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这就是人生：为什么你和你的iPod终将走向死亡
塞思·库克（Seth Cook）患有一种十分罕见的遗传病，他是目前美国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中最长寿的幸存者。他的头发已经全部掉光，皮肤上布满皱纹，动脉血管也开始硬化。他的关节也因为关节炎而时不时地疼痛。他每天都要服用阿司匹林和血液稀释剂。
而他只有12岁。［1］
塞思患的是早年衰老综合征（Hutchinson-Gilford progeria syndrome，简称HGPS），通常被称为“儿童早老症”或“早衰症”。早老症是一种极端罕见的疾病——在每400万至800万名新生儿中，仅有1例这样的病例。早老症也是一种非常不公平的疾病。“Progeria”一词来源于希腊语，表示“过早衰老”的意思，出生时患有这种疾病的孩子注定将命途多舛。患有早老症的儿童，其身体衰老的速度是正常人衰老速度的10倍。当早老症患者长到大约1岁半的时候，他或她的皮肤就开始起褶皱，头发也开始脱落，心血管疾病，比如动脉硬化，以及像关节炎这样的退行性疾病，很快也会随之而来。大多数的早老症患者通常会在十几岁时死于心脏病发作或者中风，目前还没有早老症患者活过30岁。
早年衰老综合征并不是导致身体老化加速的唯一疾病——但却是最令人心碎的疾病，因为它引起的身体老化的速度是最快的，而且老化过程从出生之日就已经开始了。另有一种早老性疾病叫作“维尔纳综合征”（Werner syndrome），携带这种疾病致病突变的人通常到青春期才会表现出临床症状，因而它有时候也被称为“成人型早老症”。青春期过后，维尔纳综合征患者便开始快速衰老，通常在50岁出头的时候就死于与年龄有关的疾病。维尔纳综合征虽然比早年衰老综合征更为常见，但是它仍然非常罕见，其发病率仅为百万分之一。
由于这些导致快速老化的疾病都太不常见，所以它们一直以来都不是科学家研究的焦点（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被称为“罕见疾病”）。但是随着科学家意识到，他们已经掌握了正常老化过程的线索之后，情况开始有了改观。2003年4月，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已经分离出了导致早老症的突变基因。［2］这一突变发生在负责产生一种叫作lamin A（核纤层蛋白A）的蛋白质的基因上。在正常情况下，lamin A为细胞核膜提供了结构上的支持，而细胞核膜的作用是把基因物质集中在靠近细胞中央的一个区域内，以利于实现其功能。lamin A就好比是支起帐篷的支柱——细胞核膜围绕在它的周围，并由它支撑着。在早老症患者的体内，lamin A是有缺陷的，因此细胞老化的速度要快得多。
2006年，另一组研究人员在lamin A突变与正常人类衰老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研究人员汤姆·米斯特利（TomMisteli）和保拉·斯卡斐蒂（Paola Scaffidi）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报告称，正常老年人的细胞表现出了与早老症患者的细胞相同的缺陷。［3］这一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它第一次证实了，在基因水平上，早老症的加速老化与正常人类的老化过程有关。
这项研究的意义是很深远的。自从达尔文描绘了适应、自然选择和进化的蓝图之后，科学家就一直在为老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争论不休。老化难道只是一种日久磨损的过程，就像是你最喜欢的一件衬衫在穿着多年以后，染上了污渍、破了洞，最终磨损殆尽、不能继续再穿了吗？或者它是进化的产物？换句话说，老化是偶然发生的还是有意而为之？
早老症和其他加速老化的疾病表明，老化是预先设定好的过程，它是程序设计的一部分。想想看，如果单个基因错误能够导致婴儿或者青少年加速老化，那么老化就不仅仅是由一生的经久磨损造成的。早老症基因的存在恰好证明了可能是基因控制了老化过程。当然，这也引出了一个你毫无疑问会想到的问题：我们是按照程序走向死亡的吗？
伦纳德·海弗利克（Leonard Hayflick）是现代老化研究的鼻祖之一。20世纪60年代，他发现（有一个特殊的例外）细胞在死亡之前，通常只会分裂固定的次数。细胞增殖（以分裂的方式进行）的这一极限被称为“海弗利克极限”。人类体细胞分裂次数的极限大约是52～60次。［4］
“海弗利克极限”与位于染色体末端的端粒（telomeres）的丢失有关。细胞每分裂一次，就会丢失一点DNA。为了防止信息丢失造成影响，染色体在它们的两端准备了额外的信息，这些信息就是端粒。
想象一下，现在你的手上有一本手稿需要复印50份，但是金考快印[1]却出其不意地刁难你。他们没有向你收取费用，而是每次复印手稿他们都要拿走最后一页。那么问题就来了——你的手稿有200页，如果每复印一次都将最后一页给他们，那么最后复印的那本手稿就只有150页了，无论谁拿到它都将错过四分之一的故事。不过作为一个高度进化的生物体，你拥有想出聪明的解决方案的天赋：你在手稿的末尾增加了50页空白页，并给金考快印店提供了一本250页的手稿。这样一来，50本复印手稿都将有完整的故事，除非你决定复印第51本，否则你不会丢失有宝贵信息的任何一页。端粒就如同这些空白页；随着细胞的分裂，端粒会不断地缩短，而真正有价值的DNA信息却得到了保护。但是一旦细胞分裂了50～60次，端粒就基本消失了，好的物质也会处于危险之中。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进化出一个限制细胞增殖的极限呢？
