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病理学中的一个新概念：错误
在我们的《论文》中，我们比较了疾病的本体论概念（在其中，疾病被描述为与健康在本质上是相对立的）和实证主义概念（它以定量的方式从正常状态推演而来）。当疾病被看作是一种邪恶，治疗就被重新估定了价值。当疾病被看作是一种不足或者过量时，治疗就包括一种补偿。我们反对贝尔纳关于疾病的概念，举出了黑酸尿综合征等疾病的存在。它的症状绝不可能从正常的状态发展而来，其过程——酪氨酸的不完全代谢——与正常的过程没有任何数量上的关系。[59]今天，必须承认，即便在当时，我们的观点也可能通过广泛的例子的支撑，比如考虑白化病和胱氨酸尿症，而变得更牢固。
自1909年以来，这些代谢疾病，由于它们在某种中间环节阻碍了反应，被给予了“新陈代谢的内在错误”这样耸人听闻的名字。这是阿奇博尔德·加洛德（Archibald Garrod）创造的一个术语。[60]遗传的生化障碍，这些遗传疾病不能够在出生的时候就表现出来，而是在时间进程和某个时机中出现，比如人体中淀粉酶的缺乏（葡萄糖-6-磷酸酶脱氢酶）并不会表现出任何障碍，只要主体的饮食中没有豆类或者没有使用奎宁来抗击疟疾。50年来，医学只认识到了几种这样的疾病，而且，它们可以被认为是很稀有的。这解释了为什么新陈代谢的天生错误在我们进行医学研究时的病理学中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概念。今天，遗传的生化疾病大约有一百种。某些特别恼人的疾病，如苯酮尿症、苯丙酮酸性精神幼稚症等，其识别和治疗都为继续从遗传的角度解释这些疾病提供了希望的基础。零星发生的或地方性的疾病比如甲状腺肿的病原学，在关于遗传性质在生化方面的非正常的研究的帮助下，得到了修正。[61]因而，我们可以想象，尽管严格来说，新陈代谢的天生错误这个概念还没有变成一个通用的概念，但它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常用的概念。从形态病理学语言借用来的“非正常”“损伤”这些术语，被引入到了生化现象的领域中。[62]
一开始，遗传的生化错误这一概念停留于比喻的精巧。今天，它建立在类比的坚实基础上。鉴于氨基酸和高分子生物化学的基本概念是从信息理论中借用的概念，比如编码或者信息，顺序的负面是颠倒，有序的负面是混乱，用一种安排来取代另一种，就成了错误。健康是基因的和酶的正确。生病就是变错，变错，不是错误的支票或者错误的朋友这个意义上的错，而是扭折（faux pli）或者错误的节奏这个意义上的错误。既然酶是一种中介并为基因引导细胞内蛋白质的合成提供了场所，而且，既然这种引导和监督功能所必需的信息刻在DNA分子的染色体层面上，这种信息必须被作为一种信息，从分子传递到细胞质，而且在那里必须被翻译，因此，构成将要合成的蛋白质的氨基酸被再次生产，被复制。但是，不管模式如何，不涉及到任何可能的错误的解释是不存在的。一种氨基酸取代另一种氨基酸，通过对指令的误解而造成混乱。比如，就镰状细胞性贫血（也就是由氧气压力降低造成的收缩而呈镰刀状的血红细胞）而言，血红素是非正常的，因为在球蛋白的氨基酸链条上，缬氨酸替代了谷氨酸。
把错误这一概念引入病理学，就它已经给人类对待疾病的态度带来的变化而言，以及它在知识和它的对象之间所建立的关系而言，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非常有诱惑力的，是去谴责对思想和自然的识别，去抗议把思想的步骤归因于自然，抗议错误是判断的特征，以及自然可以作为证据但不能作为判断，等等。很明显，每一件事的发生，事实上，就像生物化学家或者遗传学家把他们作为生物化学家或遗传学家的知识归于遗传因素一样，就像酶被认为知道或者必须知道某些反应（化学分析根据这些反应来分析它们的行为，而且，在某些场合或者某些时间里，可以忽略它们中的某一个或者误读它们的陈述）。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信息理论不应该被驳倒，而且它关心知识本身，也关心它的对象，即物质或者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了解就是获得信息，学习就是解码。因此，在生命的错误和思想的错误之间，在给予信息的错误和获得信息的错误之间，并没有区别。前者提供了后者的钥匙。从哲学的观点看，这是一个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问题，当然，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和当代的传输技术没有被混淆的情况下。[63]
