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初登南极
8 初登南极
2017年11月15日，混乱的一天。
早上5点一刻，我和Paul打点好最后的随身行李，搭上ALE空荡荡的机场巴士。巴士在Punta Arenas狭窄的街区辗转了一个钟头，接上分散的乘客后直抵机场。飞往南极大陆的航班享有专用通道，安检迅速顺利。很快，大量ALE雇员、几十名观光客，还有我们为数不多的远征者，挤在闹哄哄的候机厅里。ALE的员工大多沉着从容，他们要去南极上班。相形之下，游客们丝毫不掩饰兴奋和喜悦。乘飞机专程观赏帝企鹅很贵，花了大价钱自然有所期待。这一班次上搭载了15个远征者，除了我和Paul，还有Carl和挪威人Christian Steve（克里斯蒂安·史蒂夫）带队5个ALE客户，组成7人的庞大队伍。英国的Scott和日本的荻田泰永是独立远征者。英国著名探险家Robert Swan[1]爵士和他儿子Barney（巴尼）以及另外两人组成一支备受关注的环保远征军，此刻，他们正在玻璃门的另一侧接受专访。
告别人类文明前的最后5天，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11月10日下午，我按计划落地Punta Arenas，Paul的航班将在深夜抵达，我先行前往旅馆等待。第六感很准，明明很快就要碰面，我却在不由自主地刷新邮件，终于刷来了Paul的坏消息：他正在智利Santiago[2]等待转机，五件托运行李被Air Canada（加拿大航空）搞丢了一个。这真是让人崩溃，我耐着性子没有追问，只是简单回复“知道了”。
极地远征意味着进入无人区，必须自行携带全部生存所需，从大件的帐篷、雪橇到琐碎的针头线脑缺一不可。我的清单上有274种东西，为了管理好它们，我制作了一份物品分布表，除了用不同颜色的收纳袋索引，还在提手或抽绳上另附标签，写明内容物，最后把十几个袋子按照使用习惯分装进3个最大的包裹中。
丢失的行李如果只装了睡袋、羽绒服之类的单品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若是繁杂的小物件，麻烦可就大了。我没心思吃晚饭，问前台要了份纸质地图，把上面能找到的商店分门别类，看看最坏情形下还能指望些什么。
临近午夜，我独自守在大门内听动静。这家小旅馆远离市中心，优点显而易见——便宜。ALE推荐名单中最低档的住宿每晚也要达到美金三位数。这儿只要一半，差不多是旺季里最廉价的选择。另一个好处就是安静，周围都是民居，没有任何商铺，引来的住客大多是中年人，他们作息规律，这会儿已经睡下了。
终于有汽车引擎的声音由远及近。这一带路灯缺乏维护，但我只瞄了一眼就断定是Paul，因为狭小的空间装不下那么多行李，雪橇、滑雪板从打开的车窗支棱出来。我走到路边示意司机停车。Paul见到我很是欣慰，他担心太晚到店没人开门。
司机帮着把行李卸到门厅。Paul的房间就在我隔壁，他对粉刷一新的屋子挺满意。就是小了点儿，我们把叠放的两个雪橇立在房间的角落，又合力抬进去两件大包裹，下脚的地方就几乎没有了，他的滑雪板包只能暂存在我那里。
Paul和我盘点丢失的行李：里面有一部分衣服，这是最好补救的部分，Punta Arenas有好几家户外用品店，以他这样的常规身材想要重新采购并不难。还有一个针线包，按照他的描述，比起我只有黑白双色线外加两根针和一个顶针的基础配置要豪华很多，不同粗细的线至少分了五六种，对应着不同型号的针，加上大小各类修补片，从衣服、靴子到睡袋、帐篷都能处理。还有一整套炊具和两块太阳能发电板，属于特殊装备，当地没有分销商，我们打算尽快去ALE总部碰碰运气，希望他们有备用的出借。
看起来情况也并没有糟到让人束手无策，我们互道晚安，决定明天一早再详细规划。
这晚我睡得并不踏实，听起来隔壁也一样。
11月11日早上8点半，我和Paul在餐厅碰头，他已经委托远在加拿大的太太Kelly（凯莉）帮助追踪行李下落。Paul看起来稍显安心，他建议今天按照原计划补充物资。
