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出师不利

2019年10月31日凌晨，我在北京首都机场登上了飞往开普敦的航班，需要在亚的斯亚贝巴中转。埃塞俄比亚航空是唯一选择，只有他们免费托运两件行李。值机时全是黑人，我感觉自己已经落地非洲。

安全起见，我预定了开普敦市中心最便宜的一家星级酒店。房间不大，但配备了简易厨房和洗衣机。我入住后立即把衣服和自己都洗了个干净。历经重重磨难总算走到这一天，但愿远征有个好的开始。当晚接到Sarah的邮件：“出发日期提前到11月5日。”

远征计划重启之后，Paul有所收敛，不过就在出发前三周，又出事了。他偷偷把我的出发地点从Novolazarevskaya考察站附近的阿斯特里德公主海岸[1]改成了Novo[2]机场，两地相距9公里。

极地远征有别于大多数极限户外运动之处是传承了悠久历史。一百多年前，先驱者们乘坐帆船抵达南极的海岸线，从那里开始依靠人力或畜力向大陆内部挺进。所以从海岸线出发对远征者意义非凡。我特意在合同中约定，出发地为阿斯特里德公主海岸。而Novo机场出发可以节省大约100美元的运输费。

事情败露是因为南非签证要求我提供全部行程文件。我质问Paul为何擅自修改出发地，他先是装傻充愣，见我态度强硬，又以“出门在外看不见合同”为托词。是我自己选择再次雇用Paul，必须有叫醒装睡之人的办法：“关于已经签订的合同内容请直接联系我的律师，附她的电话和邮件。”这一次，Paul老实了三周，出发前故技重施，再次把采购salami推到我头上。他这么做无非因为肉的单价最贵。考虑到跟Sarah和Erik从未打过交道，salami的事我又忍了。

11月1日有一系列待办事宜。早上我去采购salami，扫空了柜台，要等商家下午补货。Sarah不知道大面罩是什么东西，坚持让我把狼毛带到开普敦。中午她来检查装备，逐一核对后，仍建议使用狼毛。-50℃和-20℃到底多大区别我确实无从想象，所以决定先带到南极，视情况决定。送走Sarah已近下午3点，我出门补充salami。附近是著名的跳蚤市场——绿市广场，周边聚集着不少流浪汉。我再次路过此地时察觉到异常，一早刺鼻的尿骚味闻不到了。不对劲儿的念头只闪了一下，开普敦治安欠佳，临行前容不得任何闪失，出门要加倍小心。当我警惕地观察四周，提防可疑人员靠近时，全然不知厄运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倒下了第一块。

半夜我在头痛中惊醒，发烧了！赶紧服下退烧药和抗生素，想起已经一整天没吃过东西，担心药物副作用让人恶心，就煮了碗蛋汤。热腾腾地喝下去很快出了一身汗，感觉轻松很多。我安慰自己这是行前压力太大，水土不服，好好休息就会没事的。夜里第二次醒来时，我知道不妙了。头疼到从床上坐起来都感觉目眩，走到灶台前三五步路必须扶着桌子。我又吃了一次药，还喝下尽可能多的水。再次昏睡之前，忧心这么早就消耗了抗生素，路上可能短缺。

11月2日醒来时除了疲惫，似乎没什么大碍。我躺到中午，依然食欲不振，嗅觉失灵，勉强吃了份沙拉，下午步行去ALCI办公室开行前会议。我已经退烧，可呼出的气息似乎很热，不由得猜想病因会不会是些别的什么。澳洲独立风筝滑雪探险者Geoff Wilson[3]的路线也途经难抵极。他多年前曾是Paul的客户。Sarah和Erik看上去和他相熟。Geoff的太太张罗我们四人合影，拿到照片我才注意到别人都是夏日装扮，而我穿着薄棉服。

散会后回去的路上目击一起街头抢劫，情急中我也跑了几步躲闪，绝望地意识到体能一泻千里，迈不动步。强撑着去了趟超市，终于把salami补足。

在ALCI办公室，我带去了滑雪靴，Sarah带去了我的新帐篷，互相交换，都有待改装。我接受了Paul的建议，给滑雪靴穿棉衣。靴套是向Matty定做的，需要Sarah帮我安装尼龙搭扣。帐篷改装已是轻车熟路，我把外帐里捣乱的黑色牵拉线换成翠绿色，前后两头用彩带标识，晾衣绳上的大别针打结固定，雪地钉袋加装长挂绳。忙完没胃口吃晚饭，直接睡觉。

夜里头疼发作的频率更高了，症状还多了寒战。十多度的夜晚，我盖着薄棉被，穿两件长袖上衣，一条长裤还发抖。落地开普敦后我一直很小心，没有被蚊虫叮咬，病原体很可能来自航班。不管感染因何而起，病情来势汹汹，不容小觑。我已按照最大剂量服药，从症状加重的趋势来看，应该是病毒感染，抗生素无效。原定于11月6日的夜航提前到5日一早。只剩下两个白天了，还要去找Sarah核对他们提供的食物装备，向ALCI交付托运行李……冰隙救援的绳结，天啊，我记不起怎么打……一整夜都是恍惚的，想了很多事，哪一件都没厘清。

11月3日上午，我按照Sarah邮件中给出的地址上门，约定时间屋中无人。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发现他们租住的位置在斜对面。如此马虎让我对即将共度的3个月心存隐忧。

