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行至磨难处

11月11日起，远征日程拉满，全天行进。

安全起见，Sarah和Erik轮流把我夹在队伍中间。山区冰隙遍布，最初的两三百公里最危险，可能在瞬间把远征终结。但情况不算太糟，能见度很好，我们可以绕过大裂缝，从小裂隙上通过，想要完全避开是不可能的。这时体重轻是优势，Erik比我重30公斤，他的风险最大。我们没用绳索连接，三个人离得比较远，如果一人遭遇雪面塌陷不至于牵连别人。天气时阴时晴，风力总体缓和，气温维持在-20℃以上。

山区靠近海岸线，还不是生命禁区。休息时跟来两只贼鸥，这种棕褐色的鸟经常盘旋在Novo机场附近觅食。它们非常聪明，善于观察，敢混到哺乳期的象海豹群里偷吃乳汁。生活在泛南极区域的南象海豹（Southern elephant seal）是全世界18种海豹中的巨无霸，雌性平均体重接近1000公斤，雄性体重是其三至四倍。吸引贼鸥铤而走险的回报相当丰厚——象海豹乳脂率超过50%（人类约为4%）。艺高鸟胆大，面对人类这些南极外来物种并不害怕。我丢过去的salami全被一只吃掉了，很快它就自信又警惕地走过来从我手上取食。但另一只伏在原地动也不动，看来已经接近命运的终点。这就是自然，任谁都无力抗拒。我知道南极禁止投喂动物，但附近只有雪和少量裸露岩石，无处觅食，这种地方除了活命都是废话。我分给贼鸥当天配额三分之一的salami，又留下一些坚果碎，希望它能好好活下去。

Novo 机场的贼鸥

刚过中午，我们就经过一大片雪脊，雪橇拖过时感觉一顿一顿的。想起远征南极点时，我会先数好有几个雪脊，加速冲过去，听着后面雪橇撞击的声音，次数对上了就是冲刺成功，少了还得加把劲儿。现在障碍连成片，数都数不过来，只能拖一步是一步。

积雪填埋了山谷，让地势趋于缓和。但和Hercules Inlet出发时直线上升不同，一连几天，我们都要持续翻越山丘，在起起伏伏中爬升。虽然辛苦，不过进度稍稍领先于计划，这样的开局让人安心。

但我观察到的另外一些情况就不太妙了。Sarah和Erik的硬壳外套是Matty做的。设计成套头款式，只在腋下有散热拉链。我见到Erik走着走着把登山包的腰带解开，整个雪橇靠肩带负重拖行。发力点上移显然不合理，我猜他这么做是因为太热，又不好意思停下来调整衣服。其实只要硬壳上衣有个前置拉锁，散热很容易解决。

Erik此前从未到过南极，他曾在格陵兰岛有过一次皮划艇和越野滑雪混合的行程。Sarah来过南极两次，一次像Carl那样带领ALE的远征队徒步南极点，一次是为开特制拖拉机的客户做随行顾问。Erik显然没有测试过新衣服，八成觉得听Sarah和Matty的不会错。

我的装束奇特：表面看没有狼毛领，膝盖和肘部戴着保暖套，脸上是大面罩；藏在里面的是吊带款风裙，还有速干巾保护脊柱。这副打扮独一无二，Sarah从没当着我的面评论。Erik没什么心机，他毫不掩饰好奇，问清楚每一样东西的用法，尤其对护膝很感兴趣，因为他的膝盖韧带曾动过手术，留有后遗症。每个人对寒冷的反应不同，体温调节速度，出汗快慢有差别，所以不能统一着装。这是Paul教的，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才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搭配。Sarah出身极地探险世家，肯定没问题。Erik显然经验欠缺，这样凑合着行进不是长久之计。但我什么都没有说，向导们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很难接受客户直抒己见，更何况现在也没办法补救，指手画脚只会让他们心生龃龉。可是一个物质上没有准备好的人，精神会比身体更容易崩溃。