早餐后，我们先绕道去了趟ALE基地，宽敞现代的办公环境彰显这家美国公司在南极物流行业的霸主地位。一进门碰到Devon（戴文），他是Paul的旧友，现在担任偏远营地经理兼远征顾问（remote camp manager & expedition consultant）。听闻我们的遭遇，Devon也很担忧，但远征季刚刚开始，眼下并没有多余的太阳能板可以出借。我俩只好先赶往超市，回头再另想办法。
受海关限制，salami、奶酪只能在当地采购。卫生纸每卷40米，Paul只拿了4个，我很怀疑能不能撑过60天，他相当自信地回答：“你应该在家量好啊。”这真是万万没想到，幸亏也不重，我抓了包六卷一提的。货架上的自封袋只有一个本地品牌，虽然声称是“家族企业”，可是看上去脏兮兮的，似乎很久没人选购的样子，但所有的食物需要用自封袋分装，我们只好大小尺寸各取两盒。最后又添上4支打火机和3大包袋装茶。
在附近的汉堡店用过午餐，我们驮着满满当当的登山包回旅馆，一路上沉浸在各自的心事里，谁也不说话。
Paul作为向导，下午要去参加ALE的专项会议。开会前，他检查了我的帐篷，决定用新材料重新做一块地垫。旧的拼接处有些胶带卷边了，可能是我9月份把它带到新西兰训练时受了潮。做地垫很容易，不过是裁好适当的尺寸，再用耐低温的PVC胶布粘起来。我俩十几分钟就搞定了。崭新的地垫闪耀着温暖的明黄色，这是种几毫米厚的软质发泡材料，触感柔韧，气孔细密，用在双层帐篷的内帐里，是扎营时保温的基础，虽然不能直接睡在上面，但穿着毛线袜踩上去不至于因为太冷踮着脚。
Paul散会后叫我去中午那家汉堡店碰头。他看上去心情不错，见到了不少久未谋面的旧相识，他最早和ANI也就是ALE的前身合作，上一次带队远征南极已经是14年前的事了。
“他们知道你这次带了我吗？”
“那可不，合同里写着呢。”
“我是说，他们知道我什么水平吗？”
Paul笑了起来，毕竟他早年的客户由查尔斯王储名誉赞助，荣归故里被女王亲自授勋。他说：“你会惊到他们的，很赞的那种。”
我雇用了最严格的向导，完成了专业训练，落实了所有能想到的准备工作，但那个一脚踏空的梦还在纠缠我。
11月12日，早上一碰面，Paul就告诉我航空公司含糊其词。Kelly从不同部门打听来三种说法——行李没登机还在蒙特利尔，上错飞机抵达欧洲正在返航，多伦多转机时分拣失误提前下机。不管是哪种状况，Air Canada给出的答复倒是都一样：不能担保何时找到行李。
情况不容乐观，我们不得不考虑推迟出发。时隔16年，Paul仍对首次南极行心有余悸，航班延误了近一个月，他带着两名客户11月底才踏上征途，历时59天，1月26日抵达南极点。1月中下旬已是南极大陆的夏末，降温明显，而且迫近物流公司关闭服务的最后期限——曾有悲摧的徒步远征者在距离终点20多公里处被强制撤离。
另一个办法是就地采购，大约需要3000美金。我觉得这件事不能归咎于Paul，出于有难同当的信念，我主动承诺共摊额外开支。结果得到的答复出乎意料。
“静，谢谢你。但根据合同，你得支付大部分费用，除了保险公司赔付的以外。你没看合同吗？”
“呃，那些根本不能修改的条款我就不看了。”原来这就算“act of God”——不可抗力。
我对此事并无异议，但联想起另外几件事，难免心生不快。10月24日，Paul发来邮件，希望我提供“帮助”，从中国带一些食物去南极，理由是他的行李过重。按照合同，远征所需全部食物由他提供。我可以拒绝，但是我没有。在外漂泊多年，经常得到陌生人的帮助，帮助更多的人就是我回报善意的方式。经过几天的准备，我采购了15公斤的压缩饼干——这笔费用我没有索要，Paul也从没提起。到了Punta Arenas之后，他又让我自行采购salami香肠。这是违约，但我们当时正为丢失的行李四处奔波，这笔300多美金的额外支出我也没计较。被一个连续违约的人提醒遵守合同相当讽刺，但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Paul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有他在，我就有安全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一定有办法。所以这些小小的不愉快就随它去吧，有太多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
