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康吉莱姆的科学哲学：认识论和科学史》引言[11]
［法］ 路易·阿尔都塞 吴志峰 译
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乔治·康吉莱姆的著作。康吉莱姆是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巴黎大学科学史研究所主任，在哲学界和科学界大名鼎鼎，所有对认识论和科学史的新探索感兴趣的人都知道他。他的名字和著作不久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关注。由朗之万[12]创办的杂志接受法国第一篇深入研究康吉莱姆的文章，这很合理。
认识论（或科学哲学），科学史，它们并不是新学科。为什么要谈到新的探索呢？对于一个历史悠久、已经有了许多重要著作成果的思考领域来说，能指望有什么样的根本创新呢？每一位科学家，只要有一点点好奇心，难道不是都会对自己所从事的那门科学的历史感兴趣吗？每一位科学家难道不是都会（哪怕以一种简单的形式）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的难题、概念和方法的存在理由，向自己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提出一些哲学的（认识论的）问题吗？对于每一门科学来说，不是已经存在一些杰出的、非常博学的著作吗？比如那些创作了近20年以来最伟大的数学著作、署名为布尔巴基[13]的数学家们本人，难道不是通过他们的全部著作，致力于为所有那些难题的解决提供一种预先的历史注释吗？至于科学哲学，可以追根溯源到哲学：从柏拉图到胡塞尔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间还有笛卡儿主义哲学、18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康德和黑格尔，还有马克思。科学哲学绝不仅仅是哲学诸多部分中的一个部分：它还是哲学的本质部分。因为至少从笛卡儿开始，科学、现有的各门科学[14]（先是笛卡儿的数学、然后是18世纪的物理学、19世纪的生物学和历史学、然后是自那以后的数学、物理学、数理逻辑和历史学），就成了一切哲学思考的指南和典范。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继承了这份遗产中最优秀的部分：它要求一种在深层的统一中相互映照的科学史理论和认识论。
今天，正好是这种统一成为难题、变得困难。很少有著作，无论是科学史著作还是认识论著作，给我们提出这种统一。更常见的情况是，历史学家通过讲述一系列的发现，或更好一点，通过讲述一系列的理论（以证明它们的进步，表明每一种理论如何回答了一些先前理论难以解决的难题，等等），来讲述关于某门科学的“故事”[15]。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暗示，科学的进步或“历史”，要么取决于各种发现的偶然性，要么取决于给先前还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提供答案的必然性。科学史家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们表明，他们为自己制造了历史，他们谈的是关于历史的某种观念（很少说出来，但却是事实）：要么是偶然的历史观（一系列偶然的、天才的发现），要么是逻辑的历史观。我用逻辑一词，指的是蜕变，意思是指一切科学进步要通过解答那些在该科学前一阶段还没有被回答的问题而取得，因而相反，拒绝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一些完全不同的问题，就很少能取得科学的真正进步。刚才说到的这两种历史观（偶然的和逻辑的），都是唯心主义的。我们在18世纪百科全书派那里，在达朗贝尔、狄德罗、孔多塞和他们学生那里，可以找到这两种观念最纯粹的例证，它们在今天仍然普遍地被接受。
实际上，流传最广的科学史，常常只不过是简单的科学编年史。或相反，只不过是各种（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编年史，它们在各门科学的发展中寻找所需之物，通过它们的“例子”，为这些哲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辩护。同样，自笛卡儿以来的现代批判理性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的本质部分，也即这种哲学献给科学的很大一部分，更经常地只不过是以某门科学的结构为例子，利用这门科学的一些难题，来为那些提出和保卫整个唯心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论点进行辩护。
近些年以来，在明确的理论形势的作用下，旧的科学史观念和科学哲学（认识论）观念重新受到质疑。这个形势就是，从真正的科学难题出发，从不同但又相对集中的难题性出发而提出来的一些理论问题相遇了。也就是马克思-列宁、胡塞尔、黑格尔，甚至尼采（对于懂得历史“诡计”的人来说，这虽然矛盾，但却又真实），还有所有那些来源于语言学模型在今天的有效性的理论问题相遇了。一些新道路已经被开创了，在认识论方面，是由卡瓦耶斯、加斯东·巴什拉和儒勒·维耶曼[16]开创的，在科学史方面，是由乔治·康吉莱姆和米歇尔·福柯开创的。
这些探索的第一个创新，在于一个根本性的、然而直到当时为止经常被忽视的要求：即谨小慎微地尊重真正的科学现实。新的认识论专家很像“脚踏实地”的人种学家：他们近距离地观察科学，拒绝谈论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拒绝谈论仅仅通过二手、三手（不幸的是，布伦士维格就是这样），或从外面即从远距离所了解的东西。这种对诚实的简单要求，对所谈论的现实进行面对面的科学认识的要求，使经典的认识论难题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认识论专家已经完全发现，科学中的事情根本不像人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发生，尤其不像许多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发生。