关于想当然，我也是有过教训的。在玻利维亚旅行时，有一天我去当地人开的小饭馆觅食。门口贴着张简易菜单，几道家常菜的西班牙文和照片都对得上，所以我决定换换口味，点个没见过的新菜。图片上一大碗排骨汤看起来不错，单词我不认识，试着拼读，老板马上听懂了。等了好半天，端上来的东西居然和照片完全不同。没有汤，也没有排骨，在土豆和米饭上顶着半只家禽，最上面盖着洋葱丝、番茄丁和香叶碎。语言不通，没法问个明白，我只好带着巨大的疑问开始用餐。拨开蔬菜发现下面还摊了个蛋，颜色可疑，不敢下嘴。因为分辨不出是哪种家禽，所以我把它翻过来看。反面有个空凹洞，还没等反应过来是什么，我就被指尖捏着的“骨头”吓得魂飞魄散，差点儿尖叫——几颗大白牙。原来不是家禽，而是半颗羊驼的头，空凹洞是眼窝，可疑的“蛋”是脑组织。点餐失败，倒是成功地记住了一个新单词——cabeza（头）。此后再遇到拿不准的事儿我都得三思而行。

14日晚上有访客。White Desert[1]两名员工驾车途中发现了我们，特意过来看个究竟。

这家极地旅游公司专营高端业务，客户不乏王室贵族、富商巨贾。创始人Patrick Woodhead[2]是Paul早年的客户，起步阶段，曾雇用Paul作为专业顾问。不过十余年时间，业务突飞猛进，已是全球赫赫有名的高端南极旅行机构。虽然Paul和Patrick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竞争，但我觉得这种落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他的处事方式。

Sarah想为她和Erik寻求更多的工作机会，请来访者向Patrick问好，嘱咐对方要提到她是Paul的女儿。

这次不期而遇打乱了我的思绪，汽车引擎轰鸣时我正在帐篷里检查右脚的滑雪靴，惊讶地发现内侧居然开了胶，灌入不少雪屑，所以才会感觉特别冷。本想着晚饭时拿到Sarah的帐篷中修理，探出头发现有人来访就忘了。

15日我又穿着开胶的靴子撑过一天。早上特意在右脚套上5只袜子，左脚还是3只。最开始两三个小时没太大问题，但越往后右脚越冷，到了下午感觉脚底生风，就像穿着凉鞋。熬到扎营时，右脚已经又硬又疼，如同踩着碎石。这下可忘不了去修靴子了。

Sarah也很惊讶ALFA的产品竟然开胶，不过修理装备是向导的工作之一，他们备有胶水。粘好后用炉子烤了烤，还让我晚上把靴子放进睡袋。

Sarah和Erik也在用ALFA的滑雪靴，是另一种叫作75毫米（也叫3针）的款式，鞋底前部有一块突出的鸭嘴状装置，宽75毫米，上面有3个孔，配合特定固定器使用。

我想起Sarah的哥哥，另一个Erik，在给某次大型风筝远征做向导时，客户固执己见，坚持使用赞助商提供的装备，途中由于一只高山滑雪鞋不保暖，出现冻伤。Erik行前曾建议客户采购特定品牌，已尽到职责。客户解决冻伤的办法是强迫Erik和他换鞋穿。在庆祝胜利的照片中，媒体未曾关注两人穿的鞋子都不配对。这故事是Paul讲给我的，Erik收取酬劳，没有公开行程细节。

Sarah 在帐篷里修补冯静开胶的滑雪靴

我看着Sarah配置胶水，忽然觉得，也许Paul是和人性的阴暗面缠斗已久才变成那样的。

16日早起时胶水看起来是凝固了，我很高兴不用再多穿袜子，一脚高一脚低走起来别扭。

天气宜人，晴朗、微风。此前我们5天时间均匀地爬升了966米，海拔上升到1679米，原以为这天情况也会差不多，没想到大错特错。

早晨爬上第一座小山丘后倒吸一口凉气，登高望远，只见前方雪坡高耸，必须先下到谷底才能继续挺进，而这个山谷比刚爬上来的还要深。趁着出发体力充沛，我们开玩笑说能让雪橇在前面牵着走的机会不多，就当是放假了。

