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的时代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更加具体化，面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要求，政党和国家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履职能力与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的时代背景。学界对此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朱光磊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中国新治理观》中提出，新职能观是中国新治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该文更是将政府职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结合在一起，全面阐释了新职能观的时代发展需要。作者提出，新时代政府职能转变更加注重“实践”层面的需求，中央关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表述的重要变化，是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需要，对科学认识政府职能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有利于对政府职能转变实践作可操作性研究。^[1]例如，首次区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两个层面的职责，第一次将公共服务列在地方政府职责的首位等等，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实践层面对于政府发展理论的中国话语场景的创新。

2017年《中国政府职能论：基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战略思考》的出版，给予政府职能转变更加宏观的理论架构。该书从政府职能的产生入手，围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将历史与现实高度结合，在纵贯中西方的比较研究过程中，高度关注当前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存在的问题，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辩证分界中，提出了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存在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政府职能转变需要倚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市场发展的不完善实质上限制了政府职能转变的选择；另一方面，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对于高能政府高度依赖，但是政府失灵同时并存，这些都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实践挑战。^[2]因此，作者在对策方面，给予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新的目标设定，将政府职能转变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结合起来，刷新了政府职能转变研究的时代背景设置。(https://www.daowen.com)

吕同舟在《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逻辑与过程逻辑：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中提出，政府职能转变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相关。^[3]一方面，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方式的变革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兼顾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的政府职能转变，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突破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遵循着“国家职能→政府职能→政府职责→职责体系”的过程逻辑。这两个方面在改革内容和发展脉络上具有内在关联，并统一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场域中。基于此，下一步改革应当聚焦治理方式变革和治理能力提升，重点把握三项原则：一是要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动态均衡中调整职能边界；二是要将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工具的应用创新有机统一起来；三是要打破自发形成的职责结构模式，推动职责体系重塑。作者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背景限定，突出了新时代政府职能转变的崭新方向和历史选择。

包雅钧认为，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职能转变成为关键点。^[4]作者在总结十八大以来政府职能转变改革进展与成效时，通过调研发现，尽管新一轮政府职能转变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政府取消和下放大量行政审批事项，注重规范审批，事中、事后监管开始成为政府履职的重心，在地方大部门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政府行政方式注重法治化、规范化、集约化、信息化、问责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得到重视并初步发挥威力。在实践层面，仍存在取消和下放权力含金量不高、大量保留审批事项缺乏规范、信息共享困难等问题。这折射出改革决策尚不够科学民主、改革缺乏系统性和协同性、改革价值取向未达成共识以及政府部门利益难以破除等深层次问题。政府职能转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与政府职能之间的有效衔接，将是相关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