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青年张岱年与当时的大多数学院派哲学家为什么理论立场差异那么大呢？这是由于他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已经明确坚定地接受了“当代最伟大的哲学”辩证唯物论，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基础，深信它的真理性。张申府先生的影响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主要是他通过学习思考后的自主选择。张岱年在北师大上学期间（1928—1933年），很少去听课，大部分时间用来自学，那时他就读过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著作，并且广泛阅读古今中外哲学名著。经过比较，特别是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突创进化论以及超人哲学等作了比较，他认为辩证唯物论既博大精深又符合实际，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最有价值的哲学、最可信持的哲学，真诚地接受了辩证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的理论立场和基本观点。这种理论立场与他一直倾向于肯定客观世界实在性的观点亦深为契合。他虽然不相信将来的哲学可以定于一尊，但认为将来的哲学必有一个重心或者中心，他确信这个重心或中心就是辩证唯物论。30年代他写了《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等文章，系统介绍这种新哲学的基本观点。
青年张岱年在哲学年会上与大多数学院派哲学家理论立场不同，评论者张聿飞实际上肯定他在旧哲学阵营中是“一枝独秀”。应该说，张先生的新唯物论思想，在本质上是属于新哲学阵营的。但是当时的新哲学阵营，情况也相当复杂。在一些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看来，以张申府、张岱年为代表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并不是正宗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一种书斋里的哲学，无益于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看不上这种哲学并且对它采取排斥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二张主张中、西、马“三流合一”，特别是主张吸收罗素一派的逻辑分析方法，不仅有折中主义之嫌，甚至被批评为向唯心主义妥协。比如陈伯达在《致张申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中，就不赞成把辩证唯物论与罗素的实在论、逻辑经验论相提并论，他批评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折中主义的企图，而且实际上不过是唯心主义的翻版而已”[3]。《读书生活》1935年第2卷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答金放然君并求教于张季同先生》的文章，作者署名“艾思奇”，但从张岱年的回应文章《关于文化与哲学》[4]来看，他是答复柳湜的，这篇文章也收入了柳湜的《如何生活》小册子中，而没有收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的《艾思奇全书》中，可见它的实际作者可能不是艾思奇，而是柳湜。这篇文章批评张岱年（季同）夸大了中国的特殊性而忽视了新唯物论哲学的一般性，他说你讲新哲学是“唯物的、对理的”是对的，“但为什么要加上理想的呢？这不是反把视线扰乱了么？”他批评张岱年“明明是在半空中说话，没有实践的基础”，实际上是把哲学变成了“会客室内的谈玄”。张岱年的回应也不含糊，指出这种批评完全是误解，是“完全不看实际情形只凭主观臆断的错误批评”，只不过是柳君“头脑中的产物”而已。
在新哲学阵营中有认识分歧是正常的，我们应该从这些分歧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这里面的关键问题，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https://www.daowen.com)
张岱年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一种既不“盲信”也不“盲诽”的科学理性态度。在他看来，“对于任何学说，任何理论，任何见解，都不应盲信，更不应盲诽。要客观地细察其内容到底是些什么，然后再客观地加以估价”[5]。批评的精神和客观的态度对于学者来说是最重要的，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这样。他说，只要有求真理之诚心，必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确有胜过其他各派学说的地方；同时，现代其他各派哲学也不是一派胡言，皆无所见，就是古代哲学，无论西洋的和中国的，也不能完全排弃。他主张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同时吸纳、综合中国哲学的理想主义和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以建立一种适合现在中国需要的新综合哲学。为什么把新唯物论哲学现成地拿过来还不行呢？因为在他看来，“新唯物论虽颇注重理想，而对于理想之研讨，实不为充分；而其注重（逻辑）分析，不充分乃更甚”[6]。也就是说，新唯物论哲学也有不足之处，需要补充、发展和完善，中国哲学中的理想主义和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正好可以作为其不足或不充分之补充。
在30年代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但在当时能像张岱年先生这样用科学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它的人还是不多的。张先生曾具体分析说：今人对于新唯物论的态度，可分三种：一是墨守的态度，二是盲目反对的态度，三是修正的态度。他对这三种态度都不赞成，明确提出：“我的态度是发挥扩充：对于已有之理论应更加阐发，而以前未及讨论之问题，应补充讨论之。”[7]这就是一种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在谈到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他特别强调要善于学习、吸收现代各派哲学中有价值的合理内容，反对那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态度。他注意到，当时一些讲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采取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态度，“凡宗师所已言，概不容批评，宗师所未言及者，不可有所创说”[8]，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没有任何不足之处，不需要补充、发展和完善的绝对真理；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说，不论是中国古代哲学，还是西方近现代哲学，则不问内容，不加分别，一概藐视，一概排斥，这样就堵塞了吸收各派哲学之长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当时他还是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人，但对思想舆论环境中的这种不正常现象已深有感触，所以明知人微言轻也要负责任地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
在旧哲学阵营，张先生的新唯物论哲学不受欢迎；在新哲学阵营，他也受到正统派的误解。另外还受到托派叶青等人的攻击。但是青年张岱年有自己的哲学主见，有充分的理论自信，所以不受这些批评影响，而是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说，他不但有追求真理之热诚，而且有坚持真理的勇气。青年张岱年非常难得地表现出了一个战斗的唯物论者的姿态，这可能并非他之所愿，但是为了坚持真理，他不得不回应各种挑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科学真理，它是否符合实际、最可信取、最有价值的问题上，他同一切有意诽谤和“盲诽”马克思主义的唯心论者、托派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新唯物论哲学是否有不足之处，要不要用批评的精神和分析的态度来对待它，要不要用其他各派哲学之优长来补充、发展、完善它，以及在是否承认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一无所见，不能完全排斥，而应“且扬举且抛弃，且擢拔且摈除，且吸纳且扫荡”[9]的问题上，他同新哲学阵营内部的一些“盲信”和“墨守”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有明显的认识分歧，不得不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作斗争。这说明青年张岱年并不是一个只知闭门读书思辨、不关心现实思想斗争的人。