第二座小山丘爬起来有些吃力，中途休整一次，翻过去时又倒吸一口凉气，情况和早上差不多，这时我们已经没心情开玩笑了，沉默地跟在雪橇后面下降，每走一步都很无助。

第三座小山丘看起来是终极挑战，它把后面遮得严严实实，让我没来由地相信只要爬上去就是一马平川。我深呼吸，弓起身子，盯住滑雪板，数着步数，每组之间奖励自己停下来喘口气，先是40步，然后是30步，很快就只能撑过20步了。我一直咳嗽，这会儿感觉像要了命，本就急促的呼吸不时被剧烈的咳嗽阻塞，把自己憋得头晕眼花。我弓着背，整个身体撑在雪杖上，边喘气边想，如果倒下去一定要装出闹着玩儿的样子，把向导吓到可就走不了了。

爬上第三座小山丘我已精疲力竭，看着又一个下坡心如死灰，拽住雪橇像个僵尸一样机械地下降，走到坡底才发觉没有前两次那么深，下一个小山丘也不算高。探着身子爬升了这么久，我的脖子又僵又痛，小腿抽筋，前些天右脚磨出的水泡现在感觉更大更疼了，来回上下不知道无效爬升了多少，说不定海拔没太大变化。不对，得往好了想，至少天气不错，超级风暴没来，可以看很远，比我的手指尖远得多……抬头望去，飞来两只雪鹱[3]，它们被Sarah橙绿色相间的上衣吸引，低空盘旋。还有更远处的山，气势磅礴的群山……

不知不觉爬上第四座小山丘，眼前是一片开阔的低地，算不上山谷，我们下降后一鼓作气，完成了这天最后一次攀登，在另一处将要下降的陡峭雪坡前扎营。真是心力交瘁，再也走不动了。里程只有15.5公里，海拔上升到2044米，实际爬升远远超过365米。

靴子又开胶了，我休息时看到裂开的鞋底灌进雪屑，好在一直没起风，右脚不算太冷。应该是低温造成胶水失效。晚饭时Sarah重新上胶，用火多烤了一会儿。

这天低头爬升的时间太久，肩颈痛发展到妨碍我吃饭。睡前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涂抹扶他林软膏按摩。上次带的膏药药效也不错，用在手上没什么异常，但贴在脚踝处发生了严重的皮肤过敏，本来劳损暴发已经够疼了，过敏又加重肿痛，穿脱靴子犹如受刑，苦不堪言。这次我只带了少量膏药，备足了扶他林软膏。

睡到半夜后背冰凉，冻醒后发现气垫瘪了，气嘴没松动。出发前做过测试，没发现漏气，也许是气压变化。我试着继续睡，但这时受海拔影响，温度已经降至-20℃以下，躺了一会儿越来越冷，也越来越清醒，只好爬起来重新打气。我这次远征立下的原则是减少共用装备，既然帐篷都单独带了一顶也就不差个气泵了。没时间多想，我拉开睡袋，穿着单层速干衣，挪开气垫，跪在冰冷的防潮垫上操作。一通折腾碰碎了帐篷上凝结的白霜，制造出一场人工降雪。打足气后我抖落头顶到后背的雪屑，钻回睡袋时双腿冰凉。翻身试了试，听不到气流声，更确信是气压的问题。睡到天亮，气垫略显松弛。

17日早上扶他林软膏起效了，我放松心情，往返帐篷之间时一赏营地美景。空中薄云笼罩，被朝霞映出淡淡的蜂蜜色，远处危峰兀立，好像正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令人望而生畏。

营地前的雪坡太过陡峭，我们没穿雪板，徒步降至坡底，再度开始爬升。不过一两个小时，云层在地平线处撕开一条缝，透出明亮的蓝色，慢慢扩大，最终薄云消散。当我再次眺望群山时，清晨朦胧的黛蓝色已经褪去，阳光下岩石呈现出粗粝的棕黄色。我没有明显感到气温下降，但乐基因的广口瓶被冻住，打开后瓶口结了一层冰。这种情况在远征南极点时从未发生过。

