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相信每一步
18 相信每一步
12月的第一天我要求调整日程安排。此前，我负责拖行的公共物资是早饭，这比和Paul远征南极点时轻很多。自从两天前摘下颈托，我的状态有所恢复，但极寒、疲劳影响到生理期，例假提前了一周，只来了两天——这是体脂急剧消耗的信号。Sarah希望我改为负担更重一些的晚餐袋，我很痛快地答应了。常规日程和远征南极点一样，我早晚各到访他们的帐篷一次。早上为了热水，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往返帐篷并不合理，所以我提议只在晚上碰一次面，储备足量热水供次日使用。Sarah有些犹豫，但新方案听起来合情合理，所以我们决定试行几天。还没等我开口，Sarah就主动说晚餐袋不用拎来拎去，由我决定晚饭食谱。此情此景让我感慨，看来Paul也不觉得私藏物资偷偷转移给客户是光彩的行为，这一招他没有外传，即便是父女之间也有秘密。
我们每人每天有一份速食粥，类似方便面，热水冲泡即食。这是Sarah和Erik有别于Paul的食谱，他俩通常在中午吃掉。随着海拔上升，气温降低，拧开保温杯的螺旋口越来越困难，我麻烦了Erik几次后索性放弃，留到扎营，晚饭前吃。总是白白背上一天毫无意义，新日程执行后我把它当作早饭。
2日起床后不再手忙脚乱，保温杯在羽绒服里裹了一夜，打开时粥的温度刚刚好。远征的早晨也可以是从容的，我想起一首很喜欢的诗，路上偶尔回味几句，第一次有时间读给自己听：
我会采更多雏菊
［美］唐·赫罗尔德
如果我能从头活过，
我会试着犯更多的错。
我会放松一点。
我会灵活一点。
我会比这一趟过得傻。
很少把什么事当真。
我会疯狂一点。
我会少讲究些卫生。
我会冒更多的险。
我会更经常地旅行。
我会爬更多的山，游更多的河，看更多的日落。
我会多吃冰激凌，少吃豆子。
我会惹更多麻烦，可是不在想象中担忧。
你看，我和他们一样谨慎地稳健地理智地活着，
一个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
噢，我有过属于我的时刻，如果能够重来一次，
我想要更多这样的时刻。
事实上，我不需要别的什么。
仅仅是时刻，一个接着一个，
而不是每天都操心往后的漫长日子。
我曾经去哪儿都不忘记带上
温度计，保温杯，漱口水，雨衣和降落伞。
如果能够重来一次，我会到处走走，
什么都试试，并且轻装上路。
如果我能从头活过，我会延长打赤脚的时光，
从早春到晚秋。
我会更经常地逃学。
我不会考那么高的分数，除非是一不小心。
我会多骑些旋转木马。
我会采更多雏菊。
在此之前，这首诗已经伴我漂泊多年。上次远征我也曾带着英文原作，打算新年时和Paul一起欣赏，诸多变故最终作罢。如果想用诗或歌让他有所触动，也许Helen Reddy的I Am Woman[1]合适。
12月3日晚上，我们正在讨论海拔第一次出现下降，从前一天的3378米降低到3372米，突然传来引擎声。我第一个探出身，看到一架DC-3[2]从西南方向飞来。Erik和Sarah也跟了出来。飞机大幅度转向东北，兜了个圈，向我们俯冲。这是飞行员特别的问候方式，他做了两次。在荒凉之地被人惦记的感觉很温馨，我们猜不出这是谁干的，最后我开玩笑说让他们下次路过时来一场“肉丸子轰炸”。
出发已经快一个月了，Novo机场不好吃的食物也变得诱人起来。肉丸子在当时像个笑话，比我的拳头还大，Sarah不小心要了两个，费了好大劲才吃完。但现在我们虔诚地怀念能吃上肉丸子的日子。
自从天气和路况都有好转，行进时思维重新活跃起来，我又能感觉到生命的鲜活，又有了好多奢望。我想把头发洗干净闻到发香，想钻进刚晾晒过的被单，想听夏日蝉鸣，想和老友拥抱，想吃皮蛋粥、蚝油生菜、麻婆豆腐……几乎想不出不爱吃的东西，只要是家常的，什么都好。
次日接到信息，飞行员是Jeff，机上有14名中国人，问了他成吨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看清我帽子上的国旗。