这些探索的第二个创新，在于另一个根本性的要求：即把简单的历史编年或历史哲学（即一种关于历史、历史的进步、理性的进步等等的意识形态观念）当成历史，不可能是合法的。这里仍然是那些研究历史的新历史学家在脚踏实地。他们通过大量的探索工作，对真正历史的现实本身，进行了深入细节的研究。（他们之所以要进行大量的探索工作，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利用确实不为人知的资料，那是他们的前辈因不能利用其为自己的论证服务而拒绝了的资料，是因其与官方真理相矛盾而被官方遗忘、埋没了的资料。）同样是他们，发现历史中的事情也不像人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发生。马克思在他自己的时代，就对被大家认为是历史中最“科学的”部分，即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做了同样的实验，——当然也对关于历史的意识形态观念，对历史“发动机”的观念，对经济、政治、思想各自作用的观念做了同样的实验。新的科学史家——他们有时候不会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康吉莱姆对马克思很熟悉，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的都是别的大师，从孔德[17]到卡瓦耶斯和巴什拉）——在自己的探索工作中，也做了同样的实验。这些实验开始把自己结果呈现给我们了。
这是一些重要的结果：它们正在给关于认识论和历史的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的传统旧观念带来巨大变化。
第一个结果：区分科学工作的真正现实和对这种现实的自发的“实证主义的”阐释（应该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来理解“实证主义的”这个词，它与孔德用来给自己关于人类历史和科学史的唯心主义观念命名的“实证主义”[18]有一定的区别）。科学不再表现为是对某个人们可能发现或揭示的赤裸裸的既定真理的简单确认，而是知识的生产（它有自己的历史），这种生产被一些复杂的要素统治着，它们包括各种理论、概念、方法，和把这些不同的要素有机联系起来的多重的内在关系。认识一门科学的真正工作，就意味着认识这整个复杂的有机总体。
第二个结果：这种知识意味着另一种知识，即关于真正的生成[19]的知识：理论-概念-方法的有机总体及其结果（科学的发现和成就）的历史知识（那些结果会通过修改其形状和结构逐步自己融合为一个整体）。由此，历史，科学的真实历史，表现为与任何认识论是不可分的，表现为认识论的基本条件。但是，这些研究者所发现的历史，也是一种新历史，它没有了先前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外观，它首先放弃了关于机械的进步（达朗贝尔、狄德罗、孔多塞等人的累加式进步）或辩证的进步（黑格尔、胡塞尔、布伦士维格）——连续的、没有断裂、没有矛盾、没有倒退也没有跃进的进步——的唯心主义旧图式。出现了一种新历史，即科学理性生成的历史，但它抛弃了安慰人的唯心主义的过分简化。这种过分的简化认为，就像善行从来不会落空，总会得到好报一样，科学问题绝不可能一直没有答案，而是总会找到自己的答案。这个现实有点过于出于想象了，实际上存在着一些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那是想象中的问题，不与真正的难题相对应；存在着一些想象中的答案，它使自己避开了的真正难题没有了真实的答案；存在着一些自称为科学的科学，其实只不过是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诈骗；存在着一些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却通过一些悖论的相遇，带来了一些真正的发现（就像两种不同的物体碰撞时迸发出火花一样）。由此，历史的全部复杂的现实，通过其所有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开始在关于科学史的智慧本身中发挥作用。巴什拉、康吉莱姆和福柯的著作已经为此作出了证明。
在这些有时候特别令人惊讶的结果（乔治·康吉莱姆就这样令人惊讶地证明了，在历史上，反射理论不是像大家纯粹为了辩护的需要所认为的那样，从17世纪的机械论意识形态中产生，而是从活力论意识形态中产生的）面前，有可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它们会让我们陷入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这个错误虽源于一个轻率的判断，但其后果却很严重。事实上，这种新的认识论和作为其基础的新科学史，是真正理性地把握其对象的科学形式。虽然理性主义过去可能是唯心主义的，但它在自己选择的旧领域也可能产生某种转变，从而走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对此感到惊讶或不安的，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半个世纪之前，早就在那些谁都说得出来的著作中指出了这一点。
【注释】
[1]《生命：经验与科学》（La vie：l'expérience et la science）一文原为福柯为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英文版所写的导言（Introduction），本文根据Carolyn Fawcett英译《正常与病态》（On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Boston，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8：7-24）中的导言译出。——译注
[2]丰特奈尔，《科学院史序言》（Prefaceàl'Histoire de l'Academie），vol.6，“Oeuvres”edition，1790：73-74.康吉莱姆在《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à l'Histoire des Sciences，vol.1，Paris，1970：7-8）中引用了这篇文章。
[3]关于这一主题，参见康吉莱姆的《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理性》（Idéologie et rationalitédans l'histoire des sciences de la vie），Paris，1977：21.