这天海拔上升到2215米，脖子抻了一整天，到晚上又不好了。我在帐篷里挂了根捆扎带做颈椎牵引，想起Paul调侃“绕颈窒息身亡”，听着颈椎发出异响，我笑不出来。

18日上午拿到第一个补给，比计划提前一天，让我们备受鼓舞。尽管风力渐强，也没有立即扎营，乘胜追击半日。

这天只有一个大坡，也是山区的最后一次爬升。Erik出现迷惑行为，他按照Z形路线开路，跨度之大让我决定各走各路，我独自一人在旁边直线行进。剧烈运动很快让我被太阳直射的左半身燥热，而背阴的右半身微凉。爬到一半，Erik追过来解释说Z形上升节省体能。真让我无言以对，盘山路是单位距离内能耗低，不代表绕上九曲十八弯最后还省力。我坚持走直线，以行动表示反对。他绕过几段折线之后似乎在Sarah的劝说下改为直线。此时我们横向相距几十米。我丧气地想着雇用这样的向导日后麻烦少不了。

Erik比我小3岁，来自爱达荷州的乡村，没什么城府，心思都挂在脸上。他对这个行程很期待，却故意表现出一副不太在意的样子。我猜不出他想演给谁看，但能猜到他在Landry家族不自在。虽然Paul和Matty离了婚，但仍和Sarah有业务往来，照顾女儿是一回事，准女婿是另一回事。Paul很看不起某个住在女方家里的极地向导，又会怎么看待给女儿打工的准女婿呢？有时我聊起Paul，Erik从不参与，感觉他很紧张，只有说起Matty才放松。Sarah比Erik小一岁，在她身上能看到Paul的影子，我很感兴趣这对父女有何不同。

扎营

原本盼望着出了山区松口气，没想到更艰苦的日子紧随其后。19日到24日连续6天狂风大作。天气就像被切换了模式，爬升仍在继续，不容我们喘息片刻。大风卷起雪屑像滚滚流沙奔涌，我们深陷其中，雪橇卡住，一步一顿。高反来了，我的状况急转直下。19日还能吃下当天配额的一多半，20日晚上闻到食物的味道就干呕，直到次日扎营，24小时粒米未进。21日晚饭强迫自己吃下半份，刚回帐篷就呕吐不止。22日早起时我对着滑雪镜看到自己眼睑浮肿面容憔悴，决定强迫进食。哪怕刚吃完就吐，也比白白拖着负重强。频繁呕吐引发了持续头痛，咳嗽加剧疼痛。我本来对带病行进习以为常，现在越来越难以忍受。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咳得快断气的同时不断喷出胆汁，脑袋像撞钟似的被一下下猛击，我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你怎么样？”

点头。

“要扎营吗？”

摇头。(https://www.daowen.com)

“你确定？”

点头。不要废话了，有站在这里的工夫又走出一米远了。我深呼吸，攒了口气吐出两个词：“Keep going.（继续走。）”

我还是边走边吐。呕吐物弄脏了滑雪板、靴子、衣服、面罩。恶心的气味近在咫尺，好像头上扣着泔水桶。干净体面已是奢望，实在无力清理。我的大脑接近罢工，唯一清晰的念头是拼命呼吸。几乎感受不到痛苦，只要还在移动，也就没有焦虑、没有抱怨。我知道慢下来了，腿只能跟着肺可以支撑的程度迈动。思维短暂陷入空白时，我便停下来，把整个身体撑在雪杖上喘气，攒出再迈几步的力气。不是单纯的疲劳，有种被掣肘的力不从心。

我试着想些向往的事，难抵极那么遥不可及，毫无触动。思维和语言一样无法连贯，脑海中只闪现记忆碎片。拼凑许久，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最渴望的，竟然是出发前夜那间凌乱不堪的小浴室，那个没有热水，但容我栖身的地方。我渐渐明白，人在脆弱时会变得多卑微。

22日晚饭时我强忍恶心，撑到热饭出锅，看见Couscous的瞬间感觉就像吐出的胆汁。我来不及说什么就拼命扯开帐篷冲出去。胃里几乎是空的，但又开始翻腾。我抓了把雪塞进嘴里，凉丝丝的感觉带来片刻松弛，太阳穴间的疼痛似乎也缓解了。真想把脑袋插进雪地里。

