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浪漫的告白

2020年1月1日，新年伊始。Erik的问候是：“静，你觉得一路好玩儿吗？”这是个巨婴式问题，作为成年人，有义务告诉他：“我享受此行，但不是因为好玩儿。”

我对他俩的定向能力不满已久，决定开诚布公地谈一次。

我们总体在向东南偏东的方向行进，但是他俩近期一直明显偏北。连续多日我都在尽力向南调整。Erik注意到我每次休息都拿出一张纸片。1日晚饭时我又特意掏出来，引得他问我是不是在记录行进位置。我将纸片立起来给他看了一眼，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打印体小字，有彩笔标记，告诉他这是按照补给点间的直线距离统计出的精确坐标，每间隔1—2公里一个。Erik相当震惊，但和背对着我的Sarah一样没有表态。

这最后一次体面地暗示依然没有奏效，2日白天我们向北偏移得更严重了。晚饭时我把话挑明，告诉他们方向不太准，必须向南一些。Erik脱口而出“对不起”，这一路我几乎没印象他为其他事情道歉，看来他也注意到了偏航。但是Sarah非常不高兴地答复“我们知道”，态度傲慢。这次我没有客气，告诉她在一天的时间之内，我们已经偏移到距离最佳位置超过7公里，这么下去要划个大弧线才能拿到7号补给。在数据面前，Sarah依然刚愎，不肯承认定向失准，坚称经常校对不可能搞错。这样争论毫无意义——极地向导的自尊心在一定程度上是扭曲的，我结束话题起身告辞。

这次是Erik说服了Sarah。3日定向终于改进了，我们结束北漂，向南回归。5日中午拿到7号补给后，又行进了70分钟，匀出半日休息。此时海拔2992米，距离难抵极约456公里。Erik对于他的行李最重越来越不满。

早在准备徒步南极点的时候，Paul就曾经试探我是否愿意雇用Sarah和Erik，一再担保Erik会拖最重的雪橇。

远征是长达数月的消耗项目，和登山这种短时间剧烈运动不同，徒步向导必须携带大量自用物资，不可能像夏尔巴[1]那样主要替客户负重。我的非必需品是摄像头滑雪镜，接受上次的教训，一共带了7个，他俩只同意每人用1个。其他个人物品我已压缩到极限。

在世上最贫瘠之地维生数月的全部物资只要一个雪橇就能装下，若是可以采集狩猎食物，“必需品”就能进一步精简。人类曾在长达250万年间那样生活，但一切在农业革命之后的几千年里全然改观。拥有房子、汽车、智能化生活的现代人更幸福了吗？面对消费主义设下的重重陷阱几乎无人幸免，任由无用之物挤占空间，仍不断购入新品。但工业社会并不能批量制造幸福。人生有些超然时刻，那些无论何时重温都令人心潮澎湃的过往，才写就了生命的意义。

Sarah和Erik带了些在我看来并无必要的东西。他俩扎营后会换上专用的裤子，带着夹棉层，不可能太轻。各种零碎物品的收纳包分得很细，有些是厚重的帆布做的。补给的打包袋多是PVC材质的溯溪包[2]，一个大的打包袋不止一公斤。在南极极端干燥的环境下，用轻便得多的抗撕裂尼龙袋完全可行。出发前还一时兴起带上了Geoff赠送的大幅地图，纸张厚实，卷起来撅都撅不动，好在早就转交车队保管。

Sarah多次提起Paul认为远征第一原则就是轻装，我相信她也有这样的意识，但不够深刻。风筝或者狗拉雪橇对负重没那么计较，徒步必须精确到每一克，额外负担只会造成额外伤痛。走了这么远的路，每个人都是全身不舒服，半天休整时间稍有富余，话题聊到了伤情。我下巴上的感染日益严重，有目共睹，他们从没过问，我也不想解释，只提起右脚底疑似拉伤，每天后半程得蜷起脚背走路，一直在吃止痛片。

“没听你说过啊。”Erik的口吻和表情都在挑衅。

“去我的雪橇里，找一个黄蓝色封口的垃圾袋，数数里面是不是有两周的止痛片包装。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我拖着汽油瓶时越来越追不上你们的原因之一。”说完我用和语气同样冷淡的目光盯着他——Erik闭嘴了。

