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支援意识作用[1]
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建设必须正确解决中、西、马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中、西、马三“学”（三种文化资源、三大知识体系）的关系，也是“五四”后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之争的关键问题。2006年，我曾提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看法。大家知道，这个看法是接着张申府、张岱年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三流合一”说和张岱年先生80年代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讲的，不过将文化“体用”二元模式变通、发展为“魂、体、用”三元模式而已。张岱年先生说：“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2]他把“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都放在“体”的地位，认为科学技术之“用”是为这两个“体”服务的。我只是把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区分开来，将前者称之为“魂”；并且把他的“中华民族主体论”变成“中国文化主体论”，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三“学”关系问题。“马魂、中体、西用”的文化发展道路和学术范式，符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有没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愿意听学者们评说，更需要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同中、西、马的关系问题有密切关联，但还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儒学”不等于“中学”，它只是“中学”的一部分，但是其中分量很重的一个部分。儒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非常重要的正面作用，我想用“文化土壤”和“支援意识”两个概念来说明。
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两种思想体系在中国相遇，它们之间难免有思想冲突和碰撞，也有不少互相交流、借鉴、融合的成功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党员修养到执政理念，都从传统儒学中批判地吸取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历史经验和思想理念，比如“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思想，“以人为本”和重视民心、民生的思想，等等。学者们对两大思想体系会通之必要性与可能性也作了许多学理上的探讨，比如郭沫若认为马克思“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与孔子“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可谓“不谋而合”；张申府和李约瑟都提出了辩证唯物论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观点，认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天然的亲和力；窦宗仪则主要分析比较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上的一些相似和相通之处，在他看来，“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中间的一致远远超过了儒家和基督教之间的一致”。早期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都试图为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在中国落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他们主要是从儒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文化土壤这个角度来讲二者之相容相通的。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需要与中国国情更加紧密地相结合，因而更加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力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中。新时期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关注，除了学理上的相容相通之外，已把重点转向二者如何在现实的层面上相资互益、互动互补，“合则两利、离则两伤”。这个转向的前提是深刻总结“文革”的教训，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科学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一分为二看儒学，其为封建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服务的意识形态功能显然已不适合于今天，而对于其中能够“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那些思想内容，特别是其中主张入世、崇尚道德、追求社会和谐、重视经世济民的人文精神取向，则应视为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让它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继续保持生命活力，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支援意识，继续发挥正面建设性的作用。比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儒学就从共同社会理想、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荣辱观等方面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支援意识，有力地发挥了古为今用的积极作用。
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正常学术研究和讨论，受到了一股崇儒反马思潮的严重干扰。大陆新儒家坚持“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則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的绝对化立场，公开主张“复古更化”、改旗易帜，要用儒学、儒教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王官学地位”“宪法地位”“国教地位”，要求改变所谓“鹊巢鸠占”的现状。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成为当今中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问题之一。面对着这场争夺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斗争，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用“淡化意识形态”的方法去应对，而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不仅是个人的理论立场问题，作为公民，遵守宪法是底线；作为中共党员，更要服从党章，守土有责。(https://www.daowen.com)
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定位为“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一是为了正面回应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尖锐挑战，二是为了说明儒学中的某些思想内容在今天仍能发挥支援意识的积极作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关于“一元主导”与“多元兼容”的关系，张岱年先生曾将其表述为“主导思想”与“支流思想”的关系[3]。我以为用“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两个概念，更能体现“兼和”的精神，更有利于发挥支援意识的正面建设性作用。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二者对立互动、相克相生，相资互益、共进共荣。当然二者的情况还是不同的，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一个是作为文化土壤不断提供滋养；一个是主导意识的坚挺，主流文化的繁荣，社会主义主旋律的高扬，一个是作为古为今用的支援意识重新受到重视，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唱出与社会主义时代相协调的和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精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深度融合，是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觉和自信的表现。
上面着重讲到儒学作为“文化土壤”和“支援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即发挥正能量的方面，而没有提到其负能量和反作用，比如抵制和阻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使之变形、失去其本真面目等。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警示也不应该忘记，清醒地认识到“求同存异”是有条件的，讲交流、会通、融合必须以扬精弃糟为前提。习近平同志最近讲“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就是明确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也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课题提供了指南。
【注释】
[1]本文是作者2013年11月28日在北京大学“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课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原载谢青松编：《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113页。
[2]《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29页。
[3]《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4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