我花了大半天和Sarah、Erik一起检查食物装备。如Paul所说，的确给我安排了“更好的”。没有花生、葡萄干、糖渍姜片，准备了腰果、榛子、山核桃、夏威夷果——看来Paul记得我爱吃什么，这些我都在挪威提到过；水果干品种有蔓越莓、杏、苹果、桃子、梨，虽然没有顺着我的意思全是蔓越莓，但显然是用心准备的；巧克力是整块的吉百利、德芙，还有一个不常见的品牌，远征南极点时我相当震惊Paul不知道从哪儿搞来的散装货，印象中那种东西封在大玻璃罐里待售，铲出来称重时售货员会撒上碎屑凑整。

我见到了新雪橇，三个摞在一起靠在墙角，但没兴致给它起名字了，“跟上”就是“跟上”，替代不了。我的滑雪靴已经改装好，靴套做工不错，用尼龙搭扣固定，安装取下都很方便。我这次特意带了锥形针，如果我的靴子像Paul的靴子那样开了线，修补起来不太难。(https://www.daowen.com)

分装工作看起来井井有条，大战在即的感受也愈发真实。我没时间去了解向导们的个性，我相信对Sarah而言，家族荣誉至上。

下午我清点自己的物品，只有少数几件无须带入南极，打包之后挂上标签，第二天要和托运行李一起送到ALCI办公室，可以寄存到来年返回开普敦。

夜里和前一晚没什么两样，头疼、发烧、寒战。睡前我吃了落地南非后的第一顿饭，醒来感觉反胃，熬到天蒙蒙亮开始腹泻。我想既然症状没有持续发作，应该不是重病，一般病毒感染都有自限性[4]，熬过几天就会好的，若是不得不推迟出发，我也得到南极去躺着，留在开普敦变数太大。

11月4日上午，行李送到ALCI之后，我回到住处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想起两年前在Punta Arenas临行前一天，情景何其相似，感受何其不同。那时我是多么迫不及待跃跃欲试啊，现在我根本无力展望未来，心愿已经萎缩成退烧就好，发烧怎么能上高原呢？还是南极高原。

我花了一两个小时在微信上和亲友告别，只和其中三人提起生病的事。我应付不了太多线上关怀，只需要安静、休息。Paul发来邮件，内容很真挚，我深受触动，回复完毕，下午六点，手机熄屏、静音。

我煮了份方便面，配上不少当地食材，热腾腾地吃下去，出了一身汗，吃过药，不到7点躺下了。说不上心事重重，但是头昏脑涨睡不着。没过多久，我开始感到一股寒意从后背升起，肩部以上酸痛不已。我试着按摩、捶打，没有缓解。额头不算热，似乎没发烧，但头疼欲裂，我想把脑袋冰镇。

体内正酝酿着一场风暴，免疫力需要足够营养来对抗，而我摄入不足，四天半一共只吃下两顿饭，只能听天由命。该来的终于来了，肠胃一阵挛缩，我光着脚冲进洗手间。腹泻越剧烈摆脱掉的病毒越多——这样想着稍微安心些。可还没从马桶上起来，一波排山倒海的呕吐爆发了。慌乱中伸手去接，食物几乎没消化，很快就接不住，一片狼藉。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等体内的战争平息了，跪下来收拾满地污秽。幸亏有洗衣机，打扫干净浴室后，我把脏衣服丢进去，准备好好洗个澡。热水只持续了半分钟，就再也放不出来了。我不知道那晚用了多久才靠烧水壶洗完了澡，只记得最后从浴缸爬出来时东方既白。

ALCI的车将在7点接我去机场。折腾了一夜，我倒是异常清醒，头也不疼了，思维敏捷，又会打冰隙救援的整套绳结了。除了有些乏力，简直重获新生。离开前我最后环顾房间，感恩命运终于眷顾，一切步入正轨，是时候踏上征途了。

接下来的一切似曾相识。航班信息屏、登机牌、登机口，一遍遍地显示——“Antarctica”（南极洲）。候机厅外，艳阳高照，Ilyushin 76已经就位。登上舷梯时，我内心毫无波澜。

上午9点57分，飞机开始滑行。

机舱内的设置和上次不同，中间堆满了行李，用网罩着，所有乘客背靠机舱坐在两侧。我还没来得及观察更多，跟邻座打过招呼就抱着登山包彻底昏睡过去。这是几天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醒来时五个半小时的航程已近终点，人们开始穿衣服。Geoff坐在我身边，他不是第一次去南极，不知何故犯了个搞笑的错误——几乎把所有装备都托运了，剩下合影时穿的T恤、牛仔裤和一双滑板鞋，外加薄棉服、毛线帽、墨镜各一。只好借来羽绒服、滑雪裤和手套。不多时，到处挤满了穿戴完毕的人，座位变得更加拥挤。机舱里没有飞行监视器，但引擎的轰鸣开始变得低沉，站着活动的人们纷纷落座，我们即将着陆南极洲。

[1]阿斯特里德公主海岸（Princess Astrid Coast），位于东南极洲毛德皇后地。1931 年，挪威的捕鲸者首次到达该海岸，并以挪威公主阿斯特里德公主命名该地。——编者注

[2]Novo 机场位于南极大陆毛德皇后地，属于俄罗斯，季节性运营开普敦往返的洲际航空，也是俄罗斯内陆航空补给的枢纽。

[3]杰夫·威尔逊，澳大利亚兽医，爱好探险。

[4]自限性就是通过自身的免疫系统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完全清除病毒，恢复机体功能，而且不会造成慢性损伤。——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