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癌症。
如果有一个词汇与“健康”有关，同时还与“恐惧”和“死亡”密切相关，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词会比“癌症”更贴切的了。癌症就如同是生命的死刑判决，在数百万的家庭中，几乎没有人敢大声地说出这两个字；如果有人真的敢说的话，那也只会是窃窃私语。
你或许已经知道，癌症并不是一种特定的疾病，它是以细胞生长失控为特征的一组疾病的统称。事实上，有些癌症是可以治愈的——许多癌症的存活率和完全康复的概率比其他一些常见的疾病，比如心脏病发作和中风都要高。［5］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我们的身体拥有多重防御癌症的机制。有一些特定的基因负责抑制肿瘤的生长，有一些基因负责创建专门的猎人程序来搜寻和摧毁肿瘤细胞，还有一些基因负责修复对抗癌症的基因。细胞甚至拥有“慷慨就义”的机制：当细胞察觉到自己已被感染或受损时，“细胞凋亡”或“程序性细胞死亡”便会发生；或者当其他细胞发现问题时，也会“说服”危险细胞自杀。除此之外，还有“海弗利克极限”。
“海弗利克极限”是对抗癌症的一种强有力的检查机制——如果细胞中的所有物质都出现了问题，并且发生了癌变，“海弗利克极限”就会阻止细胞肆意增殖，基本上在肿瘤细胞真正开始生长之前就可以将其阻断。如果一个细胞在精疲力竭之前只能分裂特定的次数，那么它就不能无限增殖了，对吧？
就细胞本身而言确实如此，可问题是，肿瘤细胞是一群狡猾的小坏蛋，它们披着细胞的外衣却总爱搞一些偷偷摸摸的把戏，其中之一就跟一种叫作“端粒酶”（telomerase）的酶有关系。还记得“海弗利克极限”是通过端粒来实现的——当它们耗尽时，细胞就会死亡或者丧失增殖能力吧？那么，端粒酶又是做什么的呢？它能够延长染色体末端的端粒。在正常人体细胞中，端粒酶的活性被抑制，因此端粒通常会随着细胞的分裂而缩短。但是，肿瘤细胞有时可以将端粒酶的活性重新激活，从而使端粒得到更快的补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遗传信息的丢失就会减少，因为端粒永远不会耗尽。细胞的终止日期被取消了，于是细胞可以永远增殖下去。［6］
肿瘤细胞的成功通常都是借助于端粒酶，超过90%的癌变人类肿瘤细胞都使用了端粒酶。这就是它们变成肿瘤的方式——如果没有端粒酶，肿瘤细胞在分裂50～60次或者可能更多次之后，就会死亡。由于端粒酶可以使“海弗利克极限”短路，所以肿瘤细胞就可以不受约束地增殖，于是便造成了我们熟悉的“生物学浩劫”。更为糟糕的是，那些成功的肿瘤细胞——我们最想让它们自取灭亡的细胞——已经找到了避开“细胞凋亡”或者“程序性细胞死亡”的方法，它们可以忽略非肿瘤细胞在被感染或损害时服从的自杀命令。用生物学术语来讲，这使得肿瘤细胞“永生化”（immortal）了——它们可以无限分裂。科学家目前正在努力完善一项检测端粒酶活性增加的试验，这或许能为医生提供一种强大的新武器，来帮助发现隐藏的肿瘤细胞。
顺便说一下，“海弗利克极限”的另一个例外是当前政治界、医学界和伦理界辩论的“明星”——干细胞。［7］干细胞是“未分化的”细胞，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分化成多种功能细胞。生成抗体的B细胞只能分裂成另一个B细胞，而皮肤细胞也只能产生另一个皮肤细胞，但是干细胞可以产生多种类型的细胞——当然，所有干细胞的母亲都是在你母亲腹中形成你的那个单一的细胞。受精卵（即精子和卵子的结合体）显然必须能够产生各种细胞，否则你就仍然是一个受精卵。干细胞不受“海弗利克极限”的限制——它们也是永生化的。它们利用端粒酶成功修复端粒的方式同某些肿瘤细胞所使用的伎俩如出一辙，这也正是为什么科学家认为干细胞有治愈疾病和缓解痛苦的潜力——它们具有变成任何细胞的潜力，而且它们永远不会精疲力竭。
许多科学家认为，细胞进化出增殖次数限制是预防癌症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海弗利克极限”当然也就意味着妥协，而妥协带来的结果就是老化。一旦细胞达到了极限，就会停止增殖，生命就会走向死亡。
癌症保护和“海弗利克极限”并不是老化机制进化的唯一解释。首先，这并不一定能够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动物，甚至是密切相关的动物会有如此不同的预期寿命。
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在哺乳动物中，除了少数例外，体形大小和预期寿命密切相关。体形越大，寿命越长。（这并不是说你需要跑到冰激凌店把自己吃成个大胖子——物种的自然体积越大，该物种所有成员的平均寿命也就越长，并非是针对某个个体的体积而言。）大型哺乳动物拥有较长的预期寿命，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它们具有卓越的修复DNA的能力。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人类为何能够相对长寿，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这样大型的生物会拥有这些强大的修复机制。［8］