早餐后，我们检查备用食物。Paul不放心：“你确定60天的水果干都只吃蔓越莓吗？”他主张食物多样化，让每天有点儿“盼头”。可我担心吃得太杂会消化不良，从自己的食谱里剔除了燕麦糊、奶酪、能量棒，相应的热量用压缩饼干和巧克力补足。超市出售的茶包味道寡淡，Paul决定再多买些。运丢的衣服也必须补齐。于是我们再度出门采购。一路上冷冷清清看不到几个人，我们也没有兴致闲谈，一前一后地走着。事已至此，只得认命，但沮丧还是在所难免。
到市中心的户外用品店吃了个闭门羹，我们这才意识到今天是周日，只上半天班。又转道去超市碰运气，结果也是中午才开门。商量了一下还有不到两小时，不想来回跑了，干脆在路边发发呆，反正街上也没人，安静得像座空城。但没等找到地方坐下，又开始飘起了小雨。这运气差到我们都忍不住自嘲。最后，Paul提议到ALE的基地看看，现在正是他们最忙碌的季节，肯定有人值守。
雨很小，走在树下几乎感觉不到。Paul的手机嘀了一声。他把手插进裤兜，没掏出来，继续走了几步，然后站住，拿出手机，划亮屏幕。我看到笑容从他的嘴角荡漾开——历史性的时刻，Kelly发来短信：“BAG FOUND！”（行李找到了！）Paul立即和太太通了电话，获知Air Canada保证今天将行李送达。我们激动得手舞足蹈，收线前轮番向Kelly大喊“我爱你”。两个疯疯癫癫的人开始话多起来。ALE也不去了，干脆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下雨又有什么关系，我只觉得阳光明媚。
超市一开门我们卡着点儿进去。除了茶包，Paul又拿了少量薯片，让我也再选些喜欢的巧克力。我挑中了树莓酱夹心的，他扫了一眼说果酱水分太大，不行。我想起冰激凌里的果酱并不硌牙，最后决定少拿几块试试看。劫后余生的人需要一个散漫的下午来庆祝，我们找了家不错的馆子用过午餐后就地解散。
11月13日上午的任务是分装食物。和ALE的七人远征队一样，我们全程将有3次补给，中间一次的位置是固定的，在Thiel Mountains[3]，距离正好是全程的一半，另外两次ALE会根据我们的进度调整。按照合同规定，远征者必须随身携带10天的应急食物和燃料，以防遭遇意外情况拖慢进度。导致远征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断粮。
为了控制食物的消耗速度，我们先把每种东西按照5天的量分装，最后再组合成完整的早午餐袋。Paul丢过来一只塑料量杯，让我打包水果干。装好的袋子胀满空气，Paul试着卷紧些，结果砰的一声爆掉了。双封条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但两边的接口太脆弱，完全吃不住劲儿——难怪没人买。我从北京带去的25只自封袋被紧急征用，坚果、水果干和巧克力混装在一起，salami容易串味儿，保留了单独的包装。我的食谱里有大量花生和葡萄干，这是我明确要求在远征中不吃的东西，当时看着Paul用本记下了，我就再没过问。我压着火问他为何疏忽大意。他没有道歉，只是说行前事务繁忙。我再一次让步了。这样我的坚果组合就是花生、葡萄干、腰果、扁桃仁、瓜子——除了腰果，没一样爱吃的。Paul翻出两个袋子递过来示好，说是专门为我采购的。金黄色的果肉，被糖渍过，看起来像是菠萝或者芒果。我揪出一小块放到嘴里。
“怎么样？”Paul一脸得意。
“为啥给我带这个？”我头都大了。
“中国人不是都喜欢吃姜吗？”Paul对我的抗拒反应很惊讶。
对我来说姜是配料，用来提味，长这么大第一次吃糖渍姜片，一点儿也不喜欢——接下来两个月还得吃掉一公斤。这算是跨文化误解，临行在即，必须提振士气，我干脆当它是驱寒中草药。
