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2025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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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2011年秋，陕西师范大学的赵文师兄和陈越老师邀请我翻译康吉莱姆的《正常与病态》一书。当时，我还处在毕业后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离开生活了七年的燕园，每天都醒在陌生的地方，大部分时间又没完没了地纠缠于各种琐事中，而最为无奈的，是眼睁睁地看着昔日朝夕相处的师友循着各自的人生轨迹日渐疏远。每每夜深人静，伴随着秒针的滴答，我才发现，一种“流放”的苦闷和寂寞，像铅一般慢慢地灌进了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在这种状态下，一接到邀请，我二话没说便答应了。

就翻译而言，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译者从自己长期的研究领域中选择感兴趣的并认为有价值的对象进行翻译。而今，很多译者却“仅习其语而不能通其学”（张之洞《劝学篇·广译》），使得翻译被降低为一种纯体力劳动。译者从思想和学术前沿消失，退化为勤务兵。而我自己，因为才疏学浅，也未能免俗，常常为自己和翻译对象之间的“包办婚姻”苦恼和惶恐不安。迄今为止，我一共翻译了四本书和一些文章。每一次的机缘都各不相同，有的是因为无法回绝的盛情，有的是因为想表现自己而冒险，有的是因为想获取相关知识。很多时候，所面对的都是陌生的翻译对象。这使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也因此一次次决定知难而退洗手不干。然而，这一次接到邀请，我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尽管我对康吉莱姆的印象，仅限于杜小真编选的《福柯集》中所收入的《正常与病态》的序言，以及林志明译《古典时代疯狂史》导言中的三言两语（林译其名为巩居廉）。作为一个业余的思想爱好者，我倒是读过一些福柯的著作，但对他的老师康吉莱姆，我的了解就这么多。因此，我肯定不能算是此书最合适的译者。接受此项翻译任务，对我来说，完全是出于私心：这项高强度的精神劳动，对苦闷迷茫中的我来说，是一场及时的救赎。对康吉莱姆的逐渐了解、阅读、理解和翻译，伴随着我这几年的迷茫和挣扎，因此对我有着特别的意义。

乔治·康吉莱姆，1904年6月4日生于法国南部奥德省（Aude）的卡斯特诺达里（Castelnaudary）。他在巴黎的亨利四世中学（Lycée Henri-IV）完成了中学学业，并在那里受到了著名哲学家埃米尔·沙蒂耶（Émile Chartier，又名阿兰［Alain］）的影响。1927年，康吉莱姆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学习，同学中有让·卡瓦耶斯、让-保罗·萨特、雷蒙·阿隆等人。1927年，他获得了哲学会考文凭，随后辗转于查尔维尔（Charleville）、阿尔比（Albi）、杜埃（Douai）、瓦朗西纳（Valenciennes）、贝济耶（Béziers）和图卢兹（Toulouse）等地，担任中学或大学教师，并开始学习医学。后来，他又到克莱蒙费朗接替卡瓦耶斯担任哲学教师。同时，作为医学博士生，他和卡瓦耶斯，以及著名的抵抗运动英雄埃马纽埃尔·达斯蒂耶·德·拉·维热里（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签署了第一份抵抗运动宣言《解放》（«Libération»）。1941年，康吉莱姆获得任命，担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师。两年后，他的论文《关于正常和病态的几个问题的论文》（Essai sur quelqu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通过了答辩。这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当时，在战乱中流亡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正寄居于克莱蒙费朗大学校园。就在他答辩的这一年，盖世太保占领了学校。康吉莱姆在卡瓦耶斯的帮助下成功逃脱（后者不幸被捕，后被枪杀），并参与了奥弗涅（Auvergne）的抵抗运动，担任抵抗运动领袖亨利·安格兰（Henry Ingrand）的助手，后又成为联合抵抗运动理事会成员。1944年，他还在克莱蒙费朗南部的穆谢山（Mont Mouchet）参加了战斗，并开办了野战医院。1948年，他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总监察官。1953年，他接替老师加斯东·巴什拉，出任索邦大学教授和科学史研究所（l'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主任，直至1971年。在这些年里，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如帕特里克·沃迪（Patrick Vauday）、弗郎索瓦·达高涅（François Dagognet）、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多米尼克·勒库特（Dominique Lecourt）、卡米耶·利摩日（Camille Limoges）、何塞·卡巴尼斯（JoséCabanis）、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让·斯瓦热尔斯基（Jean Svagelski）、让-彼埃尔·波登（Jean-Pierre Bourdon）等。我们已经知道，康吉莱姆就是福柯的论文《癫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疯狂史》（Folie et déraison，histoire de la folieàl'âge classique）的指导老师。1987年，康吉莱姆被授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金质奖章。1995年9月11日，康吉莱姆逝世于马里勒鲁瓦（Marly-le-Roi），享年91岁。2002年，巴黎第七大学创办了生命科学与医学的历史、哲学研究中心，并以康吉莱姆的名字命名（Centre Georges Canguilhem），以纪念他在科学史和认识论方面的杰出成就。