好天气持续了一段时间，日照不断硬化雪面，雪况也变得越来越有利。有时可以看到数条车辙蜿蜒交叉，似乎有过一场追逐赛。硕大的车轮留下宽阔的痕迹，上面的雪就像犁过一样松散凌乱。新鲜的车辙上遍布雪块，阻力很大，听说曾有人尝试过冬季在南极远征，跟在开路车后面，不到一周就宣告失败。只有反复碾压过的车辙经过充足日照和风蚀，才有可能变成适宜徒步的硬雪。避开车辙干扰，我们的进度还是可观的，每天行进11个小时左右，12月5日上午拿到第三个补给后一直赶路到晚上，至此，我们已经完成545.65公里，接近全程的三分之一，用时30天，落后计划两天。但损坏的东西太多了，必须集中修理。我们一致同意12月6日全天休整。
我再次把滑雪靴和气垫送修。Sarah改变思路，在鞋底裂口外贴上一块尼龙布。气垫状况恶化，每晚需要打气两三次，Erik不再推诿，涂上胶水后放在帐篷里向阳的位置烘烤。我的帐篷有一处支杆固定套开线，Erik先用胶水试了一下，很快发现行不通，最后还是拆下来认真缝补好。防潮垫上清理掉的冰雪屑足有一斤。我的袜子、裤子上多处磨损都需要补丁，所有衣服彻底晾干，还好好洗了个澡。自从拇指脱臼，全靠左手撑雪杖，手腕全是破溃，伤口轻微发炎，第一次有时间彻底清理。最后，我把一切都收拾停当，剩下的时间用来写邮件。已经快一个月没对外联系了，上一封邮件还是11月9日发的。
在厘米之战的6天里，竭尽全力换回的进度让人心寒。很多次夜里醒来睡不着，听着山风发出诡异的呼号，盯着帐篷顶上凝结的白霜，有想哭的心情，但呼吸困难，没有哭出来的力气。
必须面对残酷现实——从行程之初就厄运不断，一小时走一公里是完不成远征的，这是在预示最终会失败吗？如果时间耗尽，距离难抵极百十公里被撤回，我能接受那样的结果吗？这么多年，我还从没有如此具体地设想败局。我这是在干什么啊，是不是一步错步步错？我想找人说说话，可是又能指望别人怎么回应呢？“没关系，实在不行就回来。”——不，绝对不想听这个。最终我还是谁都没有联系，只是一遍遍重读Paul的邮件，临行前收到的那一封：
Have a superb expedition
Hi Jing，
I just spoke with Sarah and Erik， seems like you are mostly ready for your flight tomorrow. And the weather looks very good for flying. Great news.
I want to wish you a very good and successful expedition. Given your performance on the South Pole expedition， I have no doubt about your ability and determination to make it to the POI. I have never had a client who worked so hard as you have. So I am sure you will make it.?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along the way， stay healthy and happy. Enjoy this amazing opportunity to travel where very few have gone before.
All the best Jing. I will be thinking about you all the way to the POI. Please take a picture for me of you and Lenin. I feel very proud of having been a part of you realizing your dream （even though I am there in the picture）.
Paul
祝远征超凡
静：
你好，我刚和莎拉和埃瑞克通过话，看来你已经为明天的航班做了最好的准备。而且天气看起来很适合飞行。好消息。
我希望你有一次很好且成功的远征。根据你在远征南极点时的表现，我毫不怀疑你的能力和决心。我从来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努力的客户。所以我相信你会成功。