有一种理论认为，预期寿命的缩短与外部威胁的增加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这并不单纯是说被其他物种吃掉的风险会降低动物的预期寿命，当然，尽管它确实如此。一般说来，那些容易被其他物种吃掉的动物，即使它们没有被吃掉，通常也会进化出较短的寿命。如果一个物种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威胁和强大的掠食者，那么它就要面临着更大的进化压力，因而在很小的时候就需要进行繁殖，这样它才会更快地进化到成年期。（较短的寿命自然也就意味着较短的世代间隔时间，这使得物种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化——这对于面临许多环境威胁的物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也是啮齿动物能够相对较快地产生耐毒性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也没有任何真正的进化压力来推动进化出相应的修复机制，以修复那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DNA错误，因为这个物种中的大多数个体并没有足够长的寿命来经历这些错误。举个例子，如果一个iPod你只想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么你就不会购买延长保修期的附加服务。但反过来，如果一个物种在其生存的环境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并且在其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能够不断繁殖，那么它将在修复累积的DNA错误方面获得优势。它存活的时间越长，繁殖的后代也就越多。
我相信程序性老化会给整个物种而不是个体带来进化上的好处。按照这种想法，老化就像是“计划报废”的生物学版本。计划报废是工业上的一种策略，虽然产品制造商们经常会否认这一观念，但是依然会广泛采用：从冰箱到汽车的所有制造商都有意为其产品设计了有限的使用寿命，令产品在被使用了有限的几年之后就报废。这样做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为消费者的利益考虑，另一方面这么做必定会给制造商带来好处。首先，这使得产品可以不断地推陈出新、更新换代。其次，这意味着你需要不断地购买新的产品。几年前，一部分人指控苹果公司在超人气的iPod的开发中采用了计划报废的策略——它们的电池只有18个月左右的寿命，而且无法更换，从而迫使消费者在电池寿命耗尽时不得不购买新型号的产品。（苹果公司如今推出了一个电池更换计划，但它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iPod更换计划——你只需花费少量的费用，苹果公司就会寄给你一部新的或者翻新的iPod。）
而生物上的报废，也就是老化，可能是为了达到两个类似的目的。首先，通过清除旧的型号，老化为新的型号腾出了空间，而其最终的目的是为改变，也就是为进化提供空间。其次，老化可以通过消灭病魔缠身的个体来保护整个群体，防止它们感染下一代。通过交配和繁殖，物种便可以不断地改良和升级。［9］
程序性老化的研究前景为各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性打开了大门。科学家已经在探索将老化机制关闭或者重新开启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益处。肿瘤细胞可以利用端粒酶使自己“永生化”，如果能够使端粒酶在肿瘤细胞中发生短路，那么我们或许能够由此获得一种对抗癌症的强大新武器。
在此之前的一年里，那些首次将与早老症有关的老化过程与正常的老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研究人员也通过研究证明，人类有可能逆转由早老症引起的细胞损伤。他们在实验室中给早老症细胞贴上了一种“分子创可贴”，并且消除了有缺陷的lamin A。一周之后，他们治疗的细胞中有90%以上看起来都恢复了正常。［10］研究人员目前还不能在人体内逆转早老症，但每一种新的尝试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充满希望的一步。这两项研究结合在一起，也并不完全能够带我们通往传说中胡安·庞塞·德莱昂[2]苦苦寻找的“青春之泉”[3]，但它们确实很有意思。正常老年人的程序性细胞老化的过程竟然与早老症细胞的老化过程相似。科学家甚至已经能够在实验室中逆转这些老化过程了。最后这两句话中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老化”和“逆转”——这是很值得我们期待的事情。
