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统筹为中心突破编制困局将是工作重心
编制不仅是党和政府重要的执政资源，也是城市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赖以生存的基础性资源。因此，在现有的财政局限与编制纪律下，如何高效地解决编制问题，将是提高城市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工作重心。
1.城市政府编制管理问题的主要矛盾
从城市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实践情况来看，编制管理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变化，在思路上厘清这个主要矛盾是提高城市政府编制管理水平的观念基础。党的十八大以前，编制管理的主要矛盾表现在编制总量过大与深化政府职责转变之间的矛盾。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坚持了长期以来以“精简”为主要原则的改革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深入，编制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逐渐显性化，编制管理的主要矛盾也逐渐表现为编制结构不合理与深化政府职责转变之间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抓住编制管理的主要矛盾，提出了“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从“严控”到“统筹”的转变意味着，党和政府在编制管理改革上的重心逐渐由“控量”向“提质”转变，这也是党和政府以编制管理推动政府职责转变的新思路。
以“统筹”为中心就要处理好“严控”与“统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统筹”必须以“严控”为基础。当前，编制总量过大与深化政府职责转变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财政负担沉重、行政成本偏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等编制总量过大造成的问题较为突出。只有在这些问题得到较好解决的基础上，“统筹”才能收到实效。因此，以“统筹”为中心绝不是否定“严控”，而是要进一步深化“严控”，强化编制总量的刚性约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编制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与精细化。另一方面，从“严控”到“统筹”是改革重心的转移。以“统筹”为中心不是否定“严控”，但也明确了改革的重心将从“控制总量”向“调整结构”转变。(https://www.daowen.com)
2.协调好“编制过剩”与“编制不足”的关系
在实践上协调好“编制过剩”与“编制不足”的关系是落实“统筹”思路的关键。中国编制总量过大是编制管理的基本背景。但是，在这个基本背景下，却依然存在“编制过剩”与“编制不足”的基本矛盾，这是编制结构不合理的直接表现。这个基本矛盾可以从三个角度解析。第一，城市内综合管理干部多与基层执行干部少的现象并存。在“职责同构”的背景下，行政任务层层下压、层层加码，但编制分配却是层层递减，加之基层工作任务重、压力大，干部流失问题突出。因此，作为承担具体执行工作的基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面临着“任务重，编制少”的困境。而相较于具体执行而言，从事综合管理的干部则相对偏多，从而被基层干部称为“一个人在干，三个人在管怎么干”。第二，“人多事少”与“人少事多”的并存。各级机构普遍存在“忙闲不均”的问题，有些职责部门任务轻，而编制相对多，而有的机构，例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任务重，而编制数量却难以应付。受限于编制管理的刚性特征，有的机构需要人却没有人，有的部门不需要人却调不走。因此，城市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不得不通大量增加编外人员的方式缓解编制压力，但是，如果不能解决编制的结构性矛盾，编外人员的增加依然会给财政造成负担，还会延伸出“同工不同酬”等后续问题，从而也会对食品安全监管的政策执行构成负面影响。第三，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内部也普遍存在“忙闲不均”现象。在“严控”编制总量的背景下，一些干部由于晋升空间受限，出现了懒政、怠政思想，对待工作“人浮于事”，甚至将一些重要工作随意交由编外人员完成。这种现象在45周岁以上的大龄干部中表现特别突出，从而在编制结构中形成了特殊的“冗员群体”，即在一些机构的机关单位中出现了年轻干部与编外人员忙，而大龄干部闲的“忙闲不均”现象。
由此可见，城市政府执行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的过程中，编制紧缺不完全是编制总量不足造成的，而更多的是编制结构性不合理造成的。解决结构性问题就需要以“统筹”作为破解编制困局的核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