高反引发持续呕吐

海拔已经上升到2985米，高过南极点的2835米。和内地高原不同，这里没有植被覆盖，缺氧更严重。上次远征时由于爬升过程较长，我和Paul只在同一天出现过轻微的气短，既没头痛也没失眠，更没食欲不振。我也曾数次在短时间内攀升到三四千米，从未遭遇如此强烈的高反。我们都知道躺下来休息几天会有所缓解，但没人提议这样做。行程刚刚开始，尚未积累任何优势，第一个补给前领先的一天早就被耗掉了，现在我们距离第二个补给点还有75.8公里，按照计划，应在4天内赶到那里。但是松软的雪就像沼泽，本来就举步维艰，还要顶住七级大风，爬升。硬质背包腰带的下沿卡住髂前上棘，每一下拖拽导致的摩擦都带来熟悉的痛感。我模糊地想着此情此景过去百年间曾困住多少人，即使在泪水中祈祷也换不来怜悯拯救。大自然不断发威，好像涉足此地触犯了某种神秘的禁忌。我一次次被更猛烈的阵风拍倒，一次次站起来，望向天边，对着那个隐身在浓云背后的主宰者发誓：“你不知道我走了多远的路才来到这里，不管你怎么驱赶，我也绝不会这样回去，绝不！”

已经算不上是在行进了，每一步只能挪动几厘米。谁也不知道这场厘米之战还要持续多久，最艰难的时候，速度降到一小时一公里。每挣扎两小时，我们就停下片刻。Erik行进速度快，总能多休息一会儿。我从放下背包开始计时，不少于10分钟，也不超过11分钟。坐着当然比迎战风暴容易，但每次超时5分钟，一天就要少走几百米，等差距累积到不容忽视恐怕为时已晚。当我再次率先起身，示意时间到，继续行进时，Erik像是自言自语：“几天不吃，哪儿来的力气啊？”我什么都没说，也没任何举动回应他，只是慢吞吞地启动了。Erik曾对进度不满，试图指点我加大步幅提高步频，渐渐才明白我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剩下的事情就是把信任托付给时间。

当晚我吃下半碗饭，没吐。总算快熬过高反，我期待状态触底反弹。半夜气垫扁平，把我冻醒。这状况已经持续了一周，越来越严重，不是气压的问题，肯定有破损。但风噪太大，在帐篷里说话都听不清，更没法捕捉微弱的气流声，只能爬起来打气。早起时我经常膝盖以下冰凉。

23日是出发之后最冷的一天，实测气温-35℃，风速63km/h，风寒效应明显，温感相当于-55℃。热量摄入严重不足让我更加畏寒，穿上6条裤子7件上衣，靴子也加了棉套。面容浮肿只是表象，我的体重急剧下降，包裹在这么多层衣服里居然不觉得活动受限。这天早起后不再那么反胃，我吃过早饭，出发前又含了一块巧克力。连续多日鼻腔阻塞只能用嘴呼吸，到第一次休息时，巧克力已经黏在上颚两个小时，依然没化开。固定器被雪屑卡死，必须用腕袋里的钥匙撬开。上厕所也更加困难，极寒容不得慢条斯理，暴露超过两分钟就会冻伤。几乎在蹲下的同时我就丧失了感觉，必须靠看判断进程。

这天最后一次休息时，上完厕所，我感到右手拇指卷进了裤腰，和往常一样来不及整理妥帖，只想胡乱堆在一起了事。起身瞬间我知道不对劲儿了，抽出右手一看，拇指整个向下扭曲着，耷拉在手背上。隔着手套并没觉得恐怖，甚至感受不到疼，只是一阵慌乱。最先冒出的念头是“骨折了，这下完蛋了”，几乎同时左手就帮助完成了拇指复位，过程之快根本想不起是如何做到的。之后我揉捏着虎口周围，确定没有骨折，痛感开始扩散，才想起这种情况叫作脱臼。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快到Sarah和Erik没有察觉。我在雪橇上坐下时一身冷汗，自从高反以来，这是头脑最清醒的时刻。行进最后一节右手不能正常持握雪杖。我试着用食指和中指夹住，后来发现夹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更方便，就这样撑着走到扎营。固定器再次卡死，我用九根手指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就去求助Sarah。她先是自己掰几下，感觉不行，叫来Erik。两人一起趴在地上，又敲又打，办法用尽，固定器纹丝不动。最后Sarah帮我取来营地鞋换上，把连着滑雪靴的滑雪板带进帐篷烤火。

