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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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先生走了。一个没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荣衔，仅“官”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的普通学者，其追悼会规格之高过去似乎尚无先例。人们赞扬他在哲学理论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文化研究三个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主要还是把他看作一位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专家。因为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出版的第一部著作都是关于中国哲学的，终其一生也没有离开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连任三届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是这个学科领域里的学术泰斗；“国学大师”之类称号也是与这个学科相关联的。亲属、朋友、学生们对他“刚毅木讷近仁”“至诚无息”和“直道而行”的道德人格感怀尤深，一致的看法是：如果没有20年的坎坷，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决不止这些。

张岱年先生生于1909年5月，卒于2004年4月，享年95岁。他是一位跨世纪的哲学家，但其学术生命主要是在20世纪度过的。张先生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占有什么地位，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我们探讨的重点将不放在他终生从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上，也不放在他晚年极负盛名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上，而是放在他早年的哲学创作活动上。在本文作者看来，张岱年先生在40岁以前已确立了他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大家的地位，而且直到世纪末，以至新世纪初，其所倡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仍然指示着当今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