说到期待的事情，这本书是关于生命的：我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会按照这样的方式行事？而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将汇集到一个地方，进化的终极实验室——子宫。
恭喜你，你怀孕啦！
在接下来的9个月中，人类数百万年来与疾病、寄生虫、瘟疫、冰期、热浪以及无数其他进化压力的相互作用，更不用说还有一点小浪漫，都将汇集到一起，在遗传信息、细胞增殖、甲基化标记以及种系融合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下，最终才形成了你腹中的“小人儿”。
你和你的伴侣正在导演着进化之舞，将万古的遗传史传递给你们的下一代。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令人振奋的、感人肺腑的过程呀！当你来到医院待产，可能会对周围的环境有些反感，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几乎每一个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因为身体欠安，想要祛除疾病或者摆脱死神的纠缠，而你来到这里却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小生命。
当你在医院的科室位置一览表中搜寻着你要去就诊的科室时，可能会看到如下信息：
心脏内科
内分泌科
消化内科
普通外科
你一扫而过，继续往下浏览：
血液科
感染科
重症监护病房（ICU）
检验科和病理科
终于，“妇产科”映入了你的眼帘，它正好夹在两个“暖人心房”的科室——神经外科和精神科之间。
于是，你便急匆匆地上了楼，被催促着穿上了医院的病号服，然后护士给你输上了静脉点滴。如果你之前因为生病，而不是怀孕来过医院，那么此时此刻你可能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可是，你即将要迎来一个小生命，他们就不能让这件事情变得轻松有趣一些吗？
当然，所有“医疗剧”的上演都是有充分理由的。据联合国估计，2000年有超过50万的母亲死于由怀孕引起的并发症，但是在发达国家这类的死亡人数不足1%。所以，毫无疑问，现代医学已经帮助人类消除了分娩所带来的大部分风险。但是这种治疗手段往往是以疾病为导向的——通常将怀孕看作一种需要防控的风险，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只需从旁协助的进化奇迹。
也许，充分认识人类与疾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将怀孕和分娩变成一种更加安全和更为舒适的体验。如此，我们不得不发问：为什么进化会让人类以现在的方式进行分娩呢？
同我们的那些遗传学上的“表亲”相比，人类的生育风险更高，时间更长，而且似乎也更为痛苦。从根本上说，这可以追溯到两件事情上——纵横字谜游戏和行进乐队。也许并不是纵横字谜游戏和行进乐队本身，而是因为人类具备了两大典型的特征——硕大的大脑和双足直立行走，才使得我们可以做这两件事情。但是说到分娩，这两种特征却是一个颇为棘手的组合。
骨骼发生的适应性的变化使我们能够用双足走路，但同时也改变了人类骨盆的结构——与猴子、猿和黑猩猩的骨盆不同，人类的骨盆通常需要承受整个上半身的重量。（黑猩猩有时也能用两条腿走路，但通常只在携带食物或者蹚水过河和小溪时才会如此。）朝着双足行走的方向进化包括选择一种专门的骨盆，从而使直立行走成为可能——这在真正的进化模式中是一种妥协机制。生物人类学家温达·特里瓦坦（Wenda Trevathan）毕生致力于研究分娩的进化过程，根据她的研究，人类的骨盆在中间部位是“扭曲”的，它开始的时候非常宽，在产道的“入口”处很宽阔，但是往下越来越窄，至“出口”处会对胎儿的颅骨造成挤压。［11］
在人类学会用双足走路之后的数百万年里，我们开始进化出更大的大脑。更大的大脑就需要更大的颅骨。最终（在几百万年之后），产道狭窄的人类女性成功生下了大头颅的人类婴儿。顺便说一下，这正是新生儿的头部非常脆弱的原因之一：颅骨实际上是由多块分离的骨头经颅缝连接起来组成的，这使得它在受到产道挤压时具有一定的伸缩性。新生儿的颅骨尚未发育完全，相邻骨头之间的间隙很宽，直到婴儿大约12个月到18个月大时，这些颅缝才开始闭合，而且直到成年之后才会完全闭合（这比黑猩猩颅缝闭合的时间要晚得多）。
由于大脑袋很难通过狭窄紧绷的产道，所以人类大部分大脑发育都是在出生之后才开始的。当猴子出生时，它们的大脑体积已经是完全成年后的大脑体积的65%以上。但是当人类婴儿出生时，其大脑的体积只有成年人的25%——这也是婴儿在出生后的头3个月如此无助的原因之一，此时他们的大脑正处于快速发育的状态。实际上许多医生将这3个月称为“怀孕的第四个阶段”（英文写作the fourth trimester，即第四个“3个月”）。