他没什么心机，更谈不上计谋，喜怒形于色，多数时候是Sarah听话的跟班，不时语言攻击我，宣泄不满。我已经适应了Erik的说话方式，但不认可他的处世态度。有次聊起俄罗斯人平日吃些方便食品，那天招待我们的牛肉是特别的食材，Erik觉得反正他们有卡车，不差这一点儿。“这世上没有人应该对你好，”我说完这句话，讲了个故事：

在智利Valparaiso（瓦尔帕莱索）旅行的时候，我有天兴起想去山顶俯瞰港口。上山后顺着山脊走到另一条山路的尽头，遇到个年轻姑娘坐在自家门口。她不会英语。我停留片刻决定下山，被她叫住。说了一大串西班牙语，见我没反应，做出个枪指太阳穴的手势——原来是警告前面有危险。这时开上来辆送客的出租车。姑娘和司机快速交谈几句，然后两人一起把我塞进车里。快速下山时街景一闪而过，看不出异常。直到山脚下有装甲警车封路，我才意识到事态严重。司机把我放在市区转盘旁。没打表，我不知道多少钱，打开钱包让他自己拿，没想到他摆摆手，一踩油门就走了。

我告诉Erik，这样的事我经历过很多。走到今天的路，是无数陌生人用慷慨和善意铺就的。感谢他们的方式是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在面临人生重大选择时，我坚持走难走的路，从不觉得远征有什么好玩儿，付出一切努力追梦是我的使命。

Erik的不成熟让我们在精神层面几乎没法沟通。他故意表现得对远征淡然置之，用难抵极开幼稚的玩笑，说要看看到了世界边缘会否掉下去。还不断声称去不去那里对他来说无所谓。但又被自己的行为出卖，打了最多的卫星电话，轮番问候每个家族成员。Sarah总体表现不错，有责任心，对难抵极的认识绝不像Erik那么肤浅。当我比较他俩和Paul的时候，越来越确定合作顺序不能颠倒。尽管跟Paul学到的一部分内容不在教学大纲上，但却是在别处练不出来的克己容人，这绝对是重要性不亚于体能的关键因素。我曾经对人在极限环境下的心理失调毫无概念，如果不是有所准备，没可能和Erik共处这么久还相安无事。我对无礼之人的还击通常很强硬。

2013年我历时数月穿越欧亚大陆，返程经芬兰赫尔辛基转机，当时持有有效期一年、多次准入的申根签证。出发前我认真查阅资料，详细了解了计算停留期的方式才上路。但恰好在我回家前规则发生变更，按照新条款，我逾期停留6天。法不溯及既往，我妥协为接受罚款，但要求芬兰边检记录下辩词。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已经下班，他的同事以等待其返回“至少需要1小时”暗示我最好作罢。由于之前排队候审耗时已久，错过登机，只能改签，所以我决定坚持到底。他们只得电话联系记录员，然后由两名年轻女性雇员和一名男性保安一起“陪同”我进入地下室。当时那里无人办公，也没有对外联络设备，入口处还设置门禁。我拒绝被独自留下，没来得及交涉就听到两个女人闲聊时漏出来一句“mother fucker”[3]。她俩在用母语对话，没意识到这个舶来词我是听得懂的。我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边检海关打过交道，被敲诈、威胁时从不退让。原本对芬兰边检并无恶感，理解他们只是照章办事，但这句粗口改变了事件性质。我丢下行李冲过去，怒不可遏地质问肇事者此言何意。她被吓得原地石化，组织不出一个整句。这种行为不值得饶恕，我明明白白地告诉她“不说清楚我不会走的”。保安主动过来增援，还没靠近就被我警告“敢碰一下，诉性骚扰”，他很识时务地缩了回去。趁我盯住肇事者不放，另一个女雇员偷偷溜掉，剩下我们3个返回办公区。我一路疾言厉色高声斥责，引得其他员工陆续现了身。逃兵依然遁形，十几个男人伫立围观无人上前劝解，肇事者在我步步紧逼之下噤若寒蝉。没有人会在主场甘愿蒙受不白之冤，沉默意味着承认。只有恶行被公之于众，她日后才会有所忌惮。我的最后警告是：“华人不可辱！”为正义而战运气不会太差，有人帮忙取回丢在地下室的行李，好心告诉我航班晚点4小时，立即动身来得及赶上。

