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政审批改革为龙头的“放管服”改革需要摆脱数量思维，提升改革获得感
“放管服”改革是中国在两化叠加的社会进程中构筑的“三维一体”综合改革模式。这是针对中国特有的政府发展道路做出的政府改革的战略转型。“放管服”的改革，一方面，进一步厘清了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和公民的权力边界，特别是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上的连续出击，全面实现了政府职能的市场转变；另一方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是政府履责重点的战略转移，这与当前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趋势高度一致。但是，由于政府行政审批改革“数量控制思维”的存在，导致政府职能转变遇到了一些制度性的瓶颈。
第一，简政放权的改革，很多取消的行政许可，是以取消的方式废除滞后的法律法规。换言之，很多权力的下放，并不一定是地方政府或者企业需要的。在实践过程中已经被实践突破的审批，最终被政府取消，实质上是一种以取消许可的方式认可现存管理方式合法性的政府行为。以行政审批改革优化当前的制度建设，政府有进步，但是社会获得感不强。(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当前“放管服”改革导致“谨慎性”审批大量出现，“避责行为”成为基层政府官员的一大潜在选择。由于当前党政问责的力度增强，同时借助于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问责也较之前更加精准，基层政府官员的合理“避责”以各种各样的“乱作为”“不作为”和“程序作为”表现出来。近年来，地方政府创新实践缺乏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作为改革的副产品大量出现。今后的研究需要更加重视问责与避责之间的内在逻辑，合理刺激基层政府官员的公共利益驱动，增强民众的改革获得感。
第三，“放管服”改革力度之大、之快，导致基层政府和监管部门无人、无能力在短时间内有效承担起下放的很多事项。例如，在城市建设规划审批领域，很多原本由市级政府承担的职责，直接下放给下一级政府，接手的部门由简单的政策二传手变成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其角色转化比较困难。尽管制度健全，但是没有长期实践工作经验和精准的培训，很难在短时间内掌握审批要领。尤其是监管部门，由之前的二线机关变为主要的市场监管部门，一时间行政文化中的“懒政不追责”难以克服。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监管需要人力、物力和技术的精准配置，才能更好地体现政府监管的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