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报告要点
报告对2017年度全国县级及其以上的行政区划调整情况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改革和研究工作进行了展望。报告要点总结如下:
1.城镇化与行政区划的双向互动关系构成了新时代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基本线索。一方面,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促使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面对近年来城市人口不断扩张,建设用地减少,公共资源不足等压力,各地纷纷利用行政区划这一治理模式来破解城市发展困境,以实现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目标。虽然,近年来的县级政权行政区划调整热潮主要得益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但仍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和普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假性城镇化”现象比较突出;因增设市辖区引发的市县矛盾较多;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管理的现实需要等基础性因素,在一些情况下依然需要让位于行政级别等因素。
2.2017年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相较于过去几年,既有相同之处,但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第一,撤县(市)设区依然是调整的主导类型;第二,撤县设市有所增加,当前县级市的内涵逻辑以及发展环境等已发生深刻转变,尤其是县级市的空间布局特征正在发生明显变化,设置重心由东部沿海转向内陆地区;第三,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的总体数量下降明显。
3.总体来看,在2017年的相关研究中,相关研究依然主要围绕城镇化背景下的行政区划调整实践、行政区划与社会经济发展、行政区划理论与实践等几个线索展开,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实践的色彩十分突出。具体来看,已有研究中既包括诸如行政区划理论研究、城镇化与行政区划调整的互动关系、行政区划与区域协同治理与发展等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行政区划问题的成果,也包括县级政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动因及成效、基层行政区划调整与政权建设等主要从中、微观层面探讨行政区划改革问题的成果。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政治、社会风险、社会舆情问题等层面,探讨了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外溢效应。
4.近年来,围绕大中城市空间规模所展开的撤县(市)设区和市辖区合并重组等调整形式,已成为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的主导类型。相较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近年来我国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在政策目标方面呈现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强烈的发展主义导向,希望通过调整集聚、优化资源配置,扩展和整合城市空间结构,推进区域城镇化进程和协同发展。报告分析发现:城市的类型和等级会对市辖区调整政策目标的实现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区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以及具体调整类型的前提下,对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应然导向进行分类考察。进一步展开来看,对于撤县(市)设区,应侧重从城市发展的最优规模、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定位等因素进行考察;对于城市连续建成区内的市辖区合并重组行为,则应侧重从城市政府管理的整体性特点、城市连续建成区的空间规模等因素进行考察。具体的政策建议反映为四个方面:继续推动大城市撤县(市)设区、允许而非鼓励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市辖区进行必要的合并重组、适度控制中小城市撤县(市)设区、严格控制中小城市的市辖区合并重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注释】
[1]魏后凯,白联磊.中国城市市辖区设置和发展评价研究[J].开发研究,2015(01):1-7.
[2]江勇,杨晓光,胡庆钢.基于新型城镇化视角的大城市市辖区城镇化优化策略研究[J].上海城市规划,2014(06):110-116.
[3]洪振华.市辖区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08):31-32.
[4]批复的主要内容包括:撤销那曲地区和那曲县,设立地级那曲市。那曲市设立色尼区,以原那曲县的行政区域为色尼区的行政区域。那曲市辖原那曲地区的聂荣县、安多县、巴青县、索县、比如县、嘉黎县、尼玛县、班戈县、申扎县、双湖县和新设立的色尼区。
[5]批复的主要内容包括:同意山西省人民政府驻地由太原市杏花岭区府东街101号迁至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30号。
[6]叶林,杨宇泽.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三重逻辑:一个研究述评[J].公共行政评论,2017(04):158-178,196.
[7]宫蒲光.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做好新时代行政区划工作[J].中国民政,2017(24):8-9.
[8]林拓,王世晨.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行政区划重构逻辑[J].社会科学,2017(07):3-10.
[9]熊竞,胡德,何文举,陈美玲.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行政区划重构逻辑[J].城市发展研究,2017(12):54-60
[10]范毅,冯奎.行政区划调整与城镇化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06):66-73.