最重要的是，人类的产道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形状，所以胎儿必须循着母亲扭曲的产道艰难穿行。当胎儿从母亲的产道露出头时，通常会因为这些扭曲的过程而背对着母亲，这给人类的分娩又增加了一个难度。而黑猩猩和猴子在出生的时候都是面对着它们的母亲。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黑猩猩母亲在分娩的过程中蹲坐着，黑猩猩宝宝从母亲的产道中探出个小脑袋来，小脸面朝着它的母亲，那将是一幅多么温馨恬静、爱意浓浓的画面啊！此时，黑猩猩母亲可以伸手从黑猩猩宝宝的脖子后面轻轻抱住它的小脑袋，以帮助它尽快娩出。而在人类的分娩过程中，母亲却不能那样做（即使她可以蹲着），因为宝宝是背对着她的——如果她试图帮助宝宝娩出，就可能会因为操作不当而给宝宝的脖子或者脊椎造成严重的损伤。特里瓦坦认为，硕大的脑袋、为适应直立行走而专门“设计”的骨盆以及胎儿娩出时背对着母亲，这“三重威胁”导致了人类在分娩中出现了近乎普遍的“相互帮助”的传统。而其他的灵长类动物在分娩时通常会选择独自战斗。(https://www.daowen.com)
如果你暂停片刻，思考一下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关于进化压力的一切，你就会产生困惑：为什么进化会青睐于使繁殖变得更加危险的适应机制呢？但是，进化通常不会这么做，除非它能使生存的机会更有可能超过增加的繁殖风险。例如，如果一种适应机制能够使多达两倍数量的婴儿长大成人、怀孕生子，那么即使有一小部分的婴儿不能在分娩中存活下来，这种冒险也是值得的。
大脑袋是一种巨大的优势，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直立行走呢？为什么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进化呢？为什么我们不是一群聪明的原始人，四脚着地、匍匐爬行到杂货店，或者在树丛中摆荡到图书馆，而要选择在人行道上漫步呢？
显而易见，某种因素促使我们的人类祖先朝着一个与现代黑猩猩或者猿类的祖先不同的方向发生了进化。无论这种因素究竟是什么？它最终引发了一连串进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系列连锁的适应性变化接踵而至。正如一位名叫伊莲·摩根（Elaine Morgan，我们稍后会了解更多有关她的事情）的作家所说：“当我们的祖先进入上新世（Pliocene，大约200万至500万年前的地质时代）时，他们还只是一种没有语言的、毛茸茸的四足动物。但是当他们离开那个时代时，却已经没有了多余的毛发，能够直立行走，并且可以相互交流他们最喜欢哪种香蕉了。”［12］但这还不是全部。除此之外，我们还变得更加肥胖，鼻子也更加突出，鼻孔朝下，而且还丧失了大量的嗅觉。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对于人类从四足行走变为双足行走的原因，传统观点是“稀树草原假说”。这一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之所以放弃黑暗的非洲森林，迁徙到了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上，也许是因为气候变化导致了大规模的环境变化，从而驱使他们做出了这种选择。在森林里，食物品种丰富，各种水果、坚果和叶子一应俱全。但是当他们来到热带稀树草原以后，生活顿时变得艰难起来，所以我们的祖先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来获取食物。于是，男性祖先开始勇敢地在食草动物群中狩猎。如此一来，他们不但需要环视四周、寻找食物或者提防掠食者，而且还要为了食物和水源长途跋涉，这些新的情况组合在一起，使得热带稀树草原上的这些原始人类开始直立行走。与此同时，其他的适应性变化也与新的环境有着类似的相关性：狩猎需要使用工具和相互合作，而相对聪明的类人猿能够制造出更好的工具，找到更好的合作伙伴，因而他们能够活得更长久，同时也能吸引更多的异性，而这一过程就会选择更大的大脑。非洲稀树大草原上阳光强劲毒辣，而那些勇士在户外狂奔、追捕猎物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身体过热致死的危险，所以他们最终脱去了毛发，裸露的皮肤可以帮助他们的身体散热降温。
不管怎样，这只是传统的理论。
但是伊莲·摩根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对于这一理论，她并不买账。摩根是一位多产的威尔士作家，她在30多年前就对进化产生了兴趣。当她读到描述稀树草原理论的书时，就立即产生了怀疑。首先，她不明白为什么与繁殖如此密切相关的进化只会为男性的需求所驱动。“整件事情都集中到了男性的身上，”她回忆道，“这一理论的前提是，作为狩猎者的男性发生进化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我就开始想：‘他们一定是搞错了。’”难道女性和儿童不会对进化造成任何影响吗？当然会有影响！
当摩根提出质疑的时候，“稀树草原假说”在科学界已经深入人心了。就像大多数根深蒂固的理论一样，那些公然挑战它的人通常会遭到漠视或者嘲笑，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伊莲·摩根。毫无疑问，假说中“只有男性驱动进化”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于是摩根着手写了一本书，以揭露这一理论的缺陷。摩根并不想把这本书定位为科学著作，相反，她在书中用一种古老而又高效的利器对狂妄自大的“稀树草原假说”进行了攻击，那就是——常识。