每五天的食物组合确定后被装入一个中号的袋子，三个中号的袋子又集结在一起放到一个红色的大袋子里，最后四个红色的大袋子分别编了号，额外一个黑色的大袋子上写着“emergency”（紧急物资）。
忙活完已经到了下午，我们还有件重要的事没做。
市中心武器广场上矗立着一组铜像，底座正面的铭牌显示这是José Menéndez[4]的遗赠，纪念麦哲伦海峡首航四百年。铜像整体维护得很好，看不出已塑造近百年。麦哲伦气宇轩昂的形象坐落在基座顶端，两个印第安原住民分别位于底座两侧，一边是巴塔哥尼亚的Aónikenk[5]人，另一边是火地岛的Selk’nam[6]人。据说曾有个航海者请求土著为他祈福，当他再度到访Punta Arenas时，亲吻了Selk’nam人的脚趾。此后成为仪式——保佑平安回到Punta Arenas。
这传说想必是广为流传，当我遵循传统祈福时，注意到铜像的右脚褪去了青灰色，露出金属光泽。但现实中Selk’nam人的历史尽是血泪。由于地理隔绝，他们是南美洲最后与西方接触的原住民，曾以狩猎采集为生，延续数千年。19世纪末，伴随着淘金热和绵羊养殖，岛内涌入大量外来人口。和很多原始部落一样，Selk’nam人没有私产观念，他们的生存空间被挤占，开始捕食绵羊维持生计，结果遭到了农场主的血腥报复——悬赏猎杀。猎杀持续了十余年，导致人口规模从三四千锐减至不足500。最后一个血统纯正的Selk’nam人在1974年去世。历史不断警示我们，实力永远是维护正义的基础，退让没有出路。
11月14日一早，ALE到旅馆来取行李。我们的限额是每人110公斤，这还不算燃料的重量，危险化学品要等到抵达南极大陆之后向ALE购买，像食物一样分为4份，用于出发时携带和散置在3个补给点。远征的装备太多：两个大雪橇用来携带食品、燃料、备用衣物、帐篷、睡觉系统、炊具、餐具、太阳能板、蓄电池、急救包、修理工具，还有个人物品；滑雪板和雪杖单独打包；随身行李是GPS、卫星电话、手机、相机、无人机等电子产品，全部一起称重，超重费用每公斤15美元。我们拆掉了所有能剔除的包装，连药片外的铝膜也被精心修减成最小尺寸，衣服没打包，打算全都穿在身上。称重结果218公斤，涉险过关。
远征进入倒计时。原本乱哄哄的旅馆房间一下子空了，暂时没什么可以改进了，如果有什么用起来不顺手，也要等上路才知道。
11月15日上午在候机厅等了将近3小时后，终于得到登机通知。
Ilyushin 76（伊尔-76运输机）机舱很大。前部是紧凑的客用座椅，一共八排48个。中部有个开放式行李围栏，两侧贴着机舱设有硬长椅。后舱大量行李用织网和拉帘隔开。IL-76是重型运输机，我们的活动空间内只有四个小圆窗。导航器的摄像头连接舱内唯一的屏幕，传输起降画面。我穿了太多衣服，嵌在座位里活动受限，四个多小时的航程相当疲惫。直到终于走下舷梯时，我们才发现这天微雪飘落，能见度很低，多亏了技术过硬的俄罗斯机组。
2017年11月15日，在蓬塔阿雷纳斯乘坐伊尔-76飞机，去往Union Glacier Camp
Paul环顾四周，似乎是自言自语：“这种地方，60天。”我只顾着兴奋，当时并没有领会到这句话的含义。短暂停留之后，所有人按照预先分配好的车次，被运往几公里之外的Union Glacier Camp[7]，那里是ALE在南极大陆的基地。在基地使用Punta Arenas时间，确保工作衔接顺利。
远征者被指定扎营区域。ALE的客户享有特制帐篷，每一个都以史上杰出的极地探险家命名。空间宽敞，我在里面可以站直。两张单人床铺配备支架，这样比睡在雪地的垫子上暖和很多。公用设施包括淋浴间、卫生间、商店、电话间、医务室、技术工作站。最受欢迎的地方是两个巨型帐篷搭建出的餐厅。暖炉烧得很旺，有人干脆穿起了短袖。点心、水果、饮料随时供应。
安顿好住处，我们先享用了一顿加餐。Paul要求我“能吃多少就吃多少”，他自己的饭量也比平时大了一倍。饭后ALE把行李送到，还好这次一件不落。