一路上多保重，保持健康愉悦。好好享受前往鲜有人至之地的美妙机会。
静，祝好。我会一直惦记你直到难抵极。请给我拍一张你和列宁像的照片。能够成为你实现梦想的一部分，我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即使我也有到过那里的照片）。
保罗
在某些方面，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我。出发前，我把远征队命名为“行则将至”，和Sarah、Eric郑重约定，每一天都要尽全力行进，只要脚还走得动就不能停。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绝望的人。还不是认输的时候，抱怨是最没用的，不能原地不动，出去战斗才有机会。行至磨难处，正当修行时。
连续每天行进11小时逼近生理极限，最后一两个钟头身体机能接近罢工。食物和水都是够用的，但胃里塞得再满也制造不出能量。这时速度明显比早上慢下来，累到麻木。力量太过有限，展望宏大的目标激发不出更多斗志，我们的愿望越来越小，嘴馋的东西越来越简单。Sarah幻想着来一份浇上热芝士的薯条，Erik想要比萨，我想要颗鸡蛋，新鲜的，撒上盐和黑胡椒。(https://www.daowen.com)
Sarah晚饭时会找些话题聊天，这是她敬业的一面，不管多累也要了解客户的心情。刚上路那阵，白天每次休息她总要说些“你做得很棒”之类的话，虽然略显夸张，但语气真诚。看来Paul没交代清楚，我不需要被哄着。这是我的远征，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可以自我激励。不过Sarah是好意，也就由着她吧。直到那次我被问得不耐烦，攒口气说出“Keep going”的时候，她字斟句酌地回了句“多少男人早就放弃了”。此后我们有了默契，她不再夸我“很棒”。
Erik才是需要被夸奖的人。他的新鲜感维持了将近两周之后，意志就开始动摇。话越来越少，笑容越来越勉强，早上拔营没有出发时那么起劲儿，晚上扎营前也不再击掌庆祝又干掉一天。
有次我在路上捡到Sarah的唇膏，淡绿色外壳很显眼。休息时交给她没多久，唇膏盖又被风吹跑了。Erik伸腿拦了一下没拦住，便不再理睬。眼看越滚越远，我赶紧起身去追。轻飘飘的塑料壳被风卷着像个蚂蚱蹦蹦跳跳。我几次扑空，最后干脆踩了一脚带回来。如果没被捉到，它很有可能乘风穿越几百公里，之后落入南极海域，被海洋生物误食。塑料不能被消化，大多无法自然排出，会积聚在动物体内引发伤亡。而从尸体中释放出的塑料又会进入下一轮循环。在若干次轮回之后，塑料会解体为塑料微粒，由于物理特性，它们容易吸附周围水体的毒性物质，造成毒性聚集。这些直径在5毫米以内的小碎屑会进入海洋生物的血液、淋巴甚至肝脏，小至浮游生物大至鲸鱼无一幸免。人类进食海鲜又会摄入塑料微粒，引发大量健康问题，最终自食恶果。每个人都有义务管理好随身物品，这是人类自救的唯一办法。
Sarah接过唇膏盖诚恳道谢，Erik则表情麻木。我长久的担忧正在变成现实，不充分的准备削弱了他的决心。白天行进时Erik经常脱掉硬壳外套，露出里面的黄色软壳衣。软壳的防风性能远不及硬壳，在-30℃的天气里，穿着透风的衣服，每天暴露在外十几个小时，他开始抱怨腰酸背痛再正常不过了。Erik在休息日这天剪掉一件衣服，做成简易护膝、护肘，把狼毛领从硬壳外套拆下缝在软壳上，还给墨镜加了个鼻遮防晒。经验不能来自道听途说，最可靠的办法只有提前反复试错。
休整日之后我们依然维持着高强度行进，每天都超过11小时。我从没见过他俩拌嘴，但不和睦的氛围开始弥漫。有一天途中休息，他俩不再像从前那样亲密地坐在一起。Sarah递过去某样东西，Erik别着头不肯接。Sarah耐着性子推推他，他还是固执地一动不动。一连两个晚上，我进入他们的帐篷时都能感到压抑。Sarah和平时一样找话题闲聊，Erik只有必要时挤出社交式微笑，更多时候沉着脸做自己的事。沉默不见得是冷战，即便是最好的朋友，在压力巨大时少对话便可以少起争执。Erik的心思并不难猜，因为疲惫而积怨，他对大型徒步远征准备不足，不懂得豪情壮志是靠不住的，决心最终要落实到一步接着一步的克己修行。悟道发生在这样的时刻：相信平凡之人可以做不平凡之事，相信人生的目标可以超越目力所及。
