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陆新儒学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格局中的地位和它的可能前景，我们可作如下的分析与预测。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近平同志近来一再讲我们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是“犯颠覆性的错误”。
大家都知道，“封闭僵化的老路”是指反对改革开放、要求回到前30年，甚至为“文革”翻案的“极左”路线，这是干扰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条错误路线。什么是“改旗易帜的邪路”呢？新自由主义和西化派代表国际资本主义的利益，要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企图“西化”“分化”中国，这是一条改旗易帜的邪路。大陆新儒家在政治上要求“复古更化”，提出了种种“儒化中国”的政治方案，比如要用“三院制”取代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用“儒士共同体专政”取代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在经济上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恢复私有制度，在思想上要求“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这也是一条改旗易帜的邪路，也是一种颜色革命。
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的胜利不容易，中国有今天的国家独立、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十多亿人民基本得到温饱的现实情况也很不容易。所以，“西化”“分化”之路和“复古儒化”之路对中国人民来说都不是福音，而是灾难。老百姓不一定能讲出多少道理来，但是他们有亲身感受，有这种直觉。所以，我们党提出“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是既不走“西化”之路，也不走“儒化”之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的，也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
用历史的眼光，应该怎样评价大陆新儒学呢？我们认为，大陆新儒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学派，它在中国21世纪思想史上将会占有一席之地，我想他们的这个愿望是可以达到的。但是由于这一派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抗，二是走“复古更化”之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三是站在少数“精英”的立场，维护少数人统治、教化多数人的社会制度，蔑视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没有群众基础。这些局限性决定它绝对成不了大气候，根本不可能实现通过和平演变“儒化中共”“儒化中国”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立儒教为国教”、把中国变成一个“政教合一”国家的目标。不仅蒋庆设计的上行路线（“立儒教为国教”）行不通，就是他讲的下行路线，要求国家将大量土地和实物无偿馈赠给“中国儒教协会”，还要给它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包括儒学出版物、广告和音像制品都要给儒教交税，由国家代收，然后乖乖地打到他们小金库的账号上去。这些要求都太没谱了，根本不可能由全国人大专门立法，做出这样一些格外优惠儒教的政策规定。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什么“儒教”，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中也不包括“儒教”，儒学是不是宗教还有很大争议，你到哪里去找什么“中国儒教协会”呢？这个莫须有的“中国儒教协会”，连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的地位和待遇都没有，就伸手向国家要这个特权、那个特权，不是叫人觉得很可笑吗？康晓光说民主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乌托邦”。实际上，他们提出这些毫无现实可能性的“复古更化”方案，为莫须有的“中国儒教协会”争地位、争特权，才真正是空想，是乌托邦。
由于大陆新儒家提出的一套“复古更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空想的成分太大，根本没有现实可能性，因此它对中国的现实政治影响也很小，主流学界并不重视它，当局也不重视它，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最近习近平同志发表了要重视意识形态斗争的“8·19”讲话，中央报刊也发表了许多文章，主要是批评普世价值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宪政民主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矛头主要是针对自由主义，而没有提到大陆新儒学。大陆新儒学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那么鲜明，摆出一付“儒马不两立”的姿态，进攻性很强，而主流意识形态却没有把它太当一回事。因为它“崇儒反马”“复古更化”的错误立场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没有多少人跟着跑。少数人在那里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并不影响大局。在主流意识形态看来，真正的心腹之患还是自由主义，因为它同国际资本主义“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是完全一致的，是互相配合的。有苏联的前车之鉴，对自由主义的危害性有所警惕当然是正确的。
从发展趋势来看，可以肯定，在中国目前非常开放的舆论环境里，大陆新儒家还会继续表达自己的意见，继续制造舆论，也总会有些人欣赏他们“以道抗势”的勇气。一个人有“道义”担当当然很好，但是要看你所持守的这个“道”，是不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到底是“正道”还是“邪道”？我们党已经明确地说，“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所以大多数人对各种“邪路”“邪道”是有警惕的。今天走不通，到中国发展得更好、老百姓满意度更高以后，各种“邪路”“邪道”就更加走不通了。
许多同志都注意到大陆新儒家有一个特点，就是很会造舆论、造声势。他们打出“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号，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好像他们才是中国文化最纯正的代表，并且力图借“国学热”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把提倡发展儒学、弘扬中国文化的功劳都记在自己的账上。