下午的工作是把物资按照远征时的习惯重新打包。比方说睡觉系统会单独装个大包裹，包括一薄一厚两个睡袋、铝箔蛋槽、Therm-a-Rest[8]的充气垫、折叠座椅、帐篷里专用的毛线袜、营地鞋、睡帽、眼罩。另一个大包裹用来收纳备用衣物、药品、护肤品、洁牙用品、卫生纸和个人杂物。所有的电子产品装在登山包里，修理工具、燃料、食物直接放在雪橇底部。
等我把一切安顿得差不多了，发现两个雪橇的保护罩上都对称地磨出一对破洞。估计是托运时蹭坏的。我们试图用胶布修补，但完全粘不住。如果放任不管，南极持续不断的大风会把保护罩从破口处撕碎。失去保护罩的行李很容易丢失，曾有远征者没有拉好保护罩的拉链，扎营时惊觉丢了睡袋。雪橇太大，不能拖进帐篷。寒风中，每缝补几针就需要把手指缩回衣袖取暖，四个破洞我修补了三个多小时。完工时十指开裂，指甲下映出一道道细微的血痕。
晚饭时得到通知：前往Hercules Inlet的时间不会早于次日下午。这下我可以踏踏实实睡到自然醒。只要戴好眼罩，极昼时的光照并不干扰我睡觉。
11月16日，大半天都在开会。
ALE的医生审核过资料后说：“你们的组合挺特别呀。”
是的，我们俩加起来快100岁了。还从没有人雇用Paul这个年纪的向导，别人的向导都年轻二三十岁。医生确认过我们各自的病史，重申出现任何急症在南极远征路上都是致命的，如果路上犯了心脏病，不太可能撑到飞机来救援。
“毕竟他很有经验，你还年轻。”医生最后这样评估我们。
离开医务室，正好是安全会议时间。ALE有专业顾问根据卫星数据提供建议。我们得到一份详细报告：Hercules Inlet路线大约从S79°57′出发，除了S81°00′到S82°00′以及最后两个纬度，其他区域都面临局部冰隙风险。
安全会议之后是通信会议。按照合同，我们需要每天定点给ALE基地打卫星电话，确认位置以及当天状况。同时，随身携带的Garmin inReach[9]每小时自动发送一次GPS坐标。如果基地连续3天没有接到来电，他们将会派飞机前往最后位置搜救。这个小设备每天还会接收一两次天气预报，也可以互发英文短信。
连续开完三个会，午饭时间已经快结束了，我们匆匆赶往餐厅。碰见Carl，听到了ALE七人远征队的更多消息。五名客户里有一女四男，都是单独报名。长途跋涉是身心的极限考验，既缔结深情厚谊也滋生怨恨，既诞生传奇也充斥阴谋。友情可能会得到升华，也可能就此终结，所以朋友、同行的状况并不常见。但随机组合也面临风险。每个人的能力、习惯不同，朝夕共处几十天，需要找到所有人都适应的节奏。比寒冷、饥饿、疲劳、伤病更糟的是人心涣散。Carl对他的客户很有信心。除了英国人Ali，另一个葡萄牙人也提前训练过。唯一的女孩来自挪威，擅长滑雪。虽然远征对越野滑雪要求不高——中等业余水平即可，但技术精湛意味着优化能效比：完成同等距离，消耗更低能量，需要更少食物，行李更轻，速度也就更快。因此以滑雪见长的挪威人从阿蒙森时代至今始终统治着极地远征领域。Aleksander Gamme在终点线前等了两天，帮澳洲二人组保住了“世界纪录”，其淡泊超然的境界令人折服，传为美谈。
下午晚些时候，接到通知：计划在晚饭后将我们第一批投放到出发点，英国单人探险者Scott（斯科特）同机。
最后几小时，Paul要求把一切“填满”，包括电池、水瓶、肚子。
南极大陆内部运输多用Twin Otter[10]小飞机，下面改装成滑雪板，操控灵活，可以在相对平坦的雪地起降。跑道距离餐厅帐篷不远，透过窗户我看到飞机已经就位。
目前没有合适的天气窗口可以飞往企鹅栖息地，观光客仍在基地滞留。他们大多不了解远征安排，听到飞机引擎发动立刻涌出去看热闹。
晚上八点半，出发的时刻到了。
我背好登山包，穿过餐厅，穿过人群。气氛越来越热烈，有人在说Hercules Inlet，有人在说expedition。但似乎有层薄膜把我和混乱隔绝开，我看到人们嘴唇翕动，嘈杂的议论声逐渐消失。
“辛苦了。”乡音传来，薄膜破裂了，一切恢复如初。我循声望去，看到几张亚洲面孔，想起他们来自山东，前一天刚打过照面。我点点头，径直走向机场。