12月8日我们在远离南极海岸约600公里处再次遇到两只雪鹱，低空盘旋，始终不敢停落。我第一次看清它们深色的喙和眼睛。雪鹱的胆子远没有贼鸥那么大，偶尔靠近营地觅食，有人现身立刻飞走，冒险接近我们大概是饿坏了。在这片苦寒之地，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
随着行程推进，海拔每天降低几十米。这点变化在高低起伏的雪原上完全感受不到。我们遇到过一次White Desert的专机，搭载游客观光南极点，飞行员轻微倾斜机身，低空掠过。我试想机上乘客的感受，也许发现我们就像发现了野生动物——有人在雪原徒步的场景比帝企鹅更难得一见。
从12月10日起，天气切换到阴晴不定，小雪，中级风混搭模式。Erik的外套一会儿穿在身上，一会儿搭在背上，一会儿系在腰上，一会儿挂在前面，频繁变装说明他哪样都不舒服。还有几次在休息时，他把靴子脱掉，我以为出了什么状况，Sarah笑笑，不在意地说只是热了透透气。我可笑不出来，如果一个人在零下几十度热到要脱鞋，只能说明他整套衣着有问题。装备不仅保护身体，也在保护坚持到底的决心。
我不时会想到一个曾同在Haugast?l训练的英国女人E。她年长我八岁，完成过一次Hercules Inlet路线上ALE配向导的远征。行前几乎没做准备，落地南极才第一次使用滑雪板。耗时60多天，向导不堪忍受进度缓慢，中途换人接班，最后勉强完成远征。这次“成功”促使她立志创造一项极地纪录：要成为独自一人徒步往返Hercules Inlet路线的首位女性。E为此前往Haugast?l训练，在2016年底踏上了她的第二次南极征程。由于着装不当，E抵达南极点时患上了严重的“polar thigh”，化脓感染，提前终止行程。2017年E的目标转向独自漂流亚马孙河全程。尽管事先知情，她仍冒险进入巴西Coari[3]，该地毒贩强盗横行。 E于9月中旬遭到七人团伙抢劫奸杀。消息是Paul在远征南极点前带给我的。时隔多年，这场悲剧仍令我感到恐惧，警醒我必须重视准备工作，不能心存侥幸。任何微小的不舒服、不方便、不顺手，就像滴水的龙头、破洞的粮袋，会一点一点漏光成功的机会。
就在我担心Erik的同时，他对我看起来一成不变的着装产生兴趣，隔三岔五问一遍我硬壳里面到底怎么穿，为什么外面看起来都一样。我告诉他早上根据天气决定穿搭，最多6条裤子7件上衣，最少3条裤子3件上衣，如他所见，不管穿多穿少，护膝、护肘和风裙必不可少，Garmin（佳明）的天气预报服务可以忽略，经常靠不住。最后这点他大概有所体会，一天出发时Erik信心满满，决定行进中充电，于是把太阳能板绑在雪橇上，每次休息都得小心别坐坏了。结果那天云层很厚，太阳一共露面半小时。
Sarah也会调整衣服，但比Erik有条理，她有时摘掉最外层手套，有时抽出胳膊，把硬壳外套当成斗篷挂在身上。他俩一致的是每次休息都穿上羽绒服。
自从我开发了全套远征穿搭，休息时就直接关闭硬壳散热口，背风坐在雪橇上。高海拔加上中级风，温感-50℃是常态。Sarah多次在途中过问我手指和脚趾有没有知觉——冻伤都是从麻木开始的。Erik自顾不暇，脾气越来越暴躁。有一次休息时固定器卡死，我把右边的掰断了一个角，还是打不开，就去请他帮忙。他不耐烦地甩来一句“你就那么待着吧” ！还有一次晚饭时他恼火我吃完一碗后又添了半勺，之前锅里没盛出来的都是他的。我相信Erik已经热情耗尽，只是在应付差事，如果我提出中断行程飞机撤离，他会非常乐意配合。
我对他俩的定向操作很失望，尤其是Sarah，好几次在我面前几乎是横向移动。除非是白化天，Paul在常规天气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Sarah参与风筝远征更多——日均进度八九十公里时，就算绕行几公里没有大碍。发现偏航太严重的时候我索性自行定向，不管有没有太阳，我都会用远处突出的地形定位，必要时配合影子和风向，几公里变更一次目标。他俩有时会漂移出我的视野，我始终记着Paul的教导走直线。
12月16日这天阴晴不定，有时浓云裂开细缝，发生丁达尔现象[4]，透出几道云隙光，把雪原照亮一小块，好像是舞台即将拉开大幕。