脱臼比骨裂影响大得多，虎口肿起来，不算严重，但拇指失能牵连右手太多事做不好。这刚是远征的第17天，还有1550公里，不能指望他俩每天替我扎营拔营，只能对自己再狠一点。目标是走到难抵极，如果完不成，那就走到穷尽一切办法为止。

阴天帐篷里很冷，已经连续数晚扎营时不见太阳。睡袋里的东西越塞越多，吸潮后的手纸来不及彻底干燥又要重复使用，我的身体每晚能制造出的热量越来越不够用，早起时衣服微潮，手套和靴子里都结着冰。

24日更冷了，实测气温-38℃，风速62km/h，温感相当于-58℃。冷到一定程度，感受没有区别。大风每天在帐篷上堆起厚重的雪墙，我一个人拔营本来就比他俩慢，现在手坏了，只能更早开始。远征时为了节约时间，帐篷的支杆不做完全收纳，仅在中部抽出对折。因此帐篷卷起来比我矮不了多少，为了防止被风吹散，我得骑在上面把它制服，抱住塞进收纳袋，最后捆在雪橇上。不是所有动作都能避开受伤的拇指，比方说把支杆从固定套取出，还有把打卷的帐篷入袋。

疼痛是远征中无数困难里最容易忍受的。好在不是骨折，好在没发生在脚上——每次弄疼受伤的拇指时我都这样想。

前一晚没有认真按摩劳损的肩颈，只是涂抹扶他林，左手稍加揉捏。早起觉得脖子僵硬，斜方肌紧绷，压痛明显。

这天爬升明显放缓，但风阻太大，拖雪橇太吃力，我还是得弓着背。一开始半低着头，脖子能勉强撑住，很快就得不断靠头部后仰缓解酸痛。7小时后，我的头只能处于直立状态，无论向哪个角度倾斜都会立即失控垂下，同时引发剧痛。直立状态可以缓慢摇头，但颈椎会发出沙沙的响声。吞咽口水就会引起头痛恶心，我得双手撑住脑袋呕吐。

这样下去凶多吉少，多一步也走不了了，我第一次叫停行程。Sarah听过我的描述，也认为是劳损，但束手无策。我让她先回去，自己想办法。最好的办法是休息，但应急食物只够撑8天，不能这么早消耗。劳损急性发作源于前一段密集大幅爬升。目前海拔3071米，根据调研数据，还需要爬升大约300米才会进入缓慢下降阶段。

疼痛可能会持续很久，反复发作。等待不是办法，我需要颈托，只要头能支起来，应该可以继续走。雪橇上物资有限，不是去研究缺什么的时候，只能凭现有的东西想办法。我考虑再三，决定用蛋槽。蛋槽是Z形折叠收纳，我沿着折痕剪下一段，卷起来，用胶布缠住，横着夹在下巴和锁骨之间，感觉直径不足。蛋槽全长只有183厘米，我不敢轻易再剪，在蛋槽中间用一卷胶布支撑，最后穿了根行李捆扎带，固定在脖子上。

一切都是天意。捆扎带曾一度弃用，离家前几天，临时增加两名机密成员，收纳困难才用上捆扎带，竟然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我戴着颈托四处活动了一阵，不适有所缓解，算是逃过一劫。

晚饭时接到消息，俄罗斯、阿根廷、冰岛的联合车队将会经过。Arctic Trucks[4]是一家成立于冰岛的专业越野车改装厂商，车队的三台车都是他们的作品。有两名俄罗斯客户预定了从南极点驱车前往难抵极再回到Novo机场的行程，两车将执行此任务，另一车负责放置我们中段的补给。远征不得遗留除排泄物外的任何垃圾，ALCI经过评估，为了避免因行程中断取回补给，决定分段放置，随时根据我们的进度调整。

我想起出发时机场负责人Fernando（费尔南多）说的“飞机会随时准备好去接你们的”——“随时”？他大概觉得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么多年，经历过不计其数的嘲讽和愚弄，我听得出“随时”是基于在南极工作的经验，婉转劝诫。这是善意的否定，丝毫不让我气馁。

