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咖啡问题
第二天我们乘坐快速列车，穿过“紫色的土地”，前往坎皮纳斯。我们穿过一片片深绿色的种植园，低地的咖啡园里不见灌木，而是枝叶繁茂的矮小的树。当火车随地势起伏一次时，相同的景色便再一次出现：整个圣保罗就是一座独一无二的、辽阔的花园。有车道的地方，可以看到咖啡红或偶尔近乎紫色的土地。深绿和深蓝色似乎成为了咖啡王国圣保罗的民族颜色。
坎皮纳斯是一座小而勤奋的城市，市中心有一个四边形广场，在葡萄牙语中叫作“pra.a”，在西班牙语中或许叫“plaza”。所有这些广场都来源于罗马时代的集会地。置身于城中，感觉似乎在意大利的坎帕尼亚或那不勒斯港附近。这里也能看到鸽子在教堂的屋顶扑扑振翅。不过这不是地中海的上空，那里的鸽子扑朔着色彩斑斓的翅膀自由翱翔。坎皮纳斯的鸽子们会突然消失在一座凉亭后，凉亭旁有三位身材强壮的妇女在石砌的井口浣洗衣服。几只秃鹰侦查似地缓慢飞过广场上空。这里并非是生活简单而明朗的坎帕尼亚，而是已经受到猛禽般半文明的强权威胁的南美洲。
我们在广场旁租了一辆车开往咖啡种植园。湿热的空气像是混合了茉莉花和橙子的香味，从车身左右两边飘过。坎皮纳斯城的最后一道出口旁就是由奥地利人达福特2经过多年努力所建立的植物研究所，这是南部农业研究的一个重要试验中心。
这里有大片大片的咖啡树，甚至人们会忘记这些是树，而更容易想到弯腰弓背的牛群。这里人很少，他们都穿着敞胸白衬衫，头戴宽边草帽，裤子扎进筒靴里。“是为了防蛇！”亨尼格说，“每年都有一支巴西志愿军丧命于蛇毒，就是因为赤脚走路！”
外围的工事是一栋木屋。我们下了车，由两个身穿干净的白色热带套装、身材高瘦的梅斯蒂索人引导着穿过花园，来到一栋多层别墅前。如果不是从细节观察到它的殖民风格，可能会以为这是尼斯和戛纳之间的一栋精致的乡间别墅。
整栋别墅掩映在紫色的簕杜鹃中，房屋的白色显得格外耀眼。近5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繁茂的原始森林，如今变成了一块里维埃拉3宝地。
当我们抵达时，阿尔维斯·利马正在他的游廊里躺着休息。“根本没有什么生产过剩！”他激动地跺着双脚大吼道，“什么生产过剩，根本不存在！咖啡研究所的人真应该向亨利·乔治（Henry George）4学习学习，巴西的危机无非就是保护主义的杰作！只要马上实行自由贸易，咖啡问题就能解决！”
“那样就不会有过剩的咖啡了吗？”我惊讶地问道。
这位身穿白衣的百万富翁摆摆手。
“咖啡需要扩张和新的消费市场吗？我原以为，咖啡更需要限制，以及新的消费国。”
“通过关税设障来限制！为什么俄国人不喝咖啡？难道他们不能帮我们解决掉好几百万袋咖啡吗？压根就没有什么生产过剩，关税才是罪魁祸首！”阿尔维斯·利马再次吼道。
“您是想把俄国也拉入战争中吗？”我问，“您认为如何才能迫使俄国人来买巴西咖啡呢？”
“这不难，”他说，“俄国人也得出口！巴西为何不与俄国签订一份有利的贸易协定，协商好我们从俄国进口谷物，而他们从我们这里买咖啡？”
“这非常合理！”亨尼格说，“本来就应该签订贸易协定。尽管这招用在俄国身上不合适。”
“为何不合适？”这位种植园主问。
“因为消费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关税和价格！怎样让整个民族从喝茶转为喝咖啡？即使所有障碍都消失，这一障碍仍然存在。咖啡煮起来比茶要难得多。煮茶时只需将开水浇在茶叶上，而喝咖啡前要做的准备工作您和我一样了解。因此，咖啡不适合俄国的农民或中国的苦工。”
阿尔维斯·利马沉默了，两人开始抽烟。片刻后，这位种植园主打破沉默。“所有阻碍都必须消失！”他固执地低声说道，“全世界都必须立刻实行自由贸易！”他重复道，“必须立刻！”