我们走到下午两点半左右，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两三个小黑点。没有资料显示这里存在建筑物。我最先想到的是靠风筝远征的Geoff。我们一直通过Garmin inReach联系，知道他在12月1日到达难抵极，之后向南极点行进，但第二阶段不太顺利，风力欠佳，风筝的速度居然和徒步接近，每天只有20多公里。随着太阳靠近南回归线，充足日照带来了最佳雪况，我们15日完成了30.97公里，这天也有望突破30公里。也许Geoff已经踏上归途，但可疑的是小黑点不止一个。当我们位于起伏地段的高处时，可以肯定不明物的形状不是帐篷。但就像在海中航行，起起伏伏，小黑点时隐时现，有时似乎在远去。每个人都好奇那到底是什么，于是默契地加速，担心神秘之门在眼前关闭。
两个小时之后我们体力不支，放弃了尽快赶上小黑点的想法。沉默中各自演绎推理，我的猜测从秘密车队到坠机遗骸到巨型陨石到外星飞船……每天身处茫茫雪原，受阻的时候困难接二连三，顾不上想太远，目标定格在脚下的每一米。现在我们已经走完800多公里，抹掉了全程1800多公里的零头，只要想到这点就不由得激动起来。闭上眼全是在暴风中挣扎的日子，自我怀疑的夜晚，和体能耗尽不相称的进度。回想起来，那时就像入画《神奈川冲浪里》[5]，狂风卷起雪浪，舞动爪牙如同惊涛拍岸，用一次又一次把我击倒在地预示此行不祥。我意识到如果没有和Paul在一起跌宕起伏的经历，我根本无力承受徒步难抵极的巨大压力。这不是单靠技术就可以实现的目标，漫长的饥寒交迫也足以消磨任何心血来潮的豪情壮志，成功的机会散落在每一天。没有哪一步是决定性的，亦没有哪一步无关紧要。行百里者半九十，只有连起来的每一步才是抵达目标的唯一通途。
在回忆和现实的交织中，距离终于缩短到可以看清那些不明黑点其实是大型卡车。就像是在丛林中偶遇失落之城，眼前的一切始料未及。我们进入了一片被开发过的区域，简易机场跑道附近车辙纵横。来到卡车旁边时，门突然开了。
双方对彼此的存在毫无准备。他们是3个俄罗斯人，暂居此地为White Desert工作，职责是建设临时加油站，供专机使用。负责人叫萨沙，年纪50开外，短暂交谈后邀请我们去车厢做客。没什么比在南极冰原腹地的偶遇更特别了。我们提前半小时结束行程，照常吃过晚饭，尽量把自己收拾得体面些，出门赴约。
登上一人多高的木梯，来到他们的“房间”。和我们的简陋居所相比，这里就像度假村，暖气、灶台、沙发、茶几一应俱全。另外两人是Andrey（安德烈）和Vlad（弗拉德），英语不太流利，所以多数时候是萨沙在聊天。他在南极工作了几十年，为长城站做过工程师。尽管知道我们吃过晚饭，他们还是煎了整袋牛肉，不断堆满盘子，直到我们真的一口也吃不下了，三人才开始分吃剩下的一点点。储物箱里堆满了简易食品，俄罗斯人是用最好的食材待客。
那个红色车厢永远在回忆里散发着光和热，让我在物资最匮乏的时候有了回家的感觉，不久后我意识到，遇到Robert Swan是在两年前的同一天，也许这就叫作命运自有安排。洋溢着欢笑的夜晚也曾闪过一丝阴霾，事后证实我并非多虑。
次日一早萨沙送来一大包食物。这是爱，是祝福，也是担忧。我们一起吃早饭，气氛不再那么轻松，最后大家合影道别。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离开前我只看了一眼，挥了一次手，头也不回地上路了。
行进途中，遇到3个在此短期工作的俄罗斯人，受到他们的热情款待。不期而遇令人精神振奋
告别不易，但人生的路大多只能独行，如果有缘再相见，我希望有各自精彩可分享，而不是只能怀旧忆往昔。
启程时默念村上春树的话：“你要记得那些大雨中为你撑伞的人，帮你挡住外来之物的人，黑暗中默默抱紧你的人，逗你笑的人，陪你彻夜聊天的人，坐车来看望你的人，陪你哭过的人，在医院陪你的人，总是以你为重的人，是这些人组成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温暖，是这些温暖使你成为善良的人。”我又想起更多的一期一会[6]，那些载我一程，为我敞开家门，鼓励我，保护我的人。
不期而遇令人精神振奋。回到熟悉的节奏，11小时行进32.09公里。
