝庄皇太后说话了。她训斥官员们忘了先帝顺治皇帝对汤若望的厚爱,以至做出了天理不容的事情。这才使汤若望免受极刑。但这时73岁高龄的汤若望已经中风瘫痪,肢体麻痹,语言不清了。汤若望出狱后一年就含冤死去。顺治皇帝在利玛窦墓地旁赐予他的那块坟地,也被没收充公了。(https://www.daowen.com)

这时,康熙皇帝玄烨刚刚亲政不久,他正为如何翦除鳌拜等权倾朝廷的辅政大臣而日思夜想。他决定以为汤若望平反昭雪为契机,除掉鳌拜集团。当大功告成后,康熙皇帝恢复了汤公“通玄法师”的封号(因避讳康熙名“玄烨”,而改为“通微法师”),归还原顺治皇帝所赐墓地。他特赐银524两,专派大员为汤若望在“滕公栅栏”的墓地上重新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汤神父的墓地一反其前辈利神父墓的风格,完全依中国样式筑成:墓之北首有半圆土岗围绕,以象山阿,坟墓为圆形,皆以方石砌就。墓前有大理石石碑一通,高一丈二尺。正面碑文写道:

中间为:“ 耶稣会士汤公之墓”

右面为汉字:“皇帝谕祭原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去逝,朕用悼焉。特加恩恤,遣官致祭。呜乎!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如有知,尚克钦享。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左面为满文。

背面右面汉字碑文写道:

“汤先生讳若望,号道未,大西洋日尔玛你亚人也。自幼入耶稣会。于明天启甲子年来华衍教。崇祯庚子年,钦取修历。至顺治二年,清朝特用新法,恩赉有加。卒于康熙四年乙巳,寿七十有五。”[17]

左面为拉丁文。

碑前有供案一面,上陈盘果等物。案前还设香炉一座,灯烛一对,供瓶一对,皆高六尺有余。再往前,是两匹石马、两头石羊、两位石人,皆六尺多高,用大理石雕成,精致无比。这些供物都是康熙皇帝所赠,用以表彰汤若望的功绩。墓地入口处悬挂着一幅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的“钦赐”匾额。1726年《新世界报》载文评论说:“汤若望神父安息在一座真可以说帝王一般的墓地之中。”[18]他的坟墓比利玛窦的更为壮观。

在葬礼上,特使在墓前宣读皇上的祭文,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人跪下聆听。一位外国神父还记述了玄烨曾经亲自前来吊唁的情景。他写道,“皇帝曾亲自随同他的皇祖母,以及朝中最高之大员莅临汤若望之墓前,依照中国之礼俗,向死者致敬。这在一位中国皇帝,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9]

从此,滕公栅栏的传教士墓地几乎扩大了一倍,在一道矮墙的东西两侧,汤若望与他的前辈利玛窦永久地相伴而眠。

安文思、利类思也相继于1677年(康熙十六年)和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在京病逝,安葬于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的利玛窦墓前。他们的墓碑上也分别刻有康熙皇帝的谕旨,皇上也赐予他们二人各200两银子的安葬费。

清康熙年间,一位曾参与撰写《明史外国传》的文人—尤侗,吟诵了一卷《外国竹枝词》。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响自高低。

阜成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20]

由此可见,当时的“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的周围已建有教堂,周围大片的玫瑰花竞相开放。礼拜之日,钟、琴交响,前来作弥撒的人们将酒浇洒在地上,祭扫他们所敬爱的利玛窦神父。好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