《女人的起源》（The Descent of Woman）一书于1972年出版，书中强烈谴责了“男性的行为是人类进化的驱动力”的观点。人类开始用两条腿走路，这样我们就能比用四条腿走得更快？那好，跟猎豹赛跑你能赢吗？甚至一些速度较慢的四足动物也能跑得比我们快。我们脱去毛发是因为男性在追捕羚羊时太热了？那好，为什么女性的体毛比男性的还少呢？那些在热带稀树草原上奔跑的其他没有毛发的动物又该如何解释呢？没错，这一理论漏洞百出，根本经不起推敲。所有无毛发的哺乳动物都是水栖动物，或者至少喜欢在泥浆里玩耍，比如说河马、大象和非洲疣猪，但是不存在任何一种无毛发的灵长类动物。在写作调研的过程中，摩根偶然接触到了一位名叫艾利斯特·哈代（Alister Hardy）的海洋生物学家的著作。1960年，哈代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我们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进化差异。他认为，一群林地猿被孤立在了现今埃塞俄比亚附近的一个大岛上，它们经常在环礁湖中涉水、游泳、觅食，被迫适应了水栖生活。大约在30年前，当哈代读到伍德·琼斯（Wood Jones）教授写的《人类在哺乳动物中的地位》（Man's Place among the Mammals）一书时萌生了这一想法，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是唯一有皮下脂肪的陆地哺乳动物？当你捏起你家小狗或小猫的毛皮时，你就能感觉得出皮包骨头与皮肤下面附着脂肪的不同。哈代是一名海洋生物学家，他立即联想到了水生哺乳动物，比如河马、海狮和鲸鱼，所有这些动物都有皮下脂肪。他认为只有一个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人类会具有原本只有水栖或者半水栖哺乳动物才具有的特征——人类曾经有过一段水栖或者半水栖的历史。
那就是水猿。
没有人认真对待哈代的理论，甚至都没有人以足够严肃的态度去反驳它，直到伊莲·摩根出现。她对这一理论有着极大的兴趣，到我撰写本书时已经为此出版了5本著作。
摩根建立了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知的“水猿假说”。以下是其核心观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类人猿祖先都生活在水中和水的周围。他们学会了捕鱼，并且在潜水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学会了长时间屏住呼吸。与那些只能适应陆地生活的“表亲”相比，能够同时在陆地和水中生存的能力使他们在躲避掠食者时可以有双重选择——当被豹子追捕时，半水栖猿类可以快速地潜入水中；当被鳄鱼追赶时，他们又能迅速地跑进丛林里。在水中生活的猿类自然会朝着双足直立行走的方向进化——直立使他们在向更深的水域探索时仍然能够保持呼吸，水能够帮助支撑他们的上半身，因而双足也能更轻松地支撑他们的身体。
首先，水猿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和许多其他水栖哺乳动物一样失去了皮毛——可以减少水中活动的阻力，流线型的身体使我们在水中更加自如地活动。其次，这一理论还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的鼻子高挺、鼻孔朝下——这使我们可以潜水。其他唯一有突出鼻子的灵长类动物（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有着与其鼻子的特点很吻合的名字，叫作“长鼻猴”，而它恰好也是一种半水栖动物，能够用两条腿蹚水过河，并且擅长游泳。
最后，水猿理论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会有厚厚的皮下脂肪。就像其他水栖哺乳动物，比如海豚和海豹一样，我们在水下游动时，皮下脂肪可以帮助我们保存热量。人类的婴儿在出生时也比刚出生的黑猩猩或者猴子拥有更多的脂肪。为腹中胎儿提供所有这些多余的脂肪对于母亲来说是一种额外的负担，所以这种进化过程就需要一种合理的解释。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这有助于给婴儿保暖。（还记得棕色脂肪吗？那种通常只能在人类新生儿身上发现的特殊的生热脂肪。）伊莲·摩根认为，除了让婴儿保持温暖以外，多余的脂肪也有助于婴儿在母亲腹中保持漂浮的状态。由于脂肪的密度比肌肉小，所以体内较高比例的脂肪可以增加身体的浮力。
关于半水栖猿的争论还远未结束。大多数的主流人类学家仍然赞同“稀树草原假说”。支持“半水栖猿”的一方与主张“稀树草原”的一方争执不下、相互攻击，如此一来，只会更加激起双方的不满情绪，使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在科学界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中，有一点被大家忽视了，就是“水猿假说”真正主张的观点是什么。它并不是说有一群类人猿主要在水下生活，只是偶尔浮出水面进行换气，就像鲸鱼一样。英国有一位名叫阿尔吉斯·库里乌卡斯（Algis Kuliukas）的电脑程序员在其妻水中分娩之后，阅读了摩根的著作。他很震惊地发现，许多反对摩根理论的学者竟然坦率地承认，人类祖先可能曾经在水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并且这段水栖生活可能影响了人类的进化。既然已经承认了这种可能性，那么他们究竟在大惊小怪些什么呢？