12月18日，遭遇此行第一个白化天。出发时地平线像一道晕染开的灰线，依稀可辨。走了不到一节，太阳被浓云遮蔽，看上去比月亮更暗淡，天地混沌一片，空中飘起细雪，能见度降到二三十米。中午起了风，休息时把雪杖、雪板丢在地上，用不了一分钟就被雪屑掩埋。如果我倒下，不出半小时，大自然就会抹去所有痕迹。我们相距不能超过5米，摸索着行进。他俩定向越来越困难，经常停下来校准。没有阴影，看不见雪纹，这天正在靠近5号补给点，千万不能偏航。
我们在11月29日路过一个奇怪的地方，相距几步远的两地，密集地插着竹竿，高矮不一，加起来十几根。当时第一阶段爬升接近结束，我猜测是制高点，但被GPS推翻了。第二个假设我只在私下想了想，没说出来——也许是坟墓。我们未作停留，绕行通过。很多天之后，这个谜题意外解开了。萨沙告诉我们那里发生过事故。当时白化天，能见度太低，目视飞行时失误撞地，飞行员上肢骨折，无人死亡。竹竿标记着飞机残骸。
我又想起了阿蒙森。1911年初，他抵达南极大陆之后开始铺设补给。在第一段约180海里的路线上，每隔8海里设置旗标，旗标之间每隔1海里放置黑色食品箱，进一步明确线路。从S82°起，每隔3海里建造一个1.8米高的石堆，里面有字条，记录石堆位置、到下一个补给的距离和到下一个石堆的方向。到S85°的每个补给东西向各设置10个旗标，间隔半海里，确保横向10海里范围拦截偏航。斯科特的补给站除了在顶端插有旗帜，仅有附近保护马匹休息的矮墙算是标记物。他在返程途中多次记录下因风暴迷航，拿不到补给，直至全军覆没。
如今科技拓宽了探索的边界，人们不再用6分仪瞄准太阳定向。风永不停息，早已抹去了白色荒漠中的足迹。我置身其中，经历的困难越多感触越深。阿蒙森的决心何曾凭空而来，他的胜利是超前计划并精心准备才能创造的奇迹。
遭遇白化天
午后白化天渐渐消散。我们在下午3点拿到5号补给，此时距离6号约225公里，ALCI很快确认将放置最后两个补给。Erik的积怨终于转化成行动，他丢给我3瓶满装的白汽油和一个空油桶，扬长而去。关于负重分配，我所承担的公共物资是最少的。作为行程的发起人和执行人，这是基本权利。由于单独使用帐篷，我的行李并没有轻太多。Erik显然没料到这一点，甩给我汽油的第二天，他先掂了掂自己的雪橇，又过来掂了掂我的，挑衅的姿态才有所收敛，一言不发地回去。
又过了一天，行进途中Erik让Sarah跟我交涉，想把日程缩短到9小时，被我一口回绝。晚饭时Erik终于按捺不住发飙，他认为已经完全赶上了计划，就不必每天行进11小时。我先是平心静气地讲道理：要趁着天气好多赶路，积累下足够优势，才能在变天被迫等待时安之若素。Erik急了，口不择言，居然说出白化天适合行进。我让他问问Paul是否同意。他可能以为我会告状，干脆破罐破摔，气急败坏地大吼着受够了每天走11小时，这样的日子过不了另一个43天。我冷眼旁观，等他宣泄得差不多了，向他靠近一点。Erik意识到我要采取行动了，固守在角落，不敢对视。我靠得更近，一字一句让他听清楚：“如果坚持日行11小时，用不了43天就会完成远征。”言毕离开帐篷。
12月20日起，日程缩短到十个半小时。虽然Sarah前一晚始终置身事外，但孰是孰非不辩自明。白天Erik频频示好，两次帮我把雪橇防风罩多余的部分塞好。晚饭时小心翼翼看我脸色，显然是被管教过了。我相信幼稚是他和Paul不亲近的原因之一。用人所长必先容人所短，某些时刻就要斩断过去的牵绊只管往前走。我的态度一如往常，Erik最终放下戒备。不知他出于什么动机，提议凌晨2点起床，4点出发。我和Sarah都忍不住笑起来。这瞬间拉回到两年前的场景，Paul也曾力图变革日程，奈何每次天气都不配合。想要在一天内里程和睡眠双丰收是不可能的，我们各有一次睡过头，被对方摇着帐篷叫醒。作为有自尊心的远征者，为了保证按时起床，已经在争分夺秒地睡觉了，如果放任自流，一觉睡上半天不成问题。24小时之内没什么优化空间，“理想”的一天至少需要28小时。也许Paul和Erik的战略思想是先把我的体能拉爆，再等我主动降低强度。
连续几天太阳在南回归线附近，天气稳定，晴朗微风。我又穿得和出发时一样少，Sarah第一次脱掉硬壳，Erik的软壳拉链经常打开。21日特别热，我带的1.7升水到了下午三四点就喝光了，喉咙干到冒烟，嘴唇黏在一起，有时等不到休息就地大把吃雪。自从甩给我负重，他俩似乎忘记了职责，每天结伴走在前面，把我越落越远。最初是500多米，到了22日这天，相距超过900米，这已经大大超过安全距离，若是突遇变天，铁定失散。晚上我把汽油全部还回去，告诉Erik：“你替我拖过30公斤，13公里，我用5公斤117公里偿还了。从现在起，做好你分内的事。”