平日里，机场禁止随意出入，但出征是个特别的时刻。一位年迈的老太太，没来得及披上厚外套，也不顾膝关节的旧疾，一瘸一拐地踏着松软的积雪，赶在我前面，向飞机靠近。我记得她，在Punta Arenas最后半天的行前会议上，ALE的大老板亲自介绍每一个远征者，轮到我的时候，她正好从第一排回头看到了。Social talk（社交谈话）时间她主动找到我，带着真诚的好奇提了好些问题。她独自一人从欧洲过来看企鹅，飞入南极大陆之后，我们的安排完全不同，再没碰过面。显然她也记得我，热切地期望从网络上跟踪进度。很抱歉让她失望了，我计划一周给紧急联系人发一次邮件，由她转告我的几位亲友行程状况。我几乎不使用社交媒体，没有网友，所以不需要在网络上公布信息。
2017年11月16日，在Union Glacier Camp 和Paul 准备乘坐内陆双水獭小飞机到Hercules Inlet
荻田泰永和Carl也来告别了，他们将在次日启程。飞行员还没见过我这个体格的远征者，热情洋溢地鼓励了好一阵。Paul开玩笑说我们将打破Hercules Inlet路线的最慢纪录。Carl的临别赠言是：“三天之内我们就会反超。”
这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猜测：极地向导之间关系微妙，Carl和Paul有点儿较劲。我知道自己在Carl看来傻乎乎的——第一次去Haugast?l时不会滑雪，远征还要坚持自带帐篷，最关键的是独树一帜地雇用了60岁的向导。我不确定他是怎么看待Paul的，也许觉得老头把我忽悠了，让我放着好好的ALE不用，非要组建自己的老弱远征队。我从来没跟Carl提过想去难抵极，那只会让我看起来更蠢。ALE的远征队想超就超吧。我无意竞速，只想让事实来评估：究竟能不能走着去难抵极。
雪橇被搬进机舱，我们也依次入座。飞行员交代了安全须知，计划先投放我和Paul，滑行一段距离后再放下Scott，确保互不干扰。得到我们的确认后，主驾驶拉动了操纵杆，飞机开始颠簸着滑行。人们聚集在餐厅外挥手道别。
雪脊
航拍雪山
航拍冰隙
Twin Otter飞得很低，我看到青灰色山脊上斑驳的残雪，想起在Longyearbyen[11]的Nina[12]之墓远眺也是这般景致。那是2013年在地球另一端的夏天，同样是极昼。午夜的太阳高悬天际，我用GPS找到正北方向，只见远处群山绵延。我想象自己升上天空，掠过Svalbard（斯瓦尔巴群岛），掠过北冰洋，一直飘到1300公里之外的北极点。那是我第一次动了踏足极地的念头。北极没有陆地，核动力破冰船可以把客人一路送到北极点。南极大陆面积1239万平方公里，海岸线漫长，周围遍布岛屿，整个南极洲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南极邮轮路线多样，有些只到南极半岛的边缘，并不进入南极圈的行程价格低廉。我曾以为巨轮所到之处就是梦想的极限。
2013 年6 月在挪威属地斯瓦尔巴群岛（Svalbard）朗伊尔城（Longyearbyen）的一个山头上，第一次萌生去极地的念头，当时想去北极点
群山渐渐远去，冰雪覆盖了一切，向天际延伸。突然，视野中出现了一条巨大的裂隙，把我目力所及的雪原割成两半。此前，冰隙只出现在文字里、图片中，阴森可怖但伤不到我，现在它终于从噩梦中现身了。Paul没有安排我学习冰隙救援，他认为一对一施救时他拉我不成问题，但我没能力帮他脱困。ALE提供的安全信息相当可靠，只要在建议范围内活动，就不会掉到冰隙里。但这道看不见尽头的死亡陷阱仍然带给我巨大冲击，如果摔得很深，超过救援范围，又没有当场去世，就要在疼痛和绝望中煎熬至死……容不得我想太多，飞机开始降落。
我们被放在S79°57.7071′，W79°44.5130′。飞机又向西滑行了五六百米，放下Scott，没有停留，立即起航。我目送它远去，直到在空中变成了一个小黑点。
“静，很高兴和你一起到这里。”重返南极让Paul非常开心。
这个夜晚很不寻常——没有风。我的新款大面罩没派上啥用场，唯一的功能就是防晒。可能是丢行李的事已经把霉运耗尽了，远征以easy（轻松）模式打开。