接下来的日子，随着海拔升高，太阳远离南回归线，温度明显降低。辐射已久，我的黑裤子和Sarah鲜艳的上衣都褪了色。傍晚的影子一天比一天拖得长，让跋涉的人看起来更加疲惫不堪。14日中午，我们拿到8号补给。此时海拔3412米，距离难抵极约232公里。Erik发现我并没有在最后一个补给点放置太多物品时，立即送来一袋杂物。他已经连续多日硬塞给我一些小东西，对话通常是这样的：

“你的雪托没掉吗？需要胶带固定吗？”(https://www.daowen.com)

“还挺牢靠，不需要。”

胶带已经缠在塑料袋上丢过来了。这点儿重量对他对我都感觉不到，Erik就是想借此泄愤。他始终记恨我拒绝缩短每日行进的时间，对于我在其他方面尽可能减少工作视而不见。拿到补给休息半天，下午我要求充电时，Erik嘟囔着抱怨：“最近耗电这么多。”我一路都在节省，这是第二次充电。虽然我已经支付了全部费用，但Erik的酬劳要等远征结束Sarah才会兑现。正是因为如此，他受到牵制，不敢太出格。远征中亲密关系之间也不必然存在高度信任。

15日一早，Erik告诉我Sarah半夜吐了。我分摊了更多负重，装上应急食物袋和更多杂物。此时我的体重不足43公斤，腹部脂肪耗尽，肚皮捏起来像手臂皮层一样薄，原本贴身的速干衣裤变得松弛。食物虽然充足，但超负荷运动让身体储存不了任何热量。雪橇增重七八公斤后总重不到70公斤，比远征南极点时轻，但我已经消耗过度，明显降速。Sarah不时拉肚子，有一次休息时她落得太远，我看Erik坐在雪橇上无动于衷，就放下东西去帮忙。Sarah拒绝了，坚持自己走过去。我也看不出她对Erik有任何抱怨。女人做这行实在不易。一天十个半小时我们只完成了20.8公里。

接下来几天，我的身体越来越吃不消。下巴上的感染已经扩大成片，又肿又烫。像个活火山，渗液不断涌出，白天粘住围脖，晚上撕下时血肉模糊。服用抗生素无效，睡前我得把下巴戳在雪地里镇痛。不再指望到达难抵极时面容完好，只盼着回Novolazarevskaya考察站清创。左腿拉伤复发，位置和两年前一样。到了18日中午，疼痛扩散到左臀和左侧腰背。动作变得不协调起来，走得磕磕绊绊，最后只能半步半步往前挪。Sarah入行十余年，训练过很多客户，能判断一个人是否夸大其词渲染伤情。她跟Erik商量了半天，Erik同意拿回应急食物。

最后一段爬升行程带来新一轮高反。我的状态两天一循环，头疼隔日发作、食欲不振。23日这天晴朗，中级风，温感-50℃。出发时我异常疲惫，头昏脑涨，好像一夜没睡。为了振作精神，我脱掉两层帽子，打开硬壳上衣四个散热口。冻得头顶麻木，休息时还是坐在雪橇上睡着。勉强撑过7小时之后，在地势平坦的路段，却感觉眼前的一切像是在海浪中起伏。我步态不稳，难以控制细长的雪板，好像初学滑雪。我跟自己说话，发现有些熟人的名字想不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胜利，我第一次确信远征即将完成，决定善待自己，叫停行程。扎营完毕倒头就睡，3个多小时之后被冻醒——左半身露在外面，没来得及收进睡袋。

24日全天行进。感觉像是重大节日的前夕，而这天也碰巧是农历乙亥年腊月三十。我又有了儿时那种对新年的期待，脑海中涌出过去几十年的回忆，想起很多没意识到遗忘已久的旧事。没有年夜饭，没有春联，在地球上最偏远之地，在那顶小小的红色帐篷里，我挂起一个灯笼，迎接新年。扎营时距离难抵极7.56公里。穿越漫漫长路，此刻行程的终点如此之近，远征进入倒计时。

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后，华沙公约组织成立，两极格局确立。冷战中的美国和苏联争相主导国际新秩序，他们在南极的竞争突破了局部地域边界，着眼于整个南极大陆。直接宣示主权并非上策，既存的7个领土主张国枕戈待旦，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前一年不断强化各自“领土”。具有操作性的是在无须承认合法所有权的前提下，拥有勘探开发整个大陆的控制权。