在某些方面，在机体成分的生化构成中，这种关于错误的观念同样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畸形是自然的错误。它是一个物质方面的错误。如果在当代的分子病理学中，错误造成了形式的缺点，遗传的生化错误总是被看成一种微观的不正常，一种微观的畸形。正如某些先天的形态上的非正常，被解释为胚胎在本可以正常度过的某个发育阶段的一种安置，某些新陈代谢的错误就像一系列化学反应的中断或者暂停。
在这样的一种疾病观念中，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如果在被看成一个整体的机体的层面上，它表现为与环境的搏斗，那么，它仍然停留在组织的根基上，在这个层面上，仍然仅仅保留着线性的特征，而且，从这里开始的，不是生物的统治，而是生物的秩序。疾病不是一个人的崩塌，不是让一个人屈服的进攻，而是以微分子形式出现的一种原始的缺陷。如果，在原则上，组织是一种语言，那么，在基因上决定的疾病，不是一种诅咒，而是一种误解。对血红素，存在着错误的解读，就像对手稿有错误的解读一样。然而，在这里，我们所处理的语言不是从任何一张口中说出的，我们所处理的书写不是任何一只手写下的。因而，在缺陷背后不存在任何的恶意。生病就是变坏，但不是像坏孩子那样的坏，而是像贫穷的土地那样。疾病不再与个体的责任有关；不会再指责轻率的行为或者过度的行为，甚至不会有集体责任，比如在流行病中。作为生物，我们是生命繁殖法则的结果，作为病人，我们是一切的混合，比如爱、机遇等的结果。所有这一切使我们显得独一无二，正如有人说我们是来自于孟德尔式的（mendélienne）遗传的罐子里取出的蛋时，很多时候有人会写出这样的文字来安慰我们那样。独一无二，当然，但有时候结果却很糟糕。如果它仅仅是一个因为缺乏肝醛缩酶而造成的果糖代谢错误的问题，那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64]如果它是一个由于球蛋白合成的缺乏而造成的血友病，那就严重得多了。必须指出，如果涉及的是根据J.勒热纳（J.Lejeune）所说的决定了蒙古症的三体变异的色氨酸代谢错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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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这个术语，比疾病或痛苦这两个术语更少地调动情感性，然而是错误地调动，如果错误真的是失败的根源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把理论上的幻觉引入病理学词汇，或许会让某些人希望，这是一种向负面的生命价值的合理性的迈进。事实上，当实现了对错误的根除后，它是不可逆的，而治愈一种疾病有时候会向另一种疾病打开大门，因此就有了“对治疗来说很危险的疾病”这种似是而非的话。[65]
然而，可以这么认为，先天的有机错误绝不是一种保证。我们需要很多的澄清和勇气，才能够不偏向于这样一种疾病观念，即在其中，个体的负罪感仍然存在于对疾病的解释中。这种解释把因果律散布到了家族基因组中，散布到了继承人不能够拒绝的遗产中，因为遗产和继承人合为一体了。然而，最终，必须承认，关于错误的观念，就像病理学的概念一样，具有多义性。如果一开始它在一种形式的混乱中，是一个关于真相的错误，它被认为是生存的困难、痛苦或者某人的死亡所激发的研究的结论。就对死亡、痛苦以及生存的困难，也就是医学存在的理由的拒绝而言，酶的阅读错误，被那个把它作为一种行为的错误而不是行为者的错误来承受的人所经历。总之，使用这个词来指逻辑上的错误，并不能够成功地把焦虑的痕迹从医学语义学中祛除。这种焦虑，伴随着一种我们必须以一种原始的非正常性来考虑的观念。