正如ALE数据所示，刚起步阶段我们面临大幅爬升。经过几百米平缓地带后，Paul停下来脱掉硬壳外衣。我也打开衣裤上全部7个散热口。太阳高度角很低，目测30度左右。远征用影子定向，需要正午时刻指向南极点。Hercules Inlet路线适合纽约时间，比基地晚一小时，此时已近晚上10点。极昼中的太阳在11点方向投射出一条金光大道，令人目眩。Paul走在前面，显然深受其害——他的轨迹扭曲着，远没有在挪威训练时平直。雪坡越来越陡，我很快就顾不上看Paul了，开始喘着粗气，盯住脚下，数着步子八字蹬坡。我听到心脏像擂鼓似的撞击着胸腔，感觉一阵阵反胃，后悔晚饭多吃了一块肉排。面罩被汗水濡湿，蹭在脸上黏糊糊的。我停下来，松了松登山包的胸扣和腰带，用力吸入几口干冷的空气，感到鼻腔一阵刺痛。片刻工夫，Paul又远去了数米。我赶紧铆足劲儿向上冲。大腿肌肉在剧烈收缩，拖动沉重的雪橇一寸寸往前蹭。数秒之后，三磷酸腺苷[13]耗尽。我感到腿软，吃不住劲儿，只能慢下来。半分钟左右，蓄能完成，又开始新一轮冲刺。我要求自己不惜力，多走一步是一步。
晚上11点，Paul决定扎营。找不到平地，帐篷一头高一头低。我把行李当成护栏堆放在睡袋低斜的一侧，避免自己半夜滚下气垫。临睡前查看坐标：S80°00.0102′，W79°59.9651′。远征南极点比较特殊，东西方向几乎没有漂移，最佳策略是沿同一经线抵达目标，这样每个纬度之间距离60海里（海里和公里之间的换算不是定值，最短的海里在赤道，1海里约等于1843米。最长的海里在南北极，1海里约等于1862米）。只要计算纬度差就可以判断进度。爬升太辛苦，两个多小时才行进2.3海里。熬过前3天进入缓坡就好了。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进入南纬80度——还有10个纬度。
[1]罗伯特·斯旺，1956 年7 月生，英国人，史上首位徒步抵达南北极点的人，国际著名探险家、演说家，环保主义者。
[2]圣地亚哥，智利首都和最大城市，南美洲第四大城市。位于国境中部，坐落在马波乔河畔，东依安第斯山，西距瓦尔帕来索港约100公里。
[3]泰尔山脉，大致位于S85°23.39′，W87°07.69′，是跨南极山脉（Transantarctic Mountains）的一部分，占据着靠近东西南极边界的战略位置。
[4]何塞·梅内德斯（1846 年11 月2 日—1918 年4 月24 日），西班牙商人，居住在阿根廷和智利的巴塔哥尼亚。
[5]阿奥尼肯克人最著名的外来语名字是特胡尔切（Tehuelche），是巴塔哥尼亚和阿根廷南部和智利潘帕斯地区的一个土著民族群体。早期欧洲探险家关于南美洲巨人巴塔哥尼亚人的故事可能是以特胡尔切人为基础的，因为特胡尔切人通常比当时的欧洲人平均身高高。
[6]塞尔克南人也称为奥纳人（Onawo 或Ona），是阿根廷和智利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包括火地岛的土著人民。他们是19 世纪末欧洲移民在南美洲遇到的最后一个土著群体之一。在19 世纪中叶，大约有4000 人；到1919 年，有297 人，到1930 年，只有100 多人，1974 年最后一个血统纯正的塞尔克南人去世，该民族现存少量混血儿。
[7]联合冰川营地，位于S79°46′，W83°24′，是ALE公司在南极的大本营。
[8]美国户外舒适品著名品牌。——编者注
[9]佳明户外通信产品，一种内置GPS 导航的手持式卫星通信器。——编者注
[10]双水獭，轻型双发动机通用机型。
[11]朗伊尔城，是挪威属地斯瓦尔巴群岛（Svalbard）的首府，位于其中的最大岛──斯匹次卑尔根岛。地处北纬78 度，距离北极点只有1300 千米，是世界上离北极最近的城市。
[12]为纪念1995 年3 月30 日在朗伊尔城附近被北极熊杀死的22 岁的Nina（妮娜）而建。——编者注
[13]又叫作ATP，它是体内广泛存在的一种辅酶，是体内组织细胞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