康吉莱姆的学术兴趣，集中在科学史（尤其是生物学史和医学史）和认识论上。他的主要著作有：《关于正常和病态的几个问题的论文》（1943，1966年增补为《正常与病态》）、《生命的知识》（La connaissance de la vie，1952）、《17、18世纪反射观念的形成》（La formation du concept de réflex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1955）、《从发展到19世纪的进化》（Du développementàl'évolution au XIX siècle，1962）、《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Études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1968）、《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理性》（Idéologie et rationalitédans l'histoire des sciences de la vie，1977）、《健康：普通概念，哲学问题》（La santé，concept vulgaire et question philosophique，1988）。这其中，以前两部最为重要。

在法国，长期以来，人们对哲学的兴趣，总是包含在数学或者物理学中，而生物学则被忽略了。与之相比，在德国，生物哲学则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康吉莱姆的研究，填补了法国思想史的空白。他进入医学研究领域，不是为了献身于某一门具体的学科，而是把医学作为深入人类具体问题的一种途径。对他来说，医学包含着他所关心的问题（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正常与病态的关系）的有关信息和材料。他的研究，就是要利用医学信息来修正并革新某些方法论观念。^[1]《关于正常和病态的几个问题的论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在本书的一开始，康吉莱姆就质疑了19世纪学者们的方法论。在他们那里，病态现象与相应的正常现象具有同一性，前者仅仅是后者的量变。布鲁塞就认为，非正常即是刺激的过量。原因的量变可能导致结果的质变。孔德和贝尔纳将这一观念推向了成熟。孔德将之运用到了社会学和心理学上，并对后世哲学产生了影响。而贝尔纳的影响，则主要在医学层面上。康吉莱姆认为，量变的连续性并不能完全消除健康与疾病之间的异质性，性质上的差异在表现上仍然是极端的。由此，他从观念史的角度考察了正常、非正常以及与之相关的疾病、标准、平均等概念。拉朗德认为，正常是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来自于生命本身，而不是病态或生物学。而非正常并非疾病。疾病，是在时间中，根据病人本身的情况来定义的。而非正常是在空间中定义的，无需参照病人的情况。人们很难确定非正常什么时候会显现出来。最后，康吉莱姆将这一问题落实在了认识结构上，区分了生理学和病理学，并特别指出：“客观的病理学是不存在的。结构和行为可以被客观地描述，但是，它们不能够按照某些纯客观的标准条款而被称作‘病态的’。客观地说，如果没有有正面的或者负面的生命价值，人们所能定义的就只有变化或者差异。”由此，康吉莱姆揭示了科学知识被制度化的过程。而本书第二部分，即康吉莱姆在20世纪60年代的思考，有人认为并不是很成功，但显示出了他把生物学方面的思考推及到社会机体上的努力。^[2]

在后来的《生命的知识》中，康吉莱姆从生物学方法、细胞理论发展史以及哲学与生物学的关系三个方面，通过考察生物作为一门科学的建立过程，继续了正常与病态的话题。康吉莱姆首先考察了动物生物学实验中的方法，并指出了其认识论上的障碍，比如，特性（spécificité），在同一物种中，由一个变种（variété）推及到另一个变种是很困难的，由一个物种推及到另一个物种也是很困难的，最终由动物推及到人类也是很困难的。康吉莱姆主张通过历史的追溯来更好地理解科学观念，而不应该通过类比法。他认为，布冯的原子论和奥肯的自然哲学都预见了细胞理论的诞生。这两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承认生物世界具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建立在一个特有的原则之上，并以“细胞”来命名。对康吉莱姆来说，自然世界的统一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并不是直接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这表明，我们是先入为主地建立了一种形而上学，由此来确定我们理解事物的方法。由此，他的考察进入了哲学层面。康吉莱姆陈述了生命动力的独特性，而对活力论展开了批评。他认为，活力论是一种机械决定论。它把生物置于生化平衡的机械结构中，从而无法解释这些生物的独特性和生命的复杂性（对活力论的批评，在《17、18世纪反射观念的形成》中还在继续）。由此，他探讨了通过生命与其所处的环境的关系来理解生命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讨论了正常与病态的问题。他指出，从生命与环境的关系而言，对正常的生命来说合适的东西，对变异了的生命就不一定合适。对个体环境的适应，是健康的基本前提。活着并不仅仅是要让自己生长并保存自己，而是要面对风险并战胜它们。“正常”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而是对现实和生命的适应。这样，关于生命的正常与病态的问题，再次被从物理-化学的机械性层面挽救了回来，恢复了其社会性维度。