[11]朱建华,陈曦,戚伟,陈田.行政区划调整的城镇化效应以江苏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7(04):76-83.
[12]孟延春,谷浩.中国四大板块区域城镇化路径分析:以县(市)行政区划调整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7(10):54-60.
[13]吴金群,付如霞.整合与分散:区域治理中的行政区划改革[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01):145-154.
[14]陈小卉,钟睿.跨界协调规划:区域治理的新探索——基于江苏的实证[J].城市规划,2017(09):24-29,57.
[15]罗玉波,张静.山东省行政区划调整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2):36-40.
[16]陈刚,李潇.行政区划调整与重庆市经济发展的再检验:基于劳动生产率视角的分析[J].中国经济问题,2017(04):40-51.
[17]孟祥林.雄安新区设立背景下京津冀行政区划调整问题分析——兼论“大保定”的发展困境与对策[J].保定学院学报,2017(04):7-16.
[18]柳拯,汤恒,吴国生等.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实施效果——对重庆市撤县改区的调研报告[J].理论视野,2017(06):74-78.(https://www.daowen.com)
[19]刘志慧.撤县设区:现状·问题·对策[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7(02):164-168.
[20]赵彪,周成,庄良.近年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空间变动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7(09):1-6.
[21]范楠楠,虞阳.重启县级市设置:深层难题及其治理策略[J].社会科学,2017(07):11-17.
[22]宣卫红,戴军,苑惠丽.南京市“撤县并区”的城镇空间作用力分析[J].现代城市研究,2017(02):125-128
[23]叶初升,高洁.行政区划调整的经济绩效——来自县改区的证据[J].广西社会科学,2017(01):61-68
[24]耿艳芳.“撤市设区”与经济关系的协调[J].经济研究导刊,2017(02):31-33,47.
[25]游士兵,祝培标.行政区划改革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02):79-83.
[26]韦欣.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对企业进入的影响[J].现代管理科学,2017(05):76-78.
[27]刘天乔,饶映雪.县市政区规模设置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J].湖北社会科学,2017(06):52-59.
[28]李金龙,闫倩倩.我国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中的激进现象及其消弭[J].甘肃社会科学,2017(6):52-59.
[29]黄建红,颜佳华.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与政府职能转变的互动逻辑[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145-151.
[30]刘海燕,卢道典,宋国庆.上海大都市郊区乡镇发展分化与行政区划调整研究[J].小城镇建设,2017(06):29-34.
[31]顾皓,杨熙宇,冯波.大城市空间拓展及行政区划重组对融合地区小城镇的影响——以洪泽撤县设区背景下的黄集街道为例[J].现代城市,2017(03):4-9.
[32]谢宝剑.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风险分析——基于制度性风险理论的视角[J].行政论坛,2017(03):80-85.
[33]章芹弟.行政区划调整背后的舆情传播特点分析——以“安庆市枞阳县划归铜陵市”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7(22):122.
[34]董里,涂锦.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理论与改革,2008(03):145-147.
[35]林家彬.我国“城市病”的体制性成因与对策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2(03):16-22.
[36]皮亚彬,薄文广,何力武.城市区位、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化路径[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03):59-65.
[37]赵聚军.职能导向论:市辖区建制调整的逻辑导向研究[J].行政论坛,2012(06):36-40.
[38]颜昌武.我国市辖区政府间竞争:制度环境与策略选择[J].社会主义研究,2008(05):90-94.
[39]朱光磊,王雪丽.市辖区体制改革初探[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4):1-9.
[40]孙久文,原倩.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比较和演进重点[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05):1-11.
[41]唐为,王媛.行政区划调整与人口城市化:来自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5(09):72-85.
[42]刘君德.论中国建制市的多模式发展与渐进式转换战略[J].江汉论坛,2014(03):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