“立刻”这个词在我看来有点夸张。我开始问这位种植园主，如果有可能，他会怎样让咖啡种植业进入自由市场。
他瞪着圆圆的眼睛看着我。他在想什么呢？
“要是不干涉价格的自由波动，难道不会迫使许多种植园主放弃他们的种植园吗？”
“当然！但这只有好处！限制种植园经济不正是你们所期待的吗！”
“那么只有那些能坚持下来的人才允许继续生产？”
阿尔维斯·利马笑了笑：“这在全世界任何经济体系中都如此！只有强者才能有所作为。生产成本过高只能接受亏损。”
我抑制住自己差点说出为何不对“高成本生产”判处死刑的冲动。诚然，只有少数存活了下来，自然不会再出现生产过剩的现象。然而，我并不赞成这种达尔文进化论的做法。
最强大——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阿尔维斯·利马腰缠万贯，他或许能在裂缝中生存下来，并耐心地等待时机，等待贬值的咖啡可以流向何处，等待低价开启哪些意料之外的市场。但这就是解决方案吗？
热带的黄昏来临，橙黄的夕阳挂在天边。花园中开始散发出香味，那些沉默了一天的鲜花到了傍晚，像夜莺一般尽情释放自己。
在这片花园的中央是意大利的保护神。它们负责看守这位富有的种植园主的大理石池塘，里面是清澈的池水。
我们在池塘边作别。阿尔维斯·利马留在原地，身穿白色热带套装的他在黄昏中看起来像一位罗马总督。在谈话中他据理力争，但争的是富人的理。
“他当然是错误的！”卡洛斯在回去的路上说道。我们乘坐火车从坎皮纳斯回到圣保罗。从明朗的星空可以看出我们正在一座高原上，窗外吹过凉爽的风。“他竟然错误地认为取消统制经济，种植园主就会逃离他们的种植园！”
“但是”，我反对道，“他们支付不起劳工的工资啊！”
“尽管如此，也只有极少的种植园真正被抛弃。只要垦殖者尚有一席之地可居住，不缺粮食和牲畜，就会一直坚守在种植园中。他们会选择和同伴们商定分红，而不是撒手离开。”
“分红？”
“当然。巴西人也和中国的地主一样，在艰难时期并不支付工资，而是分一部分红利给劳工。种植园主对树和土地的这份情感不容低估。种植园越小，情感越深。毕竟这片土地是用钱买来并养护的，怎么会轻易放弃？”
这番话从心理学上让我信服。
“所以您现在认为，”我继续问道，“小种植园主会一边种植水稻和其他谷物，但同时不会任由咖啡树腐坏，因为他们心怀希望，觉得咖啡的价格总会再次上涨？”
“这是必然的。”
火车驶向的东方开始出现一排排挂在高楼上的霓虹广告灯牌。红色和绿色的广告词在圣保罗的街道上空闪动，如同低空中的火箭轨道。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阿尔维斯·利马也错了。自由经济派不应忘记，巴西的货币命运和咖啡的价格是捆绑在一起的。一旦圣保罗的咖啡价格崩塌，在北美华尔街的股市上也将崩盘。在世界金融萎靡的情况下，我们将无处寻找贷款。廉价的咖啡令巴西的贸易收支处于被动地位，密尔雷斯贬值，我们不得不开始挪用金库……自由派所主张的让价格完全自由地自我调控简直是天方夜谭！巴西的出口值将会持续下降，随之将是货币的……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寻找统制经济的新形式，通过经济挽救这个国家！”
1.作者在这里运用一种拟声手法的文字游戏。原文“总价值”一词为“summenwert”，而蜜蜂嗡嗡的叫声是“summ”。——译者注
2.弗朗茨·威廉·达福特（Franz Wilhelm Dafert，1863年6月～1933年10月），奥地利农业专家和食品化学家。——译者注
3.地中海沿岸区域，区内气候宜人、风景优美、植物种类繁多，是有名的度假胜地。——译者注
4.美国19世纪末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