[4]参见康吉莱姆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Études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Paris，1968：77.
[5]康吉莱姆再次重提了Florkin在《生物化学史》（History of Biochemistry，Amsterdam，1972-1975）中所处理的例子。
[6]《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理性》，14.
[7]关于认识论和历史的关系，特别可以参见《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理性》的导论，11-29.
[8]《研究》（Études），239.
[9]康吉莱姆，《生命的知识》（La connaissance de la vie），第2版，Paris，1965：88.
[10]参见康吉莱姆的《17、18世纪反射观念的形成》（La formation du concept de réflexe aux XVIIeet XVIIIesiècles，Paris，1955）。
[11]本文最初以皮埃尔·马舍雷的《乔治·康吉莱姆的科学哲学：认识论和科学史》一文“引言”的形式置于马舍雷的文章前，刊发于《思想》杂志第113期（1964年1-2月号），后收入“《思想》文存”之“阿尔都塞卷”（Les dossiers de La Pensée：Louis Althusser，Le Temps des Cerises，2006）。——译注
[12]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1872-1946），法国物理学家，1888年和1893年先后考入巴黎物理和化学高等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09年任法兰西学院教授，1934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是《思想》杂志的创办人之一。——译注
[13]布尔巴基（Bourbaki）是个虚构的人物，使用这个名字的是20世纪的一批法国数学家，最初的成员都来自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们的目的是在集合论的基础上，用最具严格性、最一般的方式来重写整个数学的基础。以这个名字出版的著作有《数学原本》。——译注
[14]这里第一个“科学”原文为单数，第二个“科学”原文为复数。——译注
[15]这里的“故事”原文为带引号的“历史”（histoire），同时“讲述故事”（raconter l'histoire）在法语中还有“编故事”（欺骗人）的意思。——译注
[16]儒勒·维耶曼（Jules Vuillemin，1920-2001），与阿尔都塞同级（1939）；长期任法兰西学院认识哲学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曾与阿尔都塞有过很多讨论。——译注
[17]乔治·康吉莱姆不会反对奥古斯特·孔德这段令人钦佩的话：“……事实上，不仅仅是每门科学中被人们用教条的秩序分隔开的各个部分，同时在发展，相互之间没有影响——这使得人们倾向于优先考虑历史的秩序——；而且在总体上，在人类精神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我们又看到，不同的科学事实上同时在促进彼此的完善；甚至看到科学的进步和艺术的进步通过数不清的互相影响而彼此依赖。最终，一切都与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根宏大的链条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为了能有效地概括出一种科学的理论，精神就要考虑到某种与它没有任何理性联系的艺术的完善，或甚至是社会组织方面的某种特殊进步（没有它就不可能有这种发现）。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大量例证中看到这一点。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对人类的历史进行直接而全面的研究，才能认识每门科学真正的历史，即这门科学所包括的各种发现的真正形式。因此，迄今为止所收集到的与天文学、医学、数学的历史有关的一切文献，无论多么珍贵，都只能被当作材料来看待。”参见奥古斯特·孔德，《实证主义哲学教程》第二讲，Gouhier，Aubier，115.
[18]这里的“实证主义的”和“实证主义”对应的原文分别是“positiviste”“positivisme”。——译注
[19]“生成”的原文为“devenir”，即“变成、成为”的意思。——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