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儒家的“文化民族主义”

大陆新儒家的文化主张集中体现在他们提出的“文化民族主义”这个概念中。

蒋庆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亡文化的历史。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在走一条西化的路，“文化歧出”的路，“以夷变夏”的路。他说：“新民主主义同三民主义一样，不是中国文化的‘体’而是经俄国转手过来的西方文化的‘体’，至于‘用’也自然是西方文化的‘用’，这样‘体’和‘用’都是西方的了。”又说：“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学西方进行改革，所谓‘开放’就是向西方开放，所以改革开放仍然是沿着一百多年来文化歧出的路在走，中国文化仍然处在‘以夷变夏’的过程中。”蒋庆的结论是：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国”保了，“种”保了，但是“教”亡了，文化亡了。他认为要克服百年来的“文化歧出”，解决亡教、亡文化的危机，就必须复兴儒学，重建儒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

康晓光2002年写了《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一文。他说文化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民族文化复兴就是儒学（教）复兴，所以文化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复兴儒学（教）的意识形态。他提出文化民族主义必须完成的三大任务：整理国故、社会动员、制度化。为了实现这三大任务，他又提出了四项必要措施，其中第一项就是“儒学教育要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小学、中学应该设置儒学基础课程。在高等院校中，与公共管理有关的专业应该设置儒家经典课程。各级党校应该设置儒家经典课程。国家公务员考试应该增加儒学科目”。第二项措施是要求“立儒教为国教”。国家要支持儒教，通过立法保护儒教，给儒教组织税收优惠，向儒教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甚至要求国家直接给儒教提供财政支持。他没有蒋庆讲得那么具体，实际上蒋庆关于重建儒教的具体构想，是直接受到康晓光的启发，康的《文化民族主义论纲》写于2002年，蒋重建儒教的具体构想写于2005年。

在构想中，蒋庆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新的科举制度和经典教育制度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有：①“国家成立各级政治考试中心，有志者必须通过《四书》《五经》的考试才能获得做官资格”；②“用儒教的经典取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过时的意识形态经典，使其作为各级党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③“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小学中学‘读经科’，将《四书》《五经》教育作为基础课与语、数、英同列；大学则恢复‘经学科’，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蒋庆直截了当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过时的意识形态”，主张各级党校要用儒家经典教育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这可以说是大陆新儒家“儒化共产党”“和平演变共产党”的一手“高招”。(https://www.daowen.com)

蒋庆不仅做了上述制度设计，而且还有具体行动。2004年4月、5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蒋庆为小学6个年级12个学期编的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12册，并且曾被中国教育学会等单位推荐为全国实验用书。后来教育部领导同志及时发现这套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有严重问题，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也不适合于我们的小学教育，所以才没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重建儒教”“立儒教为国教”是大陆新儒家推行“文化民族主义”“儒化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也可以说是其关键环节。康晓光最早提出“立儒教为国教”的主张，后来蒋庆、陈明等人也起而响应，一时“复兴儒教”“重建儒教”的呼声很高。2005年在广东从化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讨论会”，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就是在那个会上的发言。这次会议引发了一场有各派学者参加的儒教大讨论。在这场儒教讨论中，陈明于2007年提出了“公民宗教”说，它的特点是把儒教的宗教形式结构（神祇、经典、教士系统、祭祀活动等等）问题先搁置起来，强调着重发挥它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终极关怀）、道德教化等宗教性的功能，着眼点在影响社会人心，而不是与政治体制直接结合，建立“政教合一”国家。也就是说，在儒教问题上，大陆新儒家内部看法也不完全一致。2005年社科院宗教所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开始是陈明当秘书长，他调到首都师大后，这个研究中心就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了。

去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儒生文丛”第一辑中，有一本《儒教重建——主张与回应》，收集了有关这个问题讨论的主要文章，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