连续几日急于追赶，右脚底像拉伤似的肿痛，可能是靴子开胶导致受寒的后遗症，扶他林效果不佳，我开始服用止痛片。
他俩对圣诞节没有执念，我们很快达成一致，拿到6号补给便休整一日。23日和24日不时阴云笼罩，早晨防风绳上挂着冰晶，雪面覆盖着一层细密的波点。25日这天行进到下午3点，突然间出现一大片平整的硬雪，一道纹路都没有，这种情况我和Sarah从未在南极遇到过。这段路程非常梦幻，像是份礼物。甚至有那么一瞬，我偷偷地想着：也许南极打算接纳我，不再赶我走了。直到26日上午我们才走出这片广阔的硬雪，当晚拿到6号补给。此时海拔2837米，距离难抵极约696公里。虽然太阳刚刚离开南回归线，但气温已经稳定地低于-30℃，雪像散沙一样，粒粒分明，完全失去黏性。摩擦力更大，拖雪橇更辛苦。唯一的好处是行进时声音低沉，不像硬壳雪那样嘎吱作响，发出噪音。
休息日我睡到自然醒，一觉就是13个小时，剩下的时间用来修理和发邮件。脱臼的拇指一直没好利索，右手不能吃力，行进全靠左手撑雪杖，雪托被压碎有一阵子了。Erik曾用金属丝和胶水修复过，和之前一样，胶水失效，只撑过一天再次开裂。我从帐篷防潮垫上剪下一角，卷在雪托的位置，用封装晚餐袋的强力胶带固定。尽管Erik早就不耐烦了，我还是要求他再次帮我粘补气垫。
比起装备，损伤更严重的是我自己。水泡是最轻微的问题，带来的刺痛远不及右脚底的拉伤，几天过去不见好转，有时止痛片必须日服两粒。10个手指开裂，4个脚指甲松动，靠胶布固定。上次远征结束后脚指甲脱落两个，这次可能撑不到完成。因为右手不灵便，一次扎营挖雪块时控制不住铁锹反弹，把嘴唇、下巴砍出一串3个伤口。嘴上的慢慢愈合了，下巴上的被围脖反复摩擦，虽然一直外用消炎药，感染却越来越严重。
没有哪天轻松，不过行程已完成大半，统计进度令人愉悦，胜利的天平终于开始向我们倾斜。但我始终牢记Paul的告诫——不要高兴得太早，谨防功亏一篑。晚饭时间比平时充裕，Erik想知道我行进中都在想些什么。这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考虑片刻，我讲了个故事，那是一部名叫《含泪活着》的纪录片。1989年，一个上海底层家庭，男人举债去日本打黑工，身兼数职，一干就是15年。偿还债务，支持女儿留学美国成为妇科医生。15年间只和家人借转机见过两面：第八年时女儿出国，第十三年时妻子去美国探亲。最终一家三口互相扶持，经过两代人的不懈奋斗，打破壁垒，彻底改变了家族命运。故事结束，帐篷里沉默了很久。
Erik问：“现在中国还有这样的事吗？”
“不，时代不同了。”
又过了一会儿，他深吸口气：“我理解不了，完全理解不了。”
“这就是中国人，我们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28日起再次进入爬升阶段。初期很缓和，每天上升几十米，雪脊区域性地密集出现，体积越来越大。上次远征难以应对的地形，我这次通过时没那么困难。记得从南极点返航途中，我期待鸟瞰成片大如卡车的雪脊将何等壮观，意外地发现不过是一道道斑驳的灰影，没有任何特别。此时身处南极腹地，茫茫雪原，一望无边，会想到生命的脆弱、无常。长途跋涉久了，有时产生幻觉，好像是坐在悬崖边上，从空中俯视自己。地上那个小人儿和无数道灰影一样没什么特别，她的艰难、痛苦、挣扎都很渺小。个子不高，腿也不长，走得那么慢，为什么她要到这里来呢？不具备任何生物学优势，基因无法给出的答案，只能由meme[7]来回答。从已知的科学视角来看，人类是在没有特定目标的宇宙演化中随机产生的，生命完全没有意义。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基因，但是可以选择meme，由此赋予人生意义。社交媒体推波助澜网络meme的传播，演绎着新时代的“娱乐至死”。广为流传的meme通常只能带来即时满足。拨开层层叠叠绚烂的泡沫，会发现沉在下面的meme中有一小部分以延迟满足作为被选择的回报。人脑中能够匹配的文化结构是选择的基础，这把一个举步维艰的小人儿和那些灰影区别开，她相信每一步，相信每一米，相信可以定义自己的人生，主宰自己的命运。
