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儒学是一股复古更化、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思潮
前面讲到，大陆新儒家是通过港台新儒学的接引、“反哺”而走上“复兴儒学”道路的，但是他们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发展新儒学，碰到的政治思想环境与港台新儒家又很不一样。在他们看来，港台新儒家可以在那里隔靴搔痒地讲心性儒学、讲“内圣之学”；而我们在大陆就不能不直接面对今天中国的政治现实，不能不讲“外王学”和政治儒学。所以蒋庆对牟宗三等人也有所批判，他把重点放在了发展政治儒学上。他的政治儒学所接引的传统儒学资源主要是公羊学，而不是思孟学派和宋明儒家的心性学说。
大陆新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反对民主政治，既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蒋庆认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西方历史文化的产物，港台新儒家讲“内圣开出新外王”，把西方的科学、民主当作“新外王”的主要内容，当作追求的目标，这就是“变相西化”，是使儒学沦为“西学附庸”。他认为现代儒学开出的“新外王”事业，不应该也不必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而应该是以儒家义理为基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礼法制度，应该开出儒家式的“外王大业”。他还批评民主政治有极端世俗化、人欲化、平庸化、无道德、无理想等缺点。
康晓光批判民主政治的态度更加激进。他明确说，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而应该选择“儒化”。他说民主现在已经变成一种“迷信”，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而它的一些基本价值和逻辑前提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在他看来，自由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样，都是“乌托邦”。
大陆新儒家反对民主政治，他们提出了什么取代民主制度的“儒化”政治方案呢？蒋庆提出要用“王道政治”来改造、超越民主政治，为此他还提出了“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理论，要用他设计的“三院制”来取代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康晓光也提出了他的“仁政”理论，实际上是要推销他的“儒士共同体专政”。
蒋庆的所谓“三院制”，就是主张设立“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按照他的设计，“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的大儒担任，终身任职，本人可以不到位，委派代表主持院事，它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代表“天意”。“庶民院”由普选和功能团体选举产生，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民心”）。“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则由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社会贤达以及各宗教界人士担任，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天意”“民心”“历史文化合法性”，这就是所谓“三重合法性”。有人指出，蒋庆的三院制实际上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与东方的贵族世袭制、宗法制之混合体（吴光）。很明显，这个制度设计的特点就是格外突出了儒士、儒生在政治运作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既代表“天意”（神圣天道），又代表历史文化合法性，这正是体现了“儒士共同体专政”的特点。
康晓光倒没有作出这样具体的制度设计，而是力图在理论上论证“儒士共同体专政”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他说：“在仁政里，由谁来执掌政权呢？儒家主张贤人治国。那么，谁是贤人呢？贤与不贤的标准是什么呢？贤人就是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的人。贤与不贤的标准就是是否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这是因为，仁政是最好的政治，而儒士是实践仁政的人。说白了，仁政就是儒士共同体专政。”他并不讳言“仁政”属于权威主义的范畴，也是一种“专政”。什么人专什么人的政呢？他认为是贤人专不贤之人的政，有贤德的仁者、“儒士”专“儒士共同体之外的人”的政。他说：“在现实中，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和人之间有贤与不贤之分。儒家认为，大德应该统治小德，大贤应该统治小贤。也就是说，只有贤人才配有统治权。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仁德的贤者，所以统治者只能由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需全体国民选举。”“尽管儒家主张儒士共同体之外的人没有统治的权利，但他们有获得良好统治的权利。”就是说，在这样的所谓“仁政”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天然不平等的，“儒士”、贤人有“天赋治权”，而在儒士共同体之外的多数人，就只有“获得良好统治的权利”。他居然把老百姓“被统治”“获得良好统治”也说成是一种“权利”。这种露骨的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理论，在现代社会已很罕见。(https://www.daowen.com)
蒋庆明确说他设计的“王道”政治方案是一条“儒化”当代中国政治秩序的“复古更化”路线。“复古更化”这个概念来自董仲舒。他要汉武帝改变秦朝的政制以恢复“三代之治”，就是所谓“复古更化”。康晓光则明确说他的“儒化”论是一种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道路的保守主义理论。他们都不否认这条政治路线的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性质。
关于大陆新儒家的政治思想，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就是在近年来的“宪政民主”思潮中，有些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也大讲所谓“儒家宪政主义”。儒家政治思想本质上是为王权主义、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作论证、作辩护的，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扯不上什么关系。宪政的核心是分权制约和坚持民主、法治。中国古代历来是“人治”，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统一的。董仲舒忠心耿耿地为汉武帝出谋划策，但是汉武帝一句话就可以把他送进大牢，差点掉了脑袋。这哪里有一点“宪政民主”的影子呢？在古代文献中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词句，然后加以主观解释和比附，主要是与西方宪政民主相比附，这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
蒋庆批评港台新儒家的“内圣开出新外王”，是以西方的民主作为追求目标，是“变相西化”。现在他们自己又把西方的宪政民主嫁接到中国古代儒家的身上，这是不是“变相西化”，把儒学变成西学的“附庸”呢？
大陆新儒家是反对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而实际上他们与西方自由主义又有不解之缘。我们可以把“儒家宪政主义”看作是大陆新儒家试图与西方自由主义结合、合流的一种表现。
当然，两千多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在治国理政中也有一些好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比如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等等，但是不能将其都归结为所谓“儒家宪政主义”，乱贴标签、以名乱实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