库里乌卡斯意识到，关于这一理论的大部分争论都与人们不太理解这一理论真正主张的观点是什么有关系。他这样写道：
（一些批评者）……从未真正搞懂这一理论到底是什么。他们以为自己弄明白了，但事实上他们的理解是错误的。他们以为这一理论是想告诉我们人类曾经经历了某些几乎变成美人鱼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阶段”，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才会驳斥这一理论，认为它纯属无稽之谈。［13］
因此，库里乌卡斯决定尝试给“水猿假说”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以正视听：
水在人类进化中所起到的自然选择推动作用，要比在我们的猿人表兄弟的进化中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因此，能够更好地适应以水为媒介的运动（如涉水、游泳、潜水）以及更可能以从这些栖息地获得的食物资源为食，便成为人类和其他猿类诸多主要生理差异的最好的阐释。
这样的一个总结听起来很像常识，你不觉得吗？
我们不妨设想，艾利斯特、伊莲和阿尔吉斯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的一些祖先曾经在水中和水域周围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影响了我们的进化。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第一次学会了用双脚站立。这反过来又改变了我们的骨盆，扭曲了产道，使分娩变得更加困难。那么这就意味着，第一次双足分娩可能是半水栖猿类在半水栖的环境中发生的。
然而，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会缺乏对抗双足行走以及由于骨盆形状改变所带来的生殖风险的进化压力。除非，水以某种方式改变了其中的影响因素，并使分娩过程变得更容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多数的进化压力就会倾向于那些水猿从双足直立行走中所获得的优势。
但是，如果水使骨盆开口较小的水猿更容易分娩，那么水不也应该可以让骨盆开口较小的人类更容易分娩呢？
相传第一次医学上的水中分娩发生在19世纪初的法国。当时一名产妇已经阵痛了48个小时以上，接生人员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她分娩，这时一位助产士建议温水浴或许能够帮助产妇放松。据传，这名产妇进入浴缸后不久，宝宝就出生了。
俄罗斯研究人员伊戈尔·塔卡科夫斯基（Igor Tjarkovsky）通常被誉为“现代水中分娩之父”。他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了一种专门用于水中分娩的特殊的水箱，但是直到大约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这一发明才真正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然而，医疗机构的反应并不令人鼓舞。在医学期刊和大众媒体上，医生发表评论说水中分娩很危险，充满了无法让人接受的感染和溺水的风险。直到1999年，伦敦儿童健康研究所的露丝·吉尔伯特（Ruth Gilbert）和帕特·图基（Pat Tookey）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研究报告，他们的研究证明水中分娩至少和常规的分娩方法一样安全，而所有那些对水中分娩悲观绝望的预测大部分都是毫无根据的。
2005年意大利发表的一项研究也证实了水中分娩的安全性，该研究还证明水中分娩具有一些令人惊叹的优势。这些意大利的研究人员对8年间同一个医疗机构的1600例水中分娩的案例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常规分娩的案例进行了对比。［14］
首先，无论是母亲还是新生儿，受感染的概率都没有增加。事实上，水中分娩提供了一种额外的保护措施，可以使新生儿免受吸入性肺炎的感染。婴儿在感觉到扑面而来的空气之前，是不会大口喘气进行呼吸的；当他们在水中的时候，所有哺乳动物都具有的“潜水反射”会使他们屏住呼吸。（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确实会“呼吸”，但他们实际上吸入的是羊水，而不是空气，这也是肺部发育的关键环节。）在常规分娩中，一旦婴儿感觉到面部接触到了空气，就会立刻开始呼吸；如果他们在医生将其面部清洁干净之前就大吸了一口气的话，他们很可能会吸入排泄物或者“分娩残留物”，从而导致肺部发生感染，即感染吸入性肺炎。但是如果婴儿在水中分娩，就不会面临这种风险——在被抱出水面之前，他们不会从胎儿血液循环切换到正常血液循环，因而不会有吸入水的风险，并且在婴儿离开水面、进行第一次呼吸之前，接生人员也有足够的时间在水下对他们的面部进行清洗。