1955年出版的《17、18世纪反射观念的形成》，也是康吉莱姆博士论文的延展。在这本书中，他考察了反射这一概念在17、18世纪形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人类针对神经系统和肌肉系统的关系进行了首次实验，并最终形成了动物非自主运动的理论。反射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笛卡儿关于不自主运动的机械论。17世纪，意大利的医疗力学（iatromechanics）学派的桑托里奥（Sanctorius）等人批判了笛卡儿的“动物元气”说，提出了一种机械论的反射运动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运动的产生，是由推动肌肉运动的硬脑膜和神经分泌液共同完成的。英国人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则把神经看作是一种独特的器官，而大脑是信息交换的中心。威利斯的观念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康吉莱姆的研究，不是要为科学发现或者科学思想提供具体数据，而是通过追溯反射观念的形成，清楚地呈现人们对笛卡儿的机械论观念的批判。

《从发展到19世纪的进化》《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两本书都是多年来发表于各处的论文散篇的合集。前者收入了9篇文章，讨论了沃尔夫、孔德、斯宾塞、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生物学理论，展现了发展和进化这两种观念形成的过程。《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的写作跨度长达20年，涉及的话题有规训（discipline）、科学史研究的意义、语言与交流等等话题。

《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理性》考察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生物学理论中的使用，也就是它们的政治、社会方面的意图。为此，康吉莱姆提出了“科学意识形态”（idéologie scientifique）这个概念。所谓科学意识形态，类似于一种元科学（proto-science），即一种不成熟的科学，它以某门现有的科学为范式，而且，因为不能够根据对象的特殊性来认识它，它的基础是不太确定的，而且采用的是笼统的方法。

从《正常与病态》到《生命的知识》，一直到后来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理性》，康吉莱姆的科学史研究都明确地向着社会和历史维度敞开，但他并不是要从科学中寻找一种价值来取代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价值，而是不停地思考着如何理解人以及我们的文明的问题。^[3]正如他自己所说：“科学史不是一门科学，它的对象也不是科学的对象。从更有操作性的意义上说，科学史这个术语，是哲学认识论不那么自然的功能之一。”^[4]

正如有人所说，要认识莎士比亚，需要先认识他同时代的马洛及其他不知名的剧作家。而同样，要理解福柯，也最好是从阅读我们不那么知晓的康吉莱姆开始。为了便于阅读，本书还附录了两篇文章，供读者参考。其一是福柯为1978年Reidel出版公司的英文版撰写的导言。另外一篇是阿尔都塞为皮埃尔·马舍雷的《乔治·康吉莱姆的科学哲学：认识论和科学史》一文撰写的引言，由吴志峰兄由法文译出。

本书的翻译，是在我这两年多来身心的不安定中断断续续地完成的。在此，我首先要向西北大学出版社的任洁编辑表示感谢和歉意。我一次次无理由地推迟交稿，给她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在译稿完成后，吴志峰兄不辞辛劳，为我校订译稿，修订了许多错讹之处。在此，我要向吴志峰兄表示特别的感谢。当然，本书的一切错漏，均由我负责。

我不知不觉地走上学术翻译的道路，离不开很多师友的信任和提携。为此，我要向陈越老师、薛毅老师、刘皓明老师、姜涛老师、吴敏老师、赵文师兄、冷霜师兄、张雅秋师姐等表示感谢。我的长兄李祖德时刻关注着本书的翻译。从小到大，每有困难，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多年来，为了我的成长，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翻译过程中，阳祝云给了我许多的帮助和鼓励，让我转身背对黑暗和荒芜时，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地平静柔和。

李春

2014年4月16日于成都

【注释】

[1]Lagache Daniel，《乔治·康吉莱姆的〈正常与病态〉》（«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 d'après M.Georges Canguilhem»）.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51.4，1946：355-370.

[2]Maulitz Russell，《关于乔治·康吉莱姆的〈正常与病态〉》（«On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by Georges Canguilhem»），Isis Vol.71，No.4，1980年12月：674.

[3]Jean-Jacques Salomon，《乔治·康吉莱姆或现代性》（«Georges Canguilhem ou la modernité»），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90.1，1985：52-62.

[4]乔治·康吉莱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Études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序言，Paris，Vrinédit，1968：23.

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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