图1 肩颈严重劳损的紧急状况下，我剪掉一块蛋槽，制作成简易颈托图2 远征标配——水泡图3 早起发现滑雪靴里结冰

在准备的年份里，很多次有人许以赞助约我面谈，实际上只是纯粹出于好奇，把我当成怪人，想看看到底长什么样。每当我确认了这种企图，自己便保持沉默。某家一流企业的高管曾居高临下地评论：“我们要流量，那地方都没听说过，去干什么？”有此一问，多余作答。之后我决定不再浪费时间，放弃寻求赞助，自筹资金。不少远征者想到被嘲讽就会斗志重燃，但对我不奏效，那不过是些生命中无足轻重之人，有太多值得珍视的过往足以汲取力量。

我常常想起的一个人，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那是2014年在贝鲁特，某个下午，我坐在海滨大道的长椅上休息。远处过来一个人，跌跌撞撞的样子很难不被注意。稍近些时我看清是个残疾少年，胸前挂着木匣子，兜售些糖果之类的东西。他步态扭曲，手指畸形，可能是小儿麻痹后遗症。如此境遇仍自立求生，令人钦佩。迎面走来一位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他拖着行李打着电话，相遇时稍作停顿又继续赶路。少年停下来，吃力地转身，就在离我不太远的地方。我听到他讲阿拉伯语，很急的样子。已经走出七八米远的商人也注意到了，转身答复几句，又继续通电话。这下少年更急了，他用挛缩的手指夹起巧克力，舞动着枯枝一样的胳膊甩了过去，一块、两块、三块。商人注视片刻，挂断电话，丢下行李，逐一拾起散落的巧克力，揣在兜里，走过去，用力拥抱他……每一幕我都看得真真切切。泪水模糊了视线，平静下来时，只看到一个背影，他不纠缠任何过客，依然跌跌撞撞，但脊梁挺得笔直。生命中这些不期而遇的人，教会我如何面对困境，无论遭遇怎样的挫败也要勇往直前。

25日风总算小了。在两天内走完50公里才能拿到第二个补给，而此前18天，最好进度不过21.37公里。一早Sarah提议帮我负重部分行李，前一晚他俩已将冰隙救援的装备和部分个人用品交给车队，我们也清理了少量垃圾，正处于补给前最轻便的阶段。我在惊讶之余果断拒绝。50公里两天半才是合理配速，所以我要求尽量赶路，同时做好延迟半日拿到补给的准备，他俩都没表态。

天气终于切换到利好模式，晴朗、微风。但雪况不佳，仍然堆积着暴风留下的大量雪屑，需要足够日照才能硬化。戴着颈托有些压迫呼吸，我没法走得太快。朝夕相处，Sarah最初轻咳两天就痊愈了，Erik完全没症状。我的咳嗽不再是干咳，声音黏滞，带出黄绿色成坨的浓痰，夜里常常因呼吸困难憋醒。停药有一阵了，但痰液的颜色让我决定重新服药。这天走满11小时，完成25.03公里。

26日早上拔营后我感到胃里一阵翻腾，把早饭吐了出来。自从手指脱臼，我每天把营地向行进方向多推进几十米，这段距离担保我临行前从容不迫。他俩忙着收拾，没注意到我蹲着缓解胃痛。Erik靠近时我站起身，点头示意出发。

整个上午我持续反胃。和高反不同，那时头痛欲裂，呕吐不受控制。现在我能压制住轻微的恶心，呕吐一次平息个把小时再来下一轮。头靠颈托支撑，并不觉得太疼，只在胃部剧烈收缩时才感到胀痛。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能想到的唯一原因是漏气的气垫。Erik用胶水修补过两次，每次才撑一两天，最后他表示无能为力。我只好把气泵连着气嘴，冻醒就爬起来打气，每晚至少一次。

也许是连续受寒引发胃炎，我休息时开始嚼服胃药。就算呕吐不断，多少也能起点作用。到了中午，呕吐症状消失，感觉好了不少，但一上午只行进了11公里，剩下14公里照这个速度要走到夜里。Sarah再次提议他俩帮我负重，我有些犹豫，但还是拒绝了。这很不正常，次日上午还是今晚拿到补给没有重大区别——除非面临断粮。

