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论对传统文化体用观的继承和偏离
张岱年先生在《试谈文化的体用问题》一文中，对洋务派如何接续传统文化体用观而加以运用，曾经有清楚的说明。他说：“清末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际意义是，以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为体，以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为用。这里所谓‘体’指原理原则，所谓‘用’指原则的应用。这个意义的‘体用’观念源于宋代教育家胡瑗。胡瑗提倡‘明体达用之学’，以为‘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见《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洋务派所谓‘体’也就是胡瑗所谓‘体’。每一文化系统都有其指导原则，有其具体设施。就文化系统中，分别体用，这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21]
人们通常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讲的“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为清末“中体西用”论之典型表述，因为他把这种体用观“以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的实质讲得最清楚。其实，在19世纪下半叶，包括早期改良派、洋务派、维新派在内的许多重要代表人物，都有“中体西用”的思想和言论，诸如：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22]
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23]
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24]
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事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25](https://www.daowen.com)
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26]
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可变者，富强之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27]
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28]
在19世纪下半叶，中体西用的思想和言论广为流行，“张之洞最乐道之，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语），情况确实如此。这种思想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也不可忽视。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就继承了晚清的中体西用论，比如贺麟先生说：“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体西用”命题。熊十力先生说“中学以发明心地为一大事，西学唯是量智的发展，如使两方互相了解，而以涵养性智为天下之大本，则量智皆成性智之妙用”（《新唯识论》），即以性智为体，量智为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以上这些说法都继承了传统文化体用观“以不变的精神指导原则为体，以原则的具体运用为用”“以形而上之道为体，以形而下之器为用”的基本涵义，主张“道本器末”“道体器用”，认为“器”是为“道”服务的。这是讲清末以来的“中体西用”论对传统文化体用观的继承，这是很明显的实质性的继承。但是，它还有另一面，就是对传统文化体用观又有所偏离。这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体用观是在一种文化的内部区分体用、内外之学，而“中体西用”论者虽然继承了以体用区分“经义”与“治事”、内在的精神原则与外在的应事方术的观点，但他们却是在两种文化（“中学”与“西学”）之间来讲体用关系，主张“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这显然违背了传统文化体用观体用、内外之学统一的精神。正如严复所指出的：在“中体西用”的公式中，似乎是中学有体而无用，西学则有用而无体，而事实上“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其体用、内外之学都是统一的。“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而我们中国人是“遗其体而求其用”，“不揣其本而末是求”，这样学西方当然是学不好的。所以严复批评“中体西用”论就像“牛体马用”一样不通和可笑（《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应该说，严复的批评是击中了“中体西用”论之折中主义与形而上学要害的，有很强的逻辑力量。但是严复并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有效地解决“融中西之学”这个时代课题，所以，“中体西用”在当时仍不失为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