2019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加时到11小时，完成了30.44公里，给新年打下个好基础。晚饭时上演了一出滑稽戏。Erik盛好饭没留神，错把他的碗当成我的递过来，Sarah显然不知道他的秘密，在我反应之前先嚷着拿错了。结果非常尴尬，Erik想给我盛稀的，自己捞干的，碗装反了，唯有自认倒霉。这情况我早注意到了，只要不危害远征，就随他去吧，耍小聪明得逞会让他感觉良好。但Erik吃个哑巴亏心有不甘，给我冲泡速食粥时克扣大半。又做贼心虚，第二天晚饭时多次试探我的反应。这不是我第一次察觉到异常。在得到俄罗斯人的馈赠时，我的粥突然变稠。平日里Sarah冲泡时每次都差不多，遇到Erik“调整”分量时，我就把压缩饼干泡在速食粥里补足热量，从未给他难堪。这个年轻人不知道，偷鸡摸狗比起明火执仗还差得远。
Erik隔三岔五就会出点儿幺蛾子，至少他现在还不明白这次远征机会有多珍贵。有一天他自言自语：“要是走不完，全家人得怎么看我啊。”我知道说的是Sarah一家，那个瞬间觉得他有点儿可怜。
但不管怎样，幸亏没有祭出“最后一招”。
出发前我反复权衡，制订了两套计划：方案一正在执行；方案二是在关键节点放弃尽可能多的负重，包括焚烧我的帐篷，收集灰烬。尽管焚烧仍属于禁止行为，但远比丢弃垃圾负责，极端状况下可接受。
南极大陆上的冰盖始于渐新世末[8]，至少在距今500万年前就具备目前的规模。平均厚度2000—2500米，最厚处4000多米，占世界淡水总量的七成。冰盖在重力作用下不断运动，从内陆中间缓慢地向四周推动，最终会流入海洋。因此排泄物可以留下，塑料垃圾必须完全清运。
在严重受阻的6天里，在因Sarah规划失误被迫带病赶路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摆脱掉四五公斤，情况将会改观。但烧掉帐篷也是自断退路，不管发生任何矛盾，将无处回避，无法缓冲。和Paul激烈交锋后帐篷里令人窒息的感受仍历历在目。经验告诉我，远征不是靠数字的简单计算就可以完成。人心难测，只能逼迫自己，不可强求他人。Erik需要个背着我发牢骚的地方。是“孤山”阻隔了一切人间风暴。
行进
持续翻越山丘，在起起伏伏中尽全力爬升
[1]海伦·瑞迪（1941—2020），澳大利亚歌手。代表作《我是女人》，成为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口号。
[2]Douglas DC-3，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研制的一种固定翼螺旋桨驱动的客机。它的飞行速度和距离改变了20 世纪30 年代和40 年代的航空运输业。它对航空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持久影响使它成为最重要的运输飞机之一。
[3]夸里，巴西境内亚马孙地区的自治市，该地治安恶化，犯罪高发。
[4]英国物理学家约翰·丁达尔（John Tyndall，1820—1893） 首先发现和研究了这一现象：在光的传播过程中，光线照射到粒子时，如粒子大于入射光波长很多倍，则发生光的反射；如果粒子小于入射光波长，则发生光的散射，这时观察到的是光波环绕微粒而向其四周放射的光，称为散射光或乳光。丁达尔现象就是光的散射现象或乳光现象。——编者注
[5]日本画家葛饰北斋于19 世纪初期创作的一幅彩色浮世绘版画作品。“神奈川”是地名，“冲”指海域，“浪里”指被海浪裹挟的船只。——编者注
[6]一期一会（いちごいちえ）是日本茶道用语。意思是“在有生之年的唯一机缘”。——编者注
[7]meme，在文化传播时和基因在遗传中作用类似的东西。
[8]渐新世（Oligocene）是地质时代中古近纪（Paleogene）的最后一个主要分期，大约开始于3400 万年前，终于2300 万年前。——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