我终于忍不住问：“应急物资在哪儿？”

她沉默片刻，小心地说：“我们有应急物资。”

“我问在哪儿？”

她再次沉默。这下印证了我的猜测，Sarah一再要求帮我负重是为了掩饰应急物资没有随身携带。行前我曾两度过问此事，她都信誓旦旦担保没问题。原则上，远征时不能随意翻动别人的东西，那是粗鲁无礼的行为。Paul转移负重向来偷偷摸摸完成，从未当面打开我的雪橇，我也不能轻易要求检查向导的行李。现在显然是没有晚饭了，所以今晚必须拿到补给。

“我不能预测天气，不能预测雪况……”Sarah开始解释。

“应急物资就是干这个用的！”我第一次发火。

这感觉太熟悉了，和Paul一样，绝不承认错误。我不知道他俩还有多少冷食，够不够多撑半天，但这不重要，我有余粮足够额外支持三个人行进大半天——被向导抢劫教会我远征中生存压倒一切。Sarah性格不外露，没有Erik那么直来直去。我愿意给，她愿意接受吗？Erik只是助理向导，缺乏经验，傻乎乎地听Sarah指挥，某些方面还不如上次远征时的我，他不会在意是不是分吃我的食物，有两次我拿出未开封的巧克力，他很高兴地收下了。Sarah的角色更接近Paul，不想暴露安排失当，但愿她的自尊心不要和父亲一样扭曲。我压低了声音试探：“我有冷食，够三人吃一天的。”

Sarah就跟没听见似的：“今天我们必须拿到补给。”

下午的行程刚开始不到一节，我的感觉越来越不对，最终忍无可忍，摆脱雪橇和雪具跑向一边。Erik在前面没注意发生了什么继续行进，Sarah立即摘掉雪橇，滑着雪跟上来。我顾不得许多，暴躁地对她大喊：“紧急情况，离我远点儿！”实在等不及她回避，就在冰天雪地里开始疯狂腹泻。我被肠道痉挛压迫得说不出第二句话，明白Sarah迟迟不走是出于担心，但这个时刻怎能忍受被人围观，只得摆手让她离开。

我也不知道在极寒中暴露了多久，等确认安全之后，刚一站起来双腿就止不住地发抖。所有东西已经被运到几十米开外，这一小段路我走得跌跌撞撞。失去雪杖支撑，每一步都要挺直膝盖，锁死关节避免摔倒。

他们把我的大部分行李分装好，只留给我大约20公斤。再次上路时我想起Paul的话：“病了就要休息，远征时也一样。”他比Sarah保守，上次应急物资一路都是我拖着。最佳向导组合是Paul和Erik，既有经验也有体力。Sarah在赌博，启程时至少应该带上一两天的应急物资。和远征南极点时一样，任何失误最后兜底的人只有我。走了不到半小时，Sarah停下来把一部分负重转移到Erik的雪橇上。

这天能见度很好，我中途数次腹泻，他们不再等待，让我自行追赶。我的行李最轻时约50公斤，转移的负重主要靠Erik拖行，加上他的行李，雪橇接近85公斤。这天最后13公里没有Erik不可能完成，Sarah肯定用情侣间的密语称赞了他，他的神情疲惫又骄傲。但这个傻小子能为女朋友的错误承担多少？他现在仍然懵懂，私人感情模糊了雇佣关系，这笔账迟早要我来还。

夜里呼吸不畅，我被憋醒。剧烈咳嗽清理出部分痰液，再次引发头痛。隔着颈托脖子动不了，我捶打着前额，叩问自己，是否应该祭出最后一招？——赶在万劫不复之前。

[1]白色沙漠，是英国一家提供南极大陆内部高端旅行服务的公司。

[2]帕特里克·伍德海德，英国人，白色沙漠创始人。

[3]雪鹱（hù）又名南极雪海燕，纯白色，主要取食磷虾（磷虾属）、鱼、乌贼等。——编者注

[4]北极卡车，1990 年在冰岛成立，致力于再造和改装越野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