把一个医学副本发展为遗传错误是合适的这种观念并不那么让人信服，当它被作为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愿望的时候。根据定义，一种治疗不能够结束不是这场事故的结果的那些东西。遗传并不是物质的现代名字。我们可以想象，通过不停地把对某项功能的运作来说不可或缺的反应（反应的不完整的链条由它发展而来）的产物加诸于机体上，有可能消除新陈代谢的错误效果。这正是在苯丙酮尿性智力发育不全中所成功地完成的事情。但是，补偿机体的生命缺陷，只会造成一种悲哀的解决。对异端的真正解决，就是灭绝。最终，为什么不梦想寻找一种异质的基因，梦想一种对基因的深究？而在等待过程中，为什么不剥夺可疑的公种畜在所有的肚子里留下生命种子的自由？我们知道，这些梦想不仅仅是具有不同的哲学信念的生物学家的梦想，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然而，在做这样的梦时，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与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更美好的世界接壤。有病的个体、他们特有的疾病，以及他们的医生，都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一个自然人口群的生活，被描述成彩票箱。由生命科学所代表的管理人员们，其任务在于，在玩家们被允许从箱子里抽出号码来填到自己的卡片上之前，确定号码的规则。在这个梦想的开头，我们有一个宏大的抱负，即分担无辜的和弱小的生物所承担的创造生命的错误的重担。最终，有了基因警察，藏在基因科学中。虽然如此，也绝不能得出结论说一个人必须尊重基因的“放任自流，畅行无阻”，而只能记住这样的医学认识，即梦想绝对的治疗，就是梦想比疾病更糟糕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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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内在的化学异常造成的疾病有很多种类，没有一种会传播。如果不是这样，身体的智慧这一概念就会无关紧要。对此，人们会回答说，组织的错误与机体的智慧，即组织的结果并不矛盾。曾经的目的论的情况，也是今天的组织的情况。为了反对目的论，一个人总是提起生命的失败、机体的不和谐，或者生物种群微观的和宏观的天敌。但是，如果这些事实代表了对真正的、本体论的目的论的反对，它们就反对支持一种可能的、可操作的目的论的言论。如果存在着一种完美的、精巧的目的论，机体内的一致关系构成的系统，目的论的概念作为一个概念，作为一种生活的规划和思考模式就毫无意义，就因为在可能的组织和真实的组织之间所有的不一致并不在的情况下，就不会有思想的基础，不会有思考的基础。目的论的思想表现了生命的目的论的局限。如果这个概念有某种意义，那是因为它是关于某种意义的概念，关于一个可能的、没有得到保证的组织的概念。
事实上，关于生化疾病的稀有性的解释，在于这样的事实中，即遗传的新陈代谢的非正常，总是作为未激活的趋势隐藏着。在没有偶然地与生命环境的构成因素相遇的情况下，或者在那种生命竞争的效果缺席的情况下，这些非正常可以被它们的承载者忽略。正如并不是所有的病原性细菌决定了任何环境下的任何个体的感染一样，因而，并不是所有的生化性的损伤就是某个人的疾病。在某些生态环境中，有时它们甚至让所谓的受益者拥有某种优势。在人身上，比如，葡萄糖-6-磷酸酶脱氢酶只有当抗疟疾的药物（奎宁）被用在美国的黑人身上时，才会被检测到。据亨利·佩基尼奥（Henri Péquignot）博士所说：“当我们研究某种遗传的酶病在黑人中如何得以留存时，我们发现，这些人的状态是如此之好，以至于感染了这种‘疾病’的人，对疟疾有着特别的抵抗力。他们在黑非洲的祖先，与那些不健康的人相比，是‘正常的’，因为他们能够抵抗疟疾，而别的人却因此而死去。”[66]