这项研究还揭示了水中分娩的许多其他好处。对于第一次在水中分娩的母亲来说，她们分娩的第一产程时间要短得多。无论是帮助产妇放松紧张的神经还是疲惫的肌肉，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影响，水都明显加速了分娩过程。产妇在水中分娩可以大大减少外阴创伤，避免被实施会阴切开术——一种在分娩过程中为了扩大产妇阴道开口以防止由于会阴撕裂造成的并发症而进行的外科切开术，目前在很多医疗机构已经成为一种常规的妇产科手术。大多数情况下，会阴切开术都没有必要进行——水就可以帮助扩大产妇的阴道开口。［15］
也许最值得注意的应该是，绝大多数在水中分娩的产妇都不需要使用止痛药。只有5%的产妇在开始进行水里分娩时要求进行硬膜外麻醉；相比之下，在通过常规方式进行分娩的产妇中，有66%的产妇会要求这么做。
人类新生儿在水中的行为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撩拨人心的启示，那就是水猿假说是站得住脚的。早在1939年，一位名叫默特尔·麦格劳（Myrtle McGraw）的儿童发展研究人员就记录了新生儿在水中的这些惊人的能力——非常年幼的婴儿不仅能够条件反射式地屏住呼吸，而且还能够进行有节奏的运动，推动他们在水中顺利前行。麦格劳博士发现，这种“亲水”的行为是本能的，而且直到婴儿大约4个月大时，这种水中的协调运动才会变得不那么有组织性。［16］
对于那些生活在炎热干旱的非洲稀疏大草原上、已经进化成型的动物来说，原始的游泳能力将是一种非常令人惊讶的本能，特别是当这种动物出生时相对无助，除了进食、睡觉和呼吸，几乎没有其他本能行为的时候。
对了，还有哭泣。怎么能忘记哭泣的本能呢？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一定不会忘记。
给你的宝宝几年时间，他或她就会用哭泣做交易，哭着喊着问你“为什么”：我为什么要上床睡觉？你为什么要去上班？为什么我不能在早餐时吃甜点？为什么我的肚子会痛？为什么……
你告诉你的小宝贝，不懂的问题要随时提出来。这就是这本书的全部内容。问题主要有两大类，每一类需要重复许多次。
第一类问题是：“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多的欧洲人会遗传一种将铁沉积在器官中的遗传病？
为什么绝大多数患有1型糖尿病的人都来自北欧？
为什么疟疾想让我们卧病在床，而普通的感冒却要让我们继续工作？
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似乎没什么用处的DNA？
第二类问题当然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基于血色素沉积症能够保护人们免受瘟疫侵袭的观点，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基于糖尿病可能是人类在最后一次冰期中的适应机制的观点，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疟疾让我们卧床不起，感冒让我们四处走动，都是为了让我们帮助它们传播病原体，理解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拥有的所有遗传密码可能都来源于病毒，并且我们的基因有时会在基因组中跳跃，这又代表什么呢？
唉，我们能够做的还不是太多。
只不过是通过限制细菌对铁元素的利用以找到对抗感染的新方法，并为那些体内缺乏铁元素的人提供更好的治疗，因为在传染性很强的环境中，体内缺铁实际上是对感染的一种天然防御。
只不过是通过引导我们对动物，比如利用高血糖应对寒冷气候并成功存活下来的林蛙进行研究和探索，以开辟令人兴奋的新的研究途径。
只不过是引导我们寻找将传染性病原体的进化从有害转向无害的方法，而不是发动一场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取胜的抗生素战争。
只不过是……谁知道呢？
如果我们不问，我们就永远找不到答案。
【注释】
[1]金考快印，现名联邦快递金考，是一家以印务为主要业务的全球连锁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译者注
[2]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16世纪西班牙著名的探险家。——译者注** 青春之泉，西班牙语为La Florida，传说位于西印度群岛和佛罗里达，饮此泉水可祛除疾病和返老还童。美国影片《加勒比海盗4》的故事就是围绕此背景展开的。——译者注
[3]* 胡安·庞塞·德莱昂（Juan Ponce de León），16世纪西班牙著名的探险家。——译者注** 青春之泉，西班牙语为La Florida，传说位于西印度群岛和佛罗里达，饮此泉水可祛除疾病和返老还童。美国影片《加勒比海盗4》的故事就是围绕此背景展开的。——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