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儒反马是大陆新儒学的本质特征

儒学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永远地终结了它的这种历史地位。在今天要求“复兴儒学”，就是希望重新恢复儒学在历史上的“独尊”地位、正统思想地位，这就必然要同今天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因此，这实质上是一场争夺文化领导权、争夺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斗争。对于这一点，大陆新儒家是有高度自觉的，不但直言不讳，而且是主动挑起这场斗争。蒋庆在1989年发表的《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中就清楚地意识到：“儒学的根本原则与大陆的国家意识形态相冲突，复兴儒学必然要同马列主义发生正面对抗。”他是自觉地、主动地来挑起这场意识形态“冲突”和“对抗”的。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主张：“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恢复其在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

2005年，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蒋庆更加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儒学（教）要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当今中国的“王官学”地位、“宪法原则”地位的政治主张。他说：要“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恢复儒教古代‘王官学’的地位，把儒教的义理价值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有的人在评论这种思潮时说得很含蓄、很客气，说“大陆新儒家有觊觎意识形态的企图”，其实何止是“觊觎”，明明是摆出了一副与当今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势不两立，要与它争夺“王官学”地位、“宪法原则”地位、“立国之本”地位的架势，用蒋庆的话来说就是“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2]。这就是他们的“儒马不两立”论。

康晓光在《我为什么主张“儒化”》的演讲中，也明确提出了“用孔孟之道来替代马列主义”，要“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的主张。(https://www.daowen.com)

陈明还提出了“鹊巢鸠占”说^[3]，意思是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个位子，本来应该是儒学的，现在被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文化占领了，所以他们极力要恢复儒学在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

在崇儒反马这一点上，大陆新儒家的新起代表人物余樟法表现得更加激进，更加富有攻击性。他的网名叫“东海一枭”，自称“铁杆反马列派”。他说，“东海十年来有大量文章议论时政、‘问诸当路’，曾经以中国第一亡命徒自许，准备把自己给‘豁出去’；其次，思想文化责任则由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去负，为此，东海也有不少文章剑指‘马家’”，就是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马家进入和影响中国一个多世纪，高居‘宪位’大半纪”，是造成今天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万变不离其宗，还不是要抱住马列僵尸和特权主义不放。”“只要‘马家’‘在宪’，其流弊就未有穷期。”这些言论都充满了火药味。他公开表示“反对马克思主义现有的意识形态地位”，要求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是，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有一定的现实存在基础，包括有相当的群众基础，所以他提出也可以“争取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的辅统之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儒主马辅’也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现实选择”。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在儒马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斗争，主要就是主导意识形态地位之争，是“儒主马辅”还是“马主儒辅”之争。余樟法的立场很明确，最多只能接受“儒主马辅”的格局，实际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连当“辅统”的资格都没有，让马克思主义当“辅统”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个人讲得很坦率，他说自己的工作就是要“不断强化‘去马克思主义化’的力度”，鼓动中共“去马归儒”，“总之，东海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儒化中共、儒化中国”。他的这个目标，他所提出的“儒化中共、儒化中国”的口号，与康晓光如出一口，一模一样。因为这个人崇儒反马立场的坚定性，发言肆无忌惮，攻击性强，所以在大陆新儒家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这个队伍中也需要有这样的“炮筒子”。

指出崇儒反马、“以儒代马”是大陆新儒学的本质特征，这一点非常重要。首先它符合基本的事实，也符合思想的逻辑。其次，在情况非常复杂的“国学热”“儒学热”中，我们需要厘清一些基本的思想界限。指出崇儒反马是大陆新儒学的本质特征，那么，一些崇儒而不反马，至少是不公开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研究者、儒学信从者，就不能把他们归到“大陆新儒学（家）”的阵营中去。在今天中国，自觉地持崇儒反马、“以儒代马”立场的是极少数人，他们虽然很会造声势，希望拉拢或影响更多的人，但是中国儒学研究的主流学界，不是明确表示不赞成他们的观点，就是谨慎地与他们保持着距离，不愿意处在与主流意识形态公开对抗的地位。连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也不赞成蒋庆的观点，他作为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的院长，承担的一个研究课题就是儒学如何与马克思主义对话，而不是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