某些先天的生化错误，从机体与环境的关系中，获得了它们偶然的病态值，就像某种过失或者错误，如弗洛伊德所说，从与环境的关系中获得了作为某种症状的价值。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是在谨慎地通过正常和病态与适应现象的简单关系来定义这两个术语。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这一观念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得到了不太恰当的扩展，以至于它们（即便是在生物学中）也只能在非常具有批判精神的情况下采用。用适应来对正常进行心理-社会的定义，意味着关于社会的这样一种观念，即在不知不觉中错误地把社会看得与环境相似，即与一个决定论的系统相似，然而这个系统是一个包含着各种限制的系统，它在个体与它发生关系前，就已经包含了对这些关系的性质进行衡量的集体标准。用社会不适应来定义非正常，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样的观念，即个体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社会的现实，因而，必须让自己适应它，就像适应某种同时也是一件好事的现实那样。由于我们第一章的结论，对我们来说，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定义，而不会被指责为安那其主义，似乎是很合理的。如果社会是各种手段糟糕组合的总体，那么，它们就没有权力用工具性的从属（它们在适应的名义下抬高了这种从属的价值）态度来定义正常性。在根本上，适应这个概念，在被移用到心理学和社会学后，又返回到了最初的意义上。它是一个描述技术活动的普遍概念。人类调整自己的工具，并间接地调整自己的器官和行为，以适应这种物质，或者那种环境。从这一概念被引入19世纪的生物学那一刻起，它就保留了在引入领域中所具有的外在性关系方面的意义，一种机体和环境相对立的意义。这一概念由此被认为在理论上源于两条互相颠倒的原则，目的论和机械论。根据第一条原则，人类调整自己，以便寻求功能上的满足；根据另一条原则，人类在机械的、物理-化学的、或者生物学的（生物圈中的其他生命）秩序的必然性的影响下调整自己。在第一种解释中，适应是一种方案，能够解决以最佳的方式建立环境与生物需求的事实数据库的问题；而在第二种解释中，适应表达了一种平衡状态，其最低的界限划定了机体的最差状态，即死亡的危险。但是在两种理论中，环境被都认为是一种物理事实，而不是生物学事实，被认为是一种已经建立的事实，而不是一种将要建立的事实。然而，如果机体-环境的关系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生物学活动的效果，被认为是在寻找一种处境，让生物接受，而不是服从满足其需求的那些影响和性质，那么，生物所处的环境就是它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是以它们为中心的。在这个意义上，机体不是被抛掷到了一个它必须服从的环境中，而是它构造了环境，而且同时，它发展了自己作为一个机体所具有的能力。[67]
对处于技术-经济群体中心的人类所特有的环境和生活模式来说，情况尤其如此。这种环境的特征，在具体的地理环境中，更多地是由人类所选择的活动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它们所接受的活动所决定的。在这些条件下，正常与非正常，不是由两方面独立的原因，即机体和环境的相遇所决定的，而是由机体在限定和构造自己的经验和活动，即所谓的环境时所能够使用的能量的数量所决定的。然而，你也许会问，衡量这种能量的数量的方法在哪里？除了在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中外，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找到。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通过选择其活动模式而建立了自己的标准。一个长跑选手的标准，不是短跑者的标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年龄和以前的标准来改变自己的标准。退役的短跑运动员的标准不再是他当冠军时的标准。安全范围的不断缩小引起了对来自环境的侵犯的抵抗临界点的降低，这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是与年龄增长的生物学规则相适应的。