几个世纪以来，象征着终极的南极点，在公众心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占领南极点意味着控制整个南极。美国海军少将George J. Dufek[4]于1956年10月31日降落在南极点，冰上打孔树立竹竿，升起美国国旗。同年11月，美国海军在此建造了第一座永久建筑，并遵照资深探险家海军上将Richard E. Byrd[5]的提议，命名为阿蒙森-斯科特考察站。

为了制衡美国南极点建站的局面，苏联决定在难抵极建站。Byrd（伯德）曾计划抢先飞越难抵极进行航拍侦察，但由于天气恶劣没能成功。苏联人1957年首次车队远征也遭遇失败。但世代在苦寒之地求生的民族是极有耐力的，他们重整旗鼓，第三次苏联南极考察队派出一支18人组成的车队，于1958年12月14日，赶在IGY结束前到达难抵极。搭建了一座可供四人使用的预制[6]木屋，安装了一个无线电棚、两个天线塔和一套气象仪器。最初留存的物资可支持6个月，但队员们认为此地太过偏远，只能用于短期访问。12天之后，飞机降落，4名队员登机撤离，其他人随车返回。

直到1964年1月，第九次苏联南极考察队才二度前往。次年，一个美国队停留了不到一周，离开前把屋顶的列宁半身像从面朝莫斯科转成面朝华盛顿。1967年，苏联人最后一次返回，纠正了列宁像的朝向。此后，难抵极考察站孤单地矗立了40年，直到2007年，N2I风筝远征队到访。

听说木屋里有字条提示物资供随意取用。我很想尝尝比自己年长的食物。这一路走来，高海拔对应高寒，比徒步南极点低几十度，salami没有变色，更没有发黏拉丝。近些年南极考古，出土过一百多年前的蛋糕、威士忌，长期冷冻，未见变质。我相信考察站内的食物大多可以安全食用。

据说木屋里还有本金色留言簿，供访客签到。是时候让“机密成员”一起做好准备迎接胜利了，此前无人知晓他们的存在——我一直把冰墩墩和雪容融藏在黑色束口袋里。多亏了高效的信息时代，他俩2019年9月17日才出生，刚满月就踩着点儿跟我一起搭上远赴南极的航班。此行山高路远，前途难料。若遭遇失败，我将独自承担，但成功是属于“我们”的。这一路走来的每一步都承载着一个中华儿女的骄傲，也许是此生我献给祖国最浪漫的告白。

难抵极考察站高约5米，近4米已被积雪深埋。根据Paul的情报，2007年时，他的3个客户曾集体作业数天，挖出通道直抵大门。然而，由于规划失误，那是一扇从屋内反锁的后门，无法进入。但至少在当时，木屋还没被积雪挤压摧毁。总有一天，大自然将彻底回收领地，把难抵极考察站变成传说。

ALCI已经计划1月27日执飞将我们撤回Novo机场的任务。为此，我们抵达难抵极考察站后的首要工作是修建一条简易机场跑道，要求在800米×50米的区域铲除所有高于10厘米的障碍，并用深色标记物引导入口。我们3个人只有两把铁锹，所以商定将由他俩先平整雪道，稍晚我再去建设通路。1立方米的雪重约200公斤，定位准确的情况下，至少需要挖出3立方米。晚饭后我们展开讨论，根据有限的历史图片推测着正门位置。

[1]夏尔巴是一个散居在中国、尼泊尔、印度和不丹等国边境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民族。夏尔巴人因为给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各国登山队当向导或背夫而闻名于世。——编者注

[2]所谓溯溪，是由峡谷溪流的下游向上游，克服地形上的各处障碍而登山之巅的一项探险活动。溯溪包即用于此运动的背包。——编者注

[3]源于美国黑人俚语，是一种粗俗骂人的话。——编者注

[4]乔治·约翰·杜菲克（1903—1977），美国海军军官、海军飞行员和极地专家。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服役，在1940—1950 年，他在南极度过大部分职业生涯，最初是伯德上将手下，后来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主管。

[5]理查德·伊夫林·伯德（1888—1957），美国海军军官，荣誉勋章获得者，这是美国表彰英勇的最高荣誉。他也是美国先驱飞行员、极地探险家和极地后勤组织者。曾飞行穿越了大西洋、北冰洋的一部分和南极高原的一部分。伯德声称，他的探险队是第一批乘飞机到达北极和南极的探险队。关于其到达北极点的说法有争议。他还因发现南极洲最大的休眠火山西德利山（Mount Sidley）而闻名。

[6]木屋是提前造好的，但需要简单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