其实对于21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学热”“儒学热”“传统文化热”，多数人都是能够全面正确地看待的。大家都很明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力上升，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能有今天这样重要的地位吗？如果没有党的文化方针的指引和把握方向，“国学热”也不可能得到健康正常发展，出现今天这种全党全民族重视历史文化的氛围。党的许多重要文件，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的多次讲话，都强调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还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许多大学的国学院、儒学院，一些重要的中国文化研究团体，比如国际儒联、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等，还有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都是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成立和召开的。也是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在世界各国建立了几百所孔子学院。今天中国持续发展的“国学热”，应该肯定正面积极效果是主要的，对于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都起了积极正面的作用。同时也应该肯定，主要是党和政府、主流学界和热爱中华文化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国学热”中发挥了正能量，是他们出力最大，坚持正确方向，保证了“国学热”的健康正常发展。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学热”作为一个广泛的社会文化运动，也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情况非常复杂。我们肯定它的正面积极效应是主要的，同时不能忽视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消极负面的现象。一是文化保守主义有一定程度的抬头，不能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古”和“今”的关系，特别是它的右翼，企图把“国学热”引导到“崇儒反马”“复古更化”“改旗易帜”的错误方向；二是有些人以弘扬“国学”为名，大搞封建迷信，出现了某些党政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的现象；三是把“国学”当作赚钱谋利的工具，比如有些高校办的高价老板班，通过媒体宣传社会影响很不好。这些都是“国学热”中出现的消极负面现象，发挥的是负能量，起的是反作用。(https://www.daowen.com)
我们把大陆新儒学定位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右翼，是因为并非所有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人都崇儒反马，都企图用儒学来同马克思主义争夺主导意识形态地位。有的学者认同儒学，推崇儒家，甚至自称现代儒家，但是他们崇儒并不反马。还有一些推崇儒家的学者，不但不反马，而且认为在今天，儒学可以而且应该与马克思主义交流对话，儒马可以结合，“合则两利，离则两伤”。所以在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实际上是有左、中、右之分的。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前年（2011）年初发生了一场天安门孔子像之争。元旦之后不久，在国博北广场竖立起一座9.5米高的孔子像（象征“九五之尊”），引起舆论哗然。据说网上反对的声音占70%以上，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出来挺孔像。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十三学者的联合声明，他们认为“立孔子像之举，符合国人心愿，适应时代潮流”，“有关部门如果急于介入正常的文化讨论，甚至被少数人的极端言论所绑架，而试图将其拆除，则将在世界上产生极为不良的后果和影响”。声明发表不久，孔子像就挪到国博院内的“中华名人雕塑园”去了。这叫十三学者非常被动，在网上受到不少奚落。客观地说，这些学者虽然有尊孔崇儒的倾向，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态不一样，但是他们并不反对主流意识形态，联合声明中明确地说：“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三者有机地结合。这三者的位置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形成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应该说这种观点很不错嘛！但是却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之右翼的强烈不满。在大陆新儒家看来，他们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就是丧失了儒家立场，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余樟法又写文章把十三学者骂了一通，说他们是“认邪作正，认夷作华，是思想倒退、品性堕落”。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同样有尊孔崇儒的倾向，但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又有明显分歧，文化保守主义之中、左翼与右翼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国内有的学者非常欣赏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再版前言”中所说的：“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样一种三结合、“三流合一”是可以存在的，也是最合理的。大陆新儒家显然不能接受这种保守主义可以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儒马不两立”，与国内赞赏丹尼尔·贝尔观点的学者也有明显的思想分歧。
中国自“五四”以来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思想格局，这个基本格局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不过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了，突出地表现为三大思潮内部都有左、中、右的分化。不但文化保守主义有左、中、右之分，自由主义也有明显分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的左翼与右翼之争，或者说是“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之争。当然，“新左派”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成分比较复杂，不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主要成分是自由主义的左翼。中国原来的马克思主义队伍，经过改革开放也有明显的思想分化，“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指向过“左”的、不能与时俱进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派，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是右翼马克思主义举起的一面旗帜，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来说，它实际上也是要“改旗易帜”。三大思潮都有左、中、右的思想分野，其中的各派又错综复杂地交织、纠结在一起，互相批评也有各种形式的暂时联合、结盟，都希望能壮大自己力量，影响中国的未来走向。这就是今天中国思想界的现实情况。
这堂课的任务只是对其中的一派大陆新儒学（家），即文化保守主义的右翼作点介绍和评述。主要是介绍一些情况，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评论做得很不够。有些问题还没有涉及，比如大陆新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与历史虚无主义的关系，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的关系，大陆新儒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特点，等等，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两句话讲不清楚的，需要作专门研究。给我的时间有限，这堂课先讲到这里。
【注释】
[1]本文是作者2013年10月3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堂上的讲课记录整理稿。原载张世保、谢青松编：《大陆新儒学评论·2017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1页。
[2]2006年6月20日《蒋庆等人谈当下儒学发展路线》。
[3]见《天热，来点轻松的》一文的跟帖，儒学联合论坛网站，2008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