一个老人的标准，在这个人刚成年时被认为是不足的。这种关于标准在个体和时间方面的相对性的认识，不是对多样性的质疑，而是对多样性的包容。在1943年的文集中，我们把“标准化”称为在临界环境中挑战通常标准的生物学能力，并提出通过机体危机（它被新生理秩序的建立所克服）的严重程度来衡量健康程度。[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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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医学的诞生》这部让人赞叹、动容的著作中，米歇尔·福柯表明了比沙怎样让“医学观察围绕自身”进行，以从死亡那里寻求关于生命的说明。[69]我们并非生理学家，不大敢相信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让疾病来解释健康。很明显，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以不再隐藏我们最终在亨利·佩基尼奥博士那里发现我们先前的抱负是可以理解的时所产生的兴奋：“在过去，有些人试图建立一门关于正常的科学，却又不从被作为直接条件的病态开始，最终全部遭到了荒谬的失败。”[70]由于我们对以上所分析的事实非常信服，即对生命的认识，像对社会的认识一样，假定了违反规则对规则性的优先性，我们将通过勾勒出一门关于正常人的矛盾的病理学，通过指出关于生物学正常性的意识包含着与疾病的关系，包含着把疾病作为这种意识所承认和需要的唯一标准来进行的利用，来结束这些关于正常和病态的思考。
正常人的疾病，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不会是这样的意思，即只有正常人能生病，就像只有文盲能变聪明一样。也不会是这样的意思，即轻微的事件扰乱了平等和平衡状态（但又没有改变它），这些轻微事件包括：感冒、头痛、疹子、疝气，所有不具有症状价值的事件，所有没有警告的警报。正常人的疾病，应该是指从正常状态的持续中产生的障碍，在正常不可破坏的统一性中产生的障碍，以及在消除疾病的过程中产生的疾病，在与疾病几乎不相容的状况中产生的疾病。必须承认，正常人只知道自己处于所有人都不正常的世界中，从而，他知道他容易染上疾病，正如一个好的驾驶员知道他可能让他的船只搁浅，正如一个有礼貌的人知道他可能会“失态”。正常人感到自己的身体可能失灵，然而又体验到了击退失灵的意外事件的确定性。在疾病状态下，正常人就是那些确信能够在自己的身上抓住那些在另一个身体中可能已经结束的东西。因此，为了能让正常人可以相信自己是正常的，并能自称是正常的，他所需要的就不是关于疾病的想象的滋味，而是疾病投下的阴影。
长期在一个有病人的世界里却不生病，会带来一种不自在。而如果这不是因为一个人比疾病更强大或者比其他人更强壮，而仅仅是因为时机还未显现，那又如何呢？而最终，当这个时机真的到来，一个人表现得很虚弱，和其他人一样毫无防备，或者更加没有防备，那又该如何呢？由此在正常人身上出现了一种总是保持正常的焦虑，一种对疾病的需要，以便来检验自己的健康（即把疾病作为一种证据），一种对疾病的无意的寻求，一种对疾病的挑衅。正常人的疾病就是在他自己的生物学自信中出现了某种裂缝。
我们对病理学的勾勒很明显是一种假想。它所取代的分析可以在柏拉图的帮助下很快得以重建。“在我看来，医生治病有错误，你是不是正因为他看错了病称他为医生？或如会计师算账有错，你是不是在他算错了账的时候，正因为他算错了账才称他为会计师呢？不是的。这是一种马虎的说法，他们有错误，我们也称他们为某医生、某会计或某作家。实际上，如果名副其实，他们都是不得有错的。严格来讲——你是喜欢严格的——艺术家也好，手艺人也好，都是不能有错的。须知，知识不够才犯错误。错误到什么程度，他和自己的称号就不相称到什么程度。”[71]让我们把以上关于医生的话用在他的客户身上。我们可以说，健康人在健康的时候，不会生病。没有一个健康人会生病，因为只有在他的健康离弃了他的情况下，他才会生病，当然，他也因此不是健康的了。所谓的健康人由此并非是健康的。他的健康，就是他在最初的裂缝出现时挽